书洛阳名园记后（李格非）二
早期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个企业家，曾经给下属下达一个指令：不允许工作时间以张姐、李哥相称呼，只叫他们工作职位。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定性为黑社会团伙，整个公司迸发出来的工作斗志已经叫人不可小觑。如果给他一段时间发展，我相信他可以洗白到一丝一毫也叫人看不出往日的狰狞！
同样，从北宋一开国，赵匡胤就意识到内部管理机制会面临倾轧和内耗。政治家的警觉是突如其来的，是天马行空的，是未卜先知的，是无法以目前表面形势分析出因果的。
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明令，“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林立，尾大不掉，北宋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文治天下的国策，却没有想到没有钢刀利刃，这些文人的如椽巨笔同样可以销骨击魂，而且更加伤人于无形，腐蚀的更加全面透彻，更加轰轰烈烈。
最可恨的是现状已经血淋淋摆在桌面上了，他们仍然振振有词，各自都充作受害者模样，舞文弄墨，满身是理，大叫撞天屈！
大不了“归园田居”了，于是我的山水更加韵味隽永，身后留下的一地稀屎乱摊子与我何干！
书生误国啊！
北宋时期，文人们终于全方位占领历史舞台，翰墨之香弥漫公堂，大臣的地位达到顶点，他们马上给全天下补上一堂生动淋漓的政治课：杀人不必非要用刀，用笔也一样能杀人！
宽松的政治环境豢养出一大批追逐权力，蝇营狗苟的政治机器，他们一边之乎者也，一边吟风弄月，一边上下奉迎，一边标榜清高。一步一步走向拉帮结伙，结成各自的政治阵营，更叫人咬牙的，他们对此尚不自知，等到幡然醒悟，已经深陷党争，不能自拔。
比较典型的“窝里斗”有：真宗时期的王钦若和寇准之争；仁宗时期的吕希简和范仲淹之争，致使“庆历新政”半途而废；神宗时期长达50多年的“新旧党争”，致使王安石变法起起落落，一会儿拿起一会儿放下，朝廷政令朝令夕改，大臣及民众无所适从。
这样的情况其他朝代也曾上演，比如为期40年的唐末“牛李党争”把大唐推向崩溃；明末党争，“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一同发力，终于把崇祯皇帝逼上梅山上吊。
没有内忧，引不来外患。
据说草原狼一眼就能看出牛群里哪只身体不太好，然后就死盯着它不放，直到它身体不支倒下。
政权由“内卷”而“内耗”，由此衍生了各种官场腐败的温床，社会机制逐渐糜烂，社会矛盾呼之欲出，外来侵略也便祸不单行。与其说外侮入侵导致“靖康之耻”，不如说北宋自己打败了自己！
组织的崩溃一直就是从内部开始，外来干涉充其量只是一个诱因。
一个鸡蛋臭了，坚持到最后的，一定是那层看上去还算完好的外壳。
“新旧党争”一开始还算是政见不同，但仍是从国家出发。发展到最后，无论对错，只要是政敌所说，我就反对！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政见问题了，完全蜕变为个人恩怨。
王安石变法，其主导思想毋庸置疑，表达内容也是切中时弊。但是他实施不行，施行不利。王安石的方向对，只是他选择了螃蟹步，横着爬行，手术创口太大，造成民众愈苦，并且，他所任用的执行者但求听话好用，在社会上口碑实在太差——说白了，他没能把国家的精英力量集中在自己的阵营。
当时所谓敌对派“元祐党”的骨干成员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阵容之强大一望可知。
按照文人的思维，没能成为朋友，就将成为敌人。
赵本山说：“人生不在飞多高，在于安全落地”。你有一身本事，千条妙计，不为我所用，最高的价值只能达到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