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因何喟然叹？
再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理解
文/秦胜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听完四子述志，孔子毫不掩饰自己对曾皙的由衷赞赏， “夫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而对于孔子赞成曾皙的原因，后世颇有争议，代表性说法有以下几种：
①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篇文字在《论语》中篇幅亦长，恐怕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所记。〔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
②“今以《论语》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饭疏食（吃粗糙的食物）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先秦文学参考资料》第349页〕
③“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礼乐治国的理想。”〔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页〕
④“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见杨树达《论语疏证》〕
以上说法，各有侧重。因为曾点的政治抱负是通过对春风沂水的描叙而曲折表露出来的，又没有确切的史料佐证，所以大家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说法①在难获真解的情况下将《侍坐》篇推测为孔门后学所记，颇有些妄加揣度。
说法②认为：曾皙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处处碰壁之后的孔子的晚年心态，故获赞。钱穆先生也持此说，认为“孔门讲学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尔之问……三人所学各有所长，可备世用……然孔子则寄慨于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于进取，而或不遇见用之时，乃特赏于曾皙之放情事外，能从容自得乐趣于曰常之间也。”我认为这并非孔子思想的常态，甚至有矮化孔子之嫌。
说法③则更多地关注了子路、冉有、公西华述志的内容，关注了子路和曾皙述志时的“情境”，而对最核心的曾皙述志的内容缺少必要的观照。
说法④对原文理解准确深入，但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解释和逻辑说明而使后人难得其要。
要理解孔子赞同曾皙的原因，曾皙所言“异乎三子者之撰”很重要。那么，异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看“三子者之撰”。子路志在“可使有勇”、冉有志在“可使足民”、公西华志在“愿为小相”。无论是子路、冉有还是公西华所阐述的志向，于他们的能力来说，都是胜任的，这一点，可以在《论语·公冶长》中得到验证。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也就是说，子路长于治军，冉有长于经济，公西华长于外交礼节——这是孔子对三人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三子的理想惊人地吻合。所以，孔子不赞同他们，既不会是因为否定其能力，也不会是因为三子“志非其能”。
这一理解，可以在下文孔子对“三子之志”的点评中得到加强。夫子“哂”子路只是因为其“言”不让而非其“志”不让；对于冉有和公西华，孔子界定了他们谈的理想都是“治国”；最后特别说到“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表面上只是肯定公西华的才能，其实我们只要推而广之就可以知道，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所以，孔子不赞同他们，不是因为否定其能力。
既然不是否定“三子”的治国之才，那么孔子是不是否定三子述志的态度呢？显然也不全是！因为除了子路，其他两人回答的态度都是很谦虚的。
那么，曾皙之撰异在何处？
是出发点不同。
三子谈理想，都是从自我的角度，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如何大展才能。原文中，“可使”“可使”“愿学”“愿为”均可作为子路、冉有、公西华有志于“治政而自显”的明证。而社会，只是他们大展拳脚的背景，至于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统治者，人民在这样的社会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都无所谓，起码不在三者的考虑范围，甚至还有那种人民越苦难，越能彰显自己才能的心理，比如子路。子路施展才能的背景是：中等国家（千乘之国）、夹缝中求生存（摄乎大国之间）、外遭侵略（加之以师旅）、内遇荒年（因之以饥馑）。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国家，子路自言只需三年便“可使足民，且知方也”。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子路述志之时的自信与得意。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这样的人，当他的意愿和人民统一时，那当然好；但如果违背呢，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他有可能成为英雄，当然也有可能是奸雄。
曾皙则不同，他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广大人民的幸福与快乐。而这正是儒家“仁”的核心价值所在。曾皙描绘的“暮春图”将本人隐于画卷之外，却恰恰让我们看到了曾皙之“异”。参加活动的，有冠者，有童子——老少同乐；参加活动的人数，五六人加六七人——随意为好；活动内容，有洗澡，有吹风，有唱歌——高兴便好。这幅“暮春图”俨然就是一幅“乐民图”。正如朱熹在《四书集注》里所言：“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如果真的能达到他所说的“春风沂水”的大同境界，那么是否能逞个人之智、之能、之勇，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是有类似于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想法的。只有真正把天下苍生放在心底之人，只有对整个人类抱有慈悲之心的人，才会有对这个世界怀有深深的忧虑，也才会在需要他担当之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因为，不是我非要去做什么，也不是我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思想。只是我觉得，这天下事，也许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当然，既属于你，也属于我。如果你不做，我不做，那谁去做？所以我必须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春秋乱世，乱世需要英雄，可乱世如果变成了治世，我是不是英雄又何妨？儒雅的孔子更是勇敢的孔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勇敢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
回到前面《论语·公冶长》的这段引文，孟武伯问的是“‘仁’乎？”，孔子的回答，在分别肯定了三子才能之后均以“不知其仁也”结束回答。这就表明，三子虽才能出众，但还远未达到儒家的最高追求——仁。而曾皙之志，则以形象描述为儒家之“仁”作了诠释，是以获赞。孔子曾经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简而言之，君子儒就是道义儒，小人儒就是职业儒（钱穆《孔子传》第8页）。孔子的教导，是让弟子把生民疾苦、社会道义放在第一位，不以成就自我作为人生目标。
所以，孔子在面对礼乐崩坏的社会时显得有点“迂”（执着），有点“惶惶”。孔子自己深知：哪怕是邦国无道，自己也无法做到隐藏智慧，袖手置之。因为，黎民之苦皆入我心，家国之痛皆在我怀！这在一个以自保和自显为人生理想的“智者”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孔子之“仁”使他不能“守拙”，所以只能一边说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边如别人所鄙弃的那样，如丧家之犬奔走于茫茫天地之中，留下的只是孤独的背影。孔子自言：“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这声“其愚不可及也”的叹息中，饱含了酸楚和血泪，更饱含了属于天下苍生的忘我与坚定！
孔子对社会有担当精神，对人民有悲悯情怀，既理解与尊重别人的“邦无道则愚”“邦无道则隐”，又不允许自己在“邦无道”时置身世外，这就是胸怀和境界。希望“克己复礼”，虽知世不可治，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于是，只能以入世的悲剧英雄的身份表达。孔子比当时的人们，还多了几分苦难。天下苍生的苦难，就是孔子的苦难；但是，孔子的苦难，又能成为谁的苦难？甚至，又有谁能理解？哪怕是螳臂当车，哪怕是飞蛾扑火，也当仁不让！这样的堂吉诃德是苦难的，又是幸福的；拥有这样的堂吉诃德的社会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孔子的悲剧，虽是时代的悲剧，却不是历史的悲剧。一个个的担当者在当时或许微若尘埃，但我们却愿意，这样的尘埃落满华夏的史册。
回到题目上来。夫子之叹，既是对曾皙勾画的理想社会的向往；更是赞赏曾皙在述说自己志向时心怀天下的境界，赞赏他不着意于个人才智抱负的施展，而致力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敢担当的情怀。因为，在夫子的身后，有一个令他寝食难安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乱世！
所以，孔子，我不愿只是膜拜你，因为仅供人膜拜的形象再高大，再伟岸，却难免孤独，寂寞，“高山仰止”的敬意往往也伴随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感，而我，更想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拥抱你！
文章作者
秦胜，北京十三中语文教师，从教二十余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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