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 · 快评
五天四夜，从教30年、52岁的地理老师符新平从杭州一路向南，驱车1398公里，相继穿越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带着无人机走进八所县城中学，拍下视频，随后便在“浙里办”平台留下了近10条举报信息，其主题均为：补课。7月下旬，符新平向各地教育局实名举报，并把图片和视频发到了社交平台上，招来了谩骂与点赞。（钱江晚报8月10日）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符老师的举报，各地教育局的回复，并不是什么“严查违规补课”，甚至有教育局“大方承认”新高三学生确实在补课。如浦江教育局回应称，“新高三学生暑假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休整，迫切需要对第一学期就要进行的高考作复习。暑假里高三学生进行适当时间的复习是学生为理想拼搏的表现，学校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且不收取费用。”还有教育局表示，未发现学校存在补课的情况，并将矛头指向无人机拍摄，“未经允许，用无人机进行偷拍，属于不正当的行为；如果发现涉及违法行为，将会追究相关责任。”
有网友也对符老师举报高中补课感到不理解，认为“双减”只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利用节假日、寒暑假违规补课，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三又面临高考竞争，学校组织学生免费补课，是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这是错误理解“双减”政策。对于高中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补课，我国早就有明文规定。今年初发布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再次明确，严禁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这与补课是否收费无关。
从现实看，我国各地教育部门对高中阶段的补课与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课，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各地教育部门抓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违规补课，大多比较认真，而抓高中阶段学校的违规补课，则显得不那么认真。这是因为中考就是县市范围内考生之间的竞争，对于县市教育局来说，没有中考升学政绩这一压力，也无需和其他县市竞争。而高考则是全省范围内学生的竞争，也是各县市教育之间的竞争，因此，有现实的高考升学政绩压力。如果本县市的学生考不好，不但会被本县市的老百姓指责，也很难通过部门考核，会“脸上无光”。据报道，有县市主要领导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向全县市学生家长致歉，还有县市教育局局长因当年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而被免职。
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治理这一问题，需要分析各地党政领导、教育部门为何会那么看重高考升学率，尤其是清北率（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占比）。究其原因是，在全省范围内，高考成绩是一项显著的可比指标，高考是全省考生的竞争，各地级市、县的高考升学率、名校率如何，也“一目了然”。要扭转地方政府的升学政绩观，除了禁止升学率炒作之外，还必须推进高考社会化改革，让高考与地方利益“脱钩”。
对于如何淡化各县市的高考升学率竞争，曾有建议提出，应把高考录取指标分配到各地级市，各地级市的名额反正就那么多，这样就不会存在地级市之间的高考升学率竞争了。但这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当前，就是对于分省按计划录取，社会舆论都有公平质疑，进一步把高考录取指标分配到各地级市，必然会引发更多争议。
合适的办法，我认为是多年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高考报名社会化。即学生高中毕业后，是否选择参加高考，是学生自己的事；每个考生参加高考，到社区去报名，不再由学校组织报名。换言之，每个学生都是“社会考生”。这就将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学校脱钩、与当地教育部门脱钩。我国也曾有地区试点这一做法，但是，出于学校组织报名方便、做好对学生的考试服务等考虑，现今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报名，均由学校统一组织。另外，我国各地都还有通过抓高考升学率来抓高中教育质量的想法，因此，地方对推进高考报名社会化也不积极。
抓高考升学率的教育发展观，是与教育普及化时代办好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发展观严重背离的。与高考升学率对应的，就是把高等学校分为三六九等，认为“985”高校优于一般本科；本科院校优于高职院校，这不利于高校的平等发展，也不利于拓宽学生的成才选择。构建良好的教育发展生态，就必须扭转升学政绩观，将学生的升学与给学生的教育适度分开，不能以升学为导向办教育，更不能围绕升学组织教学。各级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首要职责，就是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而不是追求当地的高考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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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文系“光明社教育家”原创
作者 |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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