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演讲的《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与天下大势的变化，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关于当日的晚宴发表演说，乐观认为革命既已完成，民族解放，民权也即将自由，故而宣布：“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族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这样一来，三民主义也就成了“一民主义”。孙中山本人也怀着一腔热血，准备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一番成绩。1913年初，孙中山还在演讲中说：“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经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和平方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
然而就在这段演讲不久后，宋教仁遇刺的事件彻底打破了他的“一民主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在日本组建高度集权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的总理誓约中，孙中山宣布：“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随后公布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不难看出，此时孙中山看穿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权根本无从谈起，于是“一民主义”又变成“二民主义”。直到袁世凯于1916年6月病亡后，南北双方短暂和平时期，孙中山又再次乐观起来，他在8月18日浙江省议会上的演讲中说：“兄弟素提倡三民主义，现在民族、民权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即拟从土地问题着手。”
孙中山意识到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土地问题，但还没等他想出解决方法，南北关系就宣告破裂，紧接的护法运动中，孙中山被南方实力派推举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与北洋政府对峙。这样看来，民权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由于孙中山有名望而无军权，在南方同样只是各实力派用来对抗北方的一面大旗，像唐继尧、陆荣廷等军阀根本不把孙中山的号令放在眼里。在护法军政府中备受排挤的孙中山于1918年愤怒地写下辞职通电，怒斥“南北如一丘之貉”，然后便到上海闭门著书去了。此后，他不再轻易说某某主义已达成之类的话。
今天我们看到《三民主义》成品虽是孙中山在1924年的演讲内容，但这些思想的定型却是在1919年的上海。这个时期，孙中山除了闭关著书，也对数十年的革命做彻底之反思，包括对革命前途的思考。思想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三民主义的回归。民族主义，从最初的颠覆满清政府演变为中华民族反帝反侵略的新阶段，他在1919年所著的《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达成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积极的目的则是努力猛进去实现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这主义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了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倒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
近几年争议较大的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有些学者以孙中山组建高度集权的中华革命党为例，一口咬定其有独裁思想，与他自身主张的民权主义背道而驰。实际上思想主义与手段完全是两回事，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孙中山吸取了之前国民党组织松散，被袁世凯一步步逼死的教训，换了一种革命的手段而已，这种批评就好像说华盛顿用枪炮打独立战争，所以得出他一定是军国主义者、战争狂人的结论一样荒谬！实际上，蛰居上海期间，孙中山也在考虑中华革命党改组的问题，这才有了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组而成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不再像中华革命党那样严苛，入党不再需要按手印和发毒誓效忠孙中山，党员也不再区别对待。不过有一点是没变的，当天公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第一条就规定：“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
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也从之前内容较为单一的“平均地权”发展为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同时要“节制资本”的思想。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当然，孙中山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矛盾是病症，而非问题的根源，强调阶级斗争会导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暴民政治，因此中国要“师马克思之意”，但不可“用马克思之法”。
在上海完成的三民主义重新解释及定义成为日后中国国民党的主要指导方针，也为后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然后才有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承其遗志完成北伐。
如今，孙中山这个名字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符号。但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生涯却经历了无数次挫败，他本人也多次被人利用和欺骗，直至1925年逝世还是“革命尚未成功”。若以王侯将相的标准来衡量，孙中山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但他的思想与崇高之目的却是那些曾将他玩弄于股掌的老政客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家这个身份显然更适用于他。与孙中山同时代的美国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孙中山没有一点个人野心，甚至没有丝毫个人主义的味道，他所想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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