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奚明
壹群舒，又称“众舒”，是一批偃姓小国的总称[1]。春秋时活动于江、淮之间，与楚国联系密切，同徐、吴等国先后也有来往。
商时期中心区域图（局部，来源 | 《中国历史地图集》）
《左传》记载的群舒之国，有舒、舒蓼、舒庸和舒鸠。此外，《左传》文公十二年“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句下杜注云：“宗、巢，二国，群舒之属。”《水经·沔水注》（卷29）也说：“巢，群舒国也。”依此，宗、巢亦属群舒之列。另据《左传》文公十二年孔颖达疏引《世本》，群舒中还有舒龙、舒鲍、舒龚等国，但今存史籍中已看不到它们活动的踪迹。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局部，来源 | 《中国历史地图集》）
群舒诸国的地望，大多不见于古籍记载，无从详考。而记述较多的舒巢二国，却又异说纷纭，莫衷一是。
《汉书》（卷28上）庐江郡“舒”县原注云：“故国。”《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句下杜注云：“舒，国，今庐江舒县。”根据汉魏六朝这些记载，后世一般认为，春秋舒故城在汉晋舒县治。
春秋时期：楚、吴、越（局部，来源 | 《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是汉晋舒县治所在，后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关于舒县故城，《方舆纪要》和嘉庆《一统志》都定在今安徽舒城县治，《历史地图集》则认为汉、魏时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几十里处，西晋始移于人舒城县治[2]。围绕汉晋舒县的这些说法，哪一种比较符合史实？
我们看到，唐代以前学者是将汉晋舒县故城定在当时的庐江县内的。如《史记·项羽本纪》（卷7）“以舒屠六”句下《正义》引《括地志》（成书于初唐）云：“舒，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卷1上）“围宪于舒”句下李贤（653—684）注云：“县名，故城在今庐州庐江县西”。到了唐代后期及宋代，这种说法不再提起，而当时的舒城县治即为汉晋舒县故城之说却流行起来[3]。《舆地纪胜》卷45，庐州沿革“舒城县”条引《元和志》云：
舒城县，本故国，后汉立郡，徙理皖城。开元二十三年，刺史竹承拘奏于故舒城置舒城县。
淮南道（局部，来源 | 《中国历史地图集》）
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舒城县是在开元间分合肥、庐江二县置。而在方位上，庐江、舒城二县则大致是一东一西。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开元以后的舒城县治，就是唐代前期庐江县境或云庐江县西的“故舒城”（《后汉书》李贤注称“舒县故城”）的所在；唐代前期与唐代后期以及宋代学者对汉晋舒县故城的表述不同，其实却可以统一起来，并不构成将汉晋舒县故城定在今庐江县西的根据。
贰汉晋舒县故城的所在，可以用三国时期的一件战事来验证。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卷18）记云：
张辽之讨陈兰，霸别遣至皖，讨吴将韩当，使（孙）权不得救兰。当遣兵迎霸，霸与战于逢龙，当复遣兵邀霸于夹石，与战破之，还屯舒。权遣数万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兰，闻霸军在舒，遁还。霸夜追之，比明，行百余里，邀贼前后击之。贼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众。由是贼不得救兰，辽遂破之。
张辽威震逍遥津（摄影 | 束文杰）
陈兰，原为袁术之部曲，驻潜山。[4]建安十四年（209年），陈兰、梅成以氏、六县叛[5]，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邰、牛盖等讨兰。成伪降禁，禁还。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潜山。潜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狭，步径裁通，兰等壁其上。辽欲进……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6]
霍山南岳山（来源 | 百度百科）
陈兰当时据于天柱山，在今霍山县南[7]。汉魏皖县故城在今安徽潜山县城[8]。“逢龙”[9]位于皖县西北约25公里处，皖水支流东。夹石[10]在今舒城、桐城二县间，是由皖县北上必经的孔道。舒口，大约即是今杭埠河注人巢湖之处[11]。战争双方驻守、行军路线参见下图：
吴人欲救陈兰，有两个途径：一是顺大别山、霍山东麓北上，过夹石后转而向西；一是入巢湖，在巢湖西岸（如舒口）西行。臧霸只有驻于今舒城县城关一带，才能同时防备这两个方向的来敌。因此霸军“还屯舒”后才有自舒口西来的吴军“闻霸军在舒，遁还”。
巢湖风光（来源 | 图虫创意）
后来臧霸追击自舒口西上的吴兵，行百余里，即至吴师屯船处。这里所说的百余里（古里，略小于今里），大致就是舒县故城东去巢湖的距离，今舒城县城关的情形也正好与之相当（按今里算舒城城关约据舒口40—45公里）。如霸军“还屯舒”的“舒”是庐江县西南的“城池埂”[12]的话，霸从合肥至“逢龙”与韩当一战，或可成立。但后来韩当在夹石截击霸，并与之在“夹石”战，从地形图上看，就点不可思议了，如舒在夹石东南的话，夹石应不是臧霸返合肥、韩当北上的必经之路了。至于“还屯舒”后防范巢湖西来之兵，霸就无能为力了。
叁古代城市建造选址从大区位来看既受政治经济文化总趋势的影响，也受大的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而就具体小区域的选址来看，“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13]是当时重要的规划理念。而《盐铁论·通有篇》在论天下名都之时，并不触及物产之丰裕，而是首赞其“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因此便利的交通体系，对于促进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据点而存在的城市的发展，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作为自汉以来就设立的舒县，也应建造在交通要地之上。
舒城县城鸟瞰（摄影 | 陶明）
吴黄武七年（228年），魏大司马曹休大举进攻吴国，鄱阳太守周鲂到曹营诈降，曹休中计，以十万步骑朝向皖城接应周鲂。之前周鲂在给曹休的伪降书中说到：“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14]周鲂言及的“皖道”当为皖西、皖西南地地区的一条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
周鲂遗像（来源 | 百度百科）
在曹休至皖城以迎鲂时，朱恒进计给孙权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阨，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窥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15]孙权、陆逊虽未采纳朱恒的计策，但战争的进程果如恒所料：“（曹）休深人，战不利，退还宿石亭。”[16]“（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10]。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17]从曹魏的进军路线、与吴战斗之地点以及其败亡路线可知，皖道在皖西南地区应沿大别山东南麓，且紧靠之，从西南向东北，在夹石转而向北，依次为“皖—逢龙—石亭[18]—挂车[19]—夹石[10]”此为皖道在江淮间的南段。
朱恒像（来源 | 百度百科）
“（赤乌）六年（243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恪自皖迁于柴桑。”[20]诸葛恪其时驻皖，“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21]他征六安、捋舒民，当沿皖道北上，过夹石后，破舒，转而西北，取道六，以窥寿春。旋及司马懿率军入舒，对诸葛恪进行威慑，恪即自皖迁柴桑。司马宣王由北而来，则是由寿春而六而舒，因此舒在皖道上是个重要的节点，由是可见皖道的北段应为“夹石—舒—六—寿春”。
寿春城（摄影 | 束文杰）
以舒为节点还有一条沿大别山北侧西向的道路，《后汉书·卷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载：“李宪为王莽时庐江属令。王莽末，以李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江贼王州公。莽败后，李宪据（庐江）郡自守。更始元年（23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27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建武）四年（28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后（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潜山，攻杀安风令。扬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潜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李宪因其庐江属令的身份，在舒称帝，控庐江之地，也能说明汉舒县治即为庐江郡治所在。李宪余党败亡的方向是潜山，并据潜攻安风，因此从舒至潜应有一条成熟的道路，前文所引张辽讨陈兰的路线，也应是到舒后，张辽和臧霸分兵，一部去潜、一部别至皖。
潜山县（来源 | 图虫创意）
自合肥南下至舒，是一条沟通皖西、皖西南与皖中的通道。《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载：“（建安十九年，214年）曹公（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曰：‘皖田肥美……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张辽在合肥出发，欲救皖城，应是从合肥至舒再至夹石沿道快速行进的，前文的张辽和臧霸也应是从合肥至舒后再行分兵的。
皖道示意图（来源 | 原文附图）
相较于陆路交通的四通八达，舒同时也有着水路之便。由舒西南山区而来的龙舒水和流经舒北地的桃城水，在舒东部三汊河[22]汇合后，经舒口注人巢湖，沟通了舒地的东西。因此舒地“淮南羽翼、皖北咽喉”，“七省通衢、五方冲要”之称名至实归。
肆修筑于汉代至今仍发挥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七门堰也是今舒城县城为汉代庐江郡治所在舒县的一个佐证。
七门堰渠首（来源 | 《舒城县志》）
根据《汉书》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其伯兄子刘信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在汉代，这样的水利工程不仅能灌溉农田，更能起到防洪固城的作用，刘信所居城池舒应在今舒城县城周围，七门堰正好在城池的上游十多公里处。这样的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城池更加安全，其周围一片沃野，有利于当时农业的发展。这样，今舒城县城城关镇在汉代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应是汉室确定庐江郡治所在的最好选择。
刘信像（摄影 | 田园拾梦）
舒县的地名及地望，应是承继于春秋的群舒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舒城已出土群舒青铜器（九里墩除外）近50件，其中风凰嘴、许家山嘴、金鸡墩、河口四处墓葬为成组出土，其中最具群舒特色的兽首鼎就出土了三件。从出土青铜器的春秋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县城周边一些重要墓葬如凤凰嘴春秋墓、金鸡墩春秋墓、九里墩春秋墓的发现，说明这里应是群舒某些方国的聚居地。根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在距离县城10公里的春秋塘茶林场区及周边区域共发现40多座墓葬。其中规模较大是茶林场区域，墓葬多在岗地顶端，两两相对，规模宏大，最大封土底径超过50米，似一座小山，不仅在舒城就在安徽都极为罕见。且明显经过精心选址，严格规划，非一般先民所为，应不排除为群舒某一舒国国君及家族墓葬的可能。2010年冬季，省普查办在舒城进行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数量众多的周代聚落遗址的发现，说明了群舒活跃在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时段，也进步说明舒城是群舒方国的主要活动区域。而舒城县城附近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当为群舒方国的中心城池所在。
杭埠河中游古代遗址墓葬调查记录点总分布图
由此可见，唐宋以来关于汉晋舒县故址就是现在舒城城关附近的流行说法大致是不误的。
注[1]：“群舒”之称，见《左传》文公十二年、十四年，“众舒”见宣公八年。其族姓参阅《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及孔颖达疏引《世本》。
[2]：见《方舆纪要》卷26，庐州府舒城县“舒城”条；嘉庆《一统志》123，庐州府古迹“舒县故城”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西汉·扬州刺史部）34—35、（东汉·扬州刺史部）62—63，第三册（西晋·兖州、豫州）页59—60。
[3]：参阅《通典》卷181，州郡十一，庐州“舒城”县原注；《舆地纪胜》卷45，庐州沿革“舒城县”条引《元和志》；《舆地广记》卷21，庐州“舒城县”条。
[4]：参阅《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六》
[5]：氐、六，即潜、六。《资治通鉴》卷66，建安十四年“据潜、六叛”句下胡三省注引李贤曰“潜，今寿州霍山县”。
[6]：参阅《三国志·魏书》。
[7]：陈兰所据，见《三国志·魏书·张辽乐进于禁张鸽徐晃传十七》。天柱山即霍山，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26，庐州府六安州霍山县“霍山”条；嘉庆《一统志》卷133，六安州山川“霍山”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4—35页。
[8]：参阅嘉庆《一统志》卷110，安庆府古迹“怀宁旧城”条。
[9]：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27—28页，三国·吴·扬州。
[10]：参阅《方舆纪要》卷26，安庆府桐城县“北硖山”条；嘉庆《一统志》卷109，安庆府山川“北硖山”条。
[11]：参阅清人谢钟英《三国疆域表》魏扬州庐江郡舒废县“舒口”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页18—19。
[12]：《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舒县（治今庐江县陈埠乡城池村城池埂）。
[13]：《管子》卷1《乘马第五》。
[14]：《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
[15]：《三国志·吴书·硃治硃然吕范硃珠桓传第十一》。
[16]：《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第九》。
[17]：《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第十三》。
[18]：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27—28，三国·吴·扬州。
[19]：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27—28，三国·吴·扬州；《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直八：挂车岭（桐城）县西四十里。即朱恒所谓“硖石、挂车，两道皆险隘”者也。《志》云：上有挂车石，汉都长安，江淮往来，此为要路。《九城志》：桐城县有挂车镇，以挂车岭而名。
[20]：《三国志·吴书·吴主二》。
[21]：《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22]：参阅《嘉庆重新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二，庐州府一，山川。
三汊河：“在合肥县南九十里，会庐江杭埠水、舒城城下水、桃城水合归巢湖。亦曰三河。”
龙舒河：“《寰宇记》：在舒城县南三里。《左传》杜预注：庐江西南有龙舒，即此水是也。源从三角山，东北流经此。《县志》曰南溪、一名欧溪。发源县西孤井，东经七门堰，又经县城，南入巢湖。盖即龙舒水也。
桃溪：在舒城县东北三十里。源出六安州淠河，流至巢县入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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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奚明（原文刊载于《舒城文史资料》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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