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山，山上独立一座大观亭。
一
汤显祖觉得非常可惜，他心里知道吴撝谦是一个才气甚高、抱负甚远的人。“这样的人被贬，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坏事。”他想写一封信去安慰，可是零星起笔好多次，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写半的信笺落了一地，他决定还是要从南京赶去镇江。
这一年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汤显祖是南京太常寺博士，吴撝谦将从镇江知府贬为两淮运判。
汤和吴可算是至交，15年前的隆庆四年他们同年中举后就相识，他们都是内心清高又不喜结交权贵的人，故而书信不断。
见面的场景是落寞的，两人以文煮酒，以愁注樽，连续数日。后，汤显祖写下《送淮扬分司吴年兄并问谢山子》，青衫拭泪，一个东上，一个西去。
从知府到两淮运判，兜兜转转，吴撝谦好像走了一个轮回，这一次的“走”和当时的“来”一样让人觉得意外。
他的第一个官职是遂安县令，正七品。不同的是，那时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在任内，他约己为民，然后调南工部主事；宰相张居正迎养其母，沿途官员争相巴结，唯独吴撝谦不送礼，张居正赞，升其为南比部郎，出守镇江……
左迁运判来得如此之快，他没有准备，之后越来越消沉，官职始终徘徊在六品上下。
眼见自己的施政方略无地可用，他愈加想念当时的遂安，当时的瀛山书院——
初到遂安任县令时，他刚中进士，意气风发。
据说，当时吴撝谦到任不足一周就先去了瀛山书院（今淳安姜家镇郭村），一行作陪的还有县衙分管教育、税收的官员，盘桓两日方回：第一是拜了朱熹，作了“方塘（诗）解”；第二是召集一众乡贤，为瀛山书院筹款，“邑人‘三方（方应时、方世义等）’，共捐田十余亩”——这也是书院重修后第一批捐田。
二
今年夏秋，我曾先后四次去郭村，瞻村中宗祠，拜书院和方塘。和古时的记载不同，四进的瀛山书院现在仅剩一座孤零零的大观亭，从明隆庆三年至清乾隆三十九年收捐的82亩6厘3毫良田，也早就被村民分派了去。这些田其实非常特殊：初始，它们以“方塘”立户，丁银免派；清顺治二年，免加派辽饷、勦饷、练饷等项；康熙三十年，永免差徭，免漕粮；到最为清寡的雍正时期，这些田地依然被李卫总督请旨“凡杂徭均予豁免”。
这一切，詹安不知，詹仪之亦不知。
詹安于北宋熙宁年间建瀛山书院，“躬教五子，皆举进士”。詹安之孙詹仪之一举将书院带入“瀛山一席，与鹿洞、鹅湖并成鼎足”——“繁盛”的引子来自一次普通的访友。
要先提一个人物：宰相张浚。他与詹仪之的父辈（多在朝中为官）、以及当时的秘书省正字朱松均私交深厚。张浚有子张栻，精于理学，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
1151年八月，朱松之子朱熹入临安铨试，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詹仪之当月也在临安城，会试后到张栻家拜访。谁都没有想到，父辈的缘分在这一天得到延续——詹仪之不仅见到了张栻，还见到了同在张家为客的朱熹，三人一见如故。
20年后，还是秋天。应詹仪之邀约，朱熹率弟子到瀛山书院，一时鸿儒谈笑、名士雅集。
最开始只是朋友之间的讨论，比如《方塘诗》，比如“格物致知”，后来“聚之者众”，于是就变成了开课：格致、立志、慎修、安贫，讲学之外还有每月三次会文。
朱熹的到来，让瀛山书院容光焕发。张栻来了，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吕祖谦来了，朱熹的私淑弟子、户部尚书真德秀也来了。有人评论说，当时的书院装下了南宋的半个朝廷。
还有两个人：明代的王畿和钱德洪，是他们让书院变得更有气质，并且让所有的典籍都气质芳华。
他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也都是协助师傅指导后学的主要助手，均有“教授师”之称。王畿先为师傅守孝三年，然后致仕，然后辞官，曾来往江、浙、闽、越等地讲学40余年，年及八旬仍周游不倦。钱德洪则是在正德十六年率侄子门生74人迎请王阳明并拜师。王阳明奉旨出征广西时，他主持中天阁讲席。以上二人曾多次到瀛山讲学。
“学而知古，授则明心”的风气始于朱熹，此后代代推演，瀛山书院之高，“翘楚东南”。
三
这样一些人，会教出一些什么样的学生？
看到那个青年了吗？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坐窗借光，每一次面师都虔诚聆听，每一笔墨法都发自内心。他就是詹仪之的孙辈詹骙。从1171年开始的4年间，他几乎每天都能得到理学、文学大家的“面授机宜”，于是在1175年殿试时，文章之端即写“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
南宋孝宗听闻，又拿试卷开读，心下大为欣赏，擢为第一，钦点为状元。
由詹氏修建的书院，由詹氏广开的学路，近水楼台，詹氏一门，科举大喜。遂安旧志载：在两宋，遂安有二十人中举（不计已考取进士者），其中詹姓十九人；共有46人进士及第，其中詹姓有24人。
其实，其他的举人、进士，不少也受了书院的光泽——
詹氏子弟从小就在这里上学；詹氏女子外嫁所生育的男孩子也来此求学，遂安康塘的洪志曾就是其中之一。洪老先生自己好隐、好琴，与朱熹时常谈风弄月，但他却要求儿子拜书拜文拜师，几年艰辛磨砺下来，三个儿子均中进士。
瀛山书院，就这样从詹氏家塾逐渐变成一个遂安特有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校，多时有上百后学在此研墨拜书。
非常让人奇怪的是，在古代通讯那么落后的情况下，学子们是怎么知道瀛山书院的？他们是怎么知晓这里有名师讲学的？又是谁给了他们不惧偏远、异地求学的勇气的？
四
我翻查过南宋、明代的淳安/遂安进士谱，或多或少，在这些人身上都能找到朱熹的影子，框出和瀛山书院的交集。
如果忽略那个只存在90多年的好武元代，瀛山书院的书声自宋代始，至文革止，朗响了900年。朱熹的4次瀛山行，点亮了中华大地上这一盏深山书院的灯。留下的当然不只有“双桂堂”，不只有“朱文公祠”。
元代颓废过后，瀛山书院在明隆庆二年由遂安县令周恪敛资重建，规模更甚：从乾隆年间所绘的《瀛山书院图》可以看出，此时瀛山书院主体院舍，规模宏大。过仰止亭，入“豁然”门即瀛山精舍，中首进额“瀛山书院”，二进“格致堂”……
书院一直到文革被毁之前，都处于正常的办学之中：府县的重视和乡贤的支持是书院存在的基础。朱熹的好文、格物，尤其是他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天人观，一直在书院里传播。深得其旨者或育人或为官，他们走出大山去，面向更多的人去教、去说、去体验，尊尚自然的思想被代代推演……
这样说来，朱老夫子还在，他的弟子们也还在，在大观亭，在百琴楼，在典籍的夹页中，在尚学崇文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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