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作为国家授予科研人员的最高终身荣誉，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毕生奋斗目标。也正是由于院士所拥有的巨大含金量，两院院士增选每两年一次，每次增选总人数不超过150人。因此，各高校都把院士增选作为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来抓，力争取得突破。但由于名额稀少，竞争激烈，绝大多数高校很难拥有自己的全职院士。
倪光南院士
被双聘和特聘的院士加之新科院士是由院士投票选出，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马太效应，院士在我国高校中的分布极不均衡。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顶尖高校动辄拥有近百位全职院士，而数量众多的地方高校则至多拥有几位全职院士，许多高校甚至没有自己的全职院士。因此，“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便应运而生。而所谓的“双聘院士”则是指：
当一名院士同时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聘用时，该院士的原工作单位称其为“院士”，而聘请该院士的其他院校称他为“双聘院士”。
而特聘院士则同理，是兼职教授的一种。院士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作为“特聘教授”的院士则要为其受聘高校的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建设、青年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做出贡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对院士和高校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曾经热衷双聘院士的华南理工大学
首先，聘请院士作为兼职教授的高校可以得到院士团队的学术和人才资源，有利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团队建设。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于2001年聘请校友姜中宏院士担任学校的双聘院士，并大手笔投入1100多万（2001年）为其建设科研团队，招聘青年教师。这种双聘院士的思路，是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其次，院士去其他高校兼职，出任兼职教授和双聘院士，有利于扩大其本人的学术影响力。作为科研领域的泰山北斗，其对高校的学科建设发展方向的建议是非常有效的。此外，院士和其兼职的高校通常有某种学术联系或者其他联系，通过担任“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可以加强这种学术上的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西安交通大学
最后，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去其他高校兼职也是一种增收的方式。如华南理工大学在2004年时就为双聘院士开出了每月1万元的工资，比2021年许多高校青年教师的工资还要高。
正在逐渐走偏的“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在诞生之初，为促进相关高校的学科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近年来高校越来越唯帽子，所以有许多院士开始走马灯似的兼任其他高校的“双聘院士”和“特聘教授”，并设立许多院士工作站。
尽管如此，聘任这种“双聘院士”并不会使自己的学科实力得到实质提升，许多高校却仍然乐此不疲。归根结底是因为，拥有“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会使自己的面子更加好看。在学校形象，人才引进和招生等方面依靠“双聘院士”和“特聘院士”来进行宣传。
卢秉恒院士
如西安交通大学的卢秉恒教授，作为我国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为我国增材制造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我国“3D打印之父”。凭借在相关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卢秉恒教授于200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但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巨匠，据不完全统计，其自2018年至今的三年时间内就至少受聘担任4所高校的“特聘教授”和“双聘院士”。
2018年4月份，青岛理工大学的书记校长亲自带队，远赴西安交大聘请卢秉恒教授出任学校的“双聘院士”（为续聘）。而在2018年年底，上海理工大学则聘任卢秉恒教授出任学校的“特聘教授”。而在2021年，卢院士则先后被聘任为山东理工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特聘教授”和“双聘院士”。这也意味着，卢秉恒院士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担任了4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青岛理工大学
而除了以上四所高校外，卢院士还曾经出任家乡高校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和东莞理工学院、华侨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双聘教授”。
如何看待院士一身兼任多校教授？由2020年底通过的《工程院院士行为规范》可知，工程院对“双聘院士”是持负面态度的：
院士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本职工作，在保证本职工作时间、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从事本专业领域的兼职工作，杜绝无实质性工作内容的各种兼职和挂名。院士是荣誉称号，不是职称或职务。
院士不得接受所谓“双聘院士”等类似称谓。
华侨大学
因此，工程院是不认可“双聘院士”等称谓的，且无实质性工作内容的兼职也是不被工程院接受的。
归根到底来看，这还是许多高校对院士的盲目崇拜导致的。他们拿着本就不多的建设资金，去追求所谓的“双聘院士”数量，而忽视了真正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其他没有帽子的教授。此外，许多院士也并不想“身兼多职”，但奈何各大高校“求贤若渴”，书记校长轮番来请，院士也很难说不。
上海理工大学
如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能聘请到院士出任“特聘教授”，不正是因为院士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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