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是江西吉水人，明中期改革家，督抚江南税粮时进行了有益于减轻江南民众负担的各项改革，是与况锺一起开创明代江南历史辉煌的起头人。他们的改革成为明后期改革的样板被反复学习模仿。《双崖文集》是周忱遗留后世唯一的书稿，里边收录了他仕途生涯的重要著作，特别是他的一些书信，管中窥豹，可以从中看到他改革的艰难。如其中的《求全得毁书》就是这样的一封信笺。
求全得毁，来源于《孟子 离娄上》的“求全于毁”，意为亲密朋友间的求全责备，为完美而过于苛求的诋毁，引申到这里，成了本来想保全自己的名誉，结果招来了诋毁的意思。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周忱心中的委屈和不平，也可以看出矛盾、不易与艰辛。
这是一篇写给当时的户部官员及监察御史的信，究竟是写给谁，有可能是户部官员或此次查处江南税粮的监察御史李鉴本人，尚无确切证据；时间推断大致在景泰元年至二年（1451年）间，因为当时溧阳豪绅彭守学告周忱不当多征耗米，时间是景泰元年，于是户部就派请御史李鉴等到江南核查，周忱为了陈述真相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写了这封信。此次被查与上次正统七年间江南豪绅尹崇礼告周忱的罪名是一样的，为此，正统七年，周忱的“平米法”改革还不得不暂停了一段时间，这一年也是况锺去世的那一年，此次是再次被告。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为自己到江南后的税赋改革进行辩解，也是为改革的核心作法――“平米法”进行正名。所谓“平米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在正粮外，再加运输、仓储、灾害等成本在内的消耗，然后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均衡负担，科税重的负担轻，科税轻的负担重。
江南税粮改革从一开始就触动了地方豪绅大户的利益。一直以来，“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皆不肯纳粮，纵纳亦非白粮，且无加耗不肯远运（信中语）。”其中，苏州府尤甚，他们勾结官府、不法吏胥把负担转嫁给百姓，这样的结果是平民百姓的负担严重超负荷造成大量人员逃亡，在宣德七年前周忱到任后，单苏州府就拖欠税粮米麦近八百万石，于是，在况锺的铁腕支持下，宣德七年在苏州府率先强力推行“平米法”。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朝廷、地主阶级及平民百姓三者之间矛盾的一个不得已措施，一方面朝廷的赋税可以得到足额保证，另一方面，百姓的生存有了自给自足的希望，逃亡减少，地方财政也有了预算外收入，唯一感到受到伤害的是当时的豪绅大户及士大夫阶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地方豪绅反复告发周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况锺去世以后，缺少了帮手的周忱可以说举步维艰，不但屡召人言，还反复被人控告，这其中也包括户部及科道官员。
为什么周忱又会触动户部的利益呢？一方面是周忱、况锺到任后的宣德七年，朝廷核减了苏州府就七十二万石税粮，其他府县例减，这就使得户部的收入减少了一部分，这对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是一个重大损失。户部在减轻赋税问题上一直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宣德五年周忱等人就提出了减税的主张，但一直得不到户部的支持，户部主要官员胡灐等人反说他们“变乱成法”，主张予以治罪，直到曲曲折折拖了二年才施行；另一方面周忱的如“金花银”改革及就近支俸等改革措施，等于把本由户部经手的钱粮直接归入了皇家内府来管理太监得利甚至不经他们的手就把财政收入支出了，这等于是动了户部的奶酪，庞大的户部吏胥大小官员失去了谋利的源头，上下其手的机会没有了，这当然会让户部官员恼火。这里还不得不说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到的一个史实：“然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释褐版曹者，又视簿书为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者司社民者，亦持筹不知纵横，任其下为沟壑……”沈德符是官宦世家，对朝廷旧事掌故颇为熟悉，书生出身的官吏讲儒家学术可以滔滔不绝，但对户部计算业务却一筹末展，也看不上巧工末计，所以任由下面的吏胥胡来不自知，而且这些吏胥大多为江浙人，特别是绍兴人居多。他们与地方豪绅大户往来勾结，从中渔利，看来是很普遍的事，周忱的改革正好斩断了他们的财路，得罪了这一方势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景泰初年，支持周忱的杨士奇、杨溥甚至与大太监王振交好的这些人相继去世，没有了政治上的盟友也预示着周忱也将走近个人仕途的尽头。
由于没有找到豪绅彭守学的告状信，但从周忱信中的言辞可以看出这是要给他算总帐来了，因为监察御史等当案部官揪着他到任江南以来加耗不清的问题，要把从宣德八年以来的所有加耗差额再从民间征上来，对额外加耗征收问题，周忱在信中作了如下答复：“宣德七年以前各处正粮拖欠者得以蠲免，彼此皆无口舌。苏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因忱稽考加耗税粮俱完，全无拖欠。不沾蠲免者，反蒙于额外查征加耗，又加之以通同侵欺之名，岂非所谓求全得毁者乎？且赦前额外加耗芦席等项，用以造囤收粮，衬船纳草，修桥造闸，盖公廨，修学校，买纸札，虽有妄支费用之名，然皆官民公用，用免科敛，累经大赦之后，其当追与不当追，必有能辨之者。稽考额外加耗，完纳苏松税粮，腾沸口舌有如是之甚。”简单地说，告状的人讲周忱多加了征耗，使得当地人没有享受到朝廷的减免政策，而户部在查核后却发现数字不对，多余的征耗到了哪里呢，周忱的意思是都用掉了。对再征加耗周忱则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但额外追征加耗，使各府之民受屈抑于屡经大赦之后，是忱之不德，贻殃于众，诚有不安。”
户部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凡是你征的税粮，无论正粮及加耗都要全部上交，不准截留，侵欺的则要追征，而周忱的看法是朝廷的正粮我如数上缴，其余则地方可以留着机动，据张廷玉所编《明史》，周忱还在被召还以后曾对景泰皇帝当面作了解释说：“缘奉宣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谕，许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复具闻。”但坏就坏在这个便宜行事上，权力大的闪了腰，十七年的加耗各地算起来，肯定有不清不楚的地方，除公用以外，“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所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屡招人言。（《明史》）”周忱自己也承认了“出纳不谨”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世在评价他与同期的况锺时反而低的原因，在个人节操方面的确周忱可以指责的地方较多，如千方百计结不惜屈身交权阉王振等权贵，对不廉洁的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度方面过于大手大脚等，《震泽纪闻》里，御医盛启东曾写诗 “鱼龙江海志，鼠雀稻粮谋” 讽刺周忱那些不地道的事。
景泰二年，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周忱被免职退休回家，而所谓的加耗再征则朝廷对正统以前的不再追征，公案就此了结。
就周忱的一生，特别是江南巡抚的过程对现代还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
作为一名“然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的经济达人，为江南赋税改革，平衡各个阶层的社会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周忱都可以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得到了江南民众的欢迎。但遗憾的是此类改革却未能善始善终，正如张廷玉所说：“忱之良法美意，未几而澌灭无余，民用重困。岂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难其继哉。”
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因人难其继的情况，根源当然在于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他只是因维护个人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办法只能缓和一时的社会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尖锐矛盾的存在、发生、演绎及迸发，成功者的足迹或做法只能延缓或暂时掩盖这一矛盾的触发而不能根本解决这一矛盾，这是由这个社会所具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当社会的所谓豪绅大户等社会精英阶层认为受到侵害时，统治者的根本思想就会发生动摇而退却并损害大众的利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过程，所以对周忱的改革失败在结果上我们不必过于纠结，倒是他作为一个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改革者，因自身所发生的问题被人抓住把柄而攻讦不已并留下口舌要引起今人的注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这个角度看，对改革者的检查、指导甚至于在个人生活上的经常提醒是非常必要且应该的，放手的是工作而不是随心所欲，有个人之欲就有私夹杂其中，此为人性的规律也是权力的魔咒，无人例外。周忱在信中曾辩解说：“忱之稽考加耗致人之毁，果为完粮乎？果为侵欺乎？果为公乎？果为私乎？”景泰二年八月十七日，刚直敢言的给事中金达对周忱的事是这样给皇上谏言的：“江南钱粮先被巡抚尚书周忱通同官吏侵盗，花费动逾万计，今事败露乃于民间追征，小民受迫鬻妻卖子而忱犹任巡抚之寄，彼受诬累者能不切齿邪，愿取忱回京以明黜罚之公，少慰秋怨之望。”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周忱还是有相当不清楚的地方，这个不清楚是不是周忱自己也不清楚只有他自己清楚不清楚了。至于诸大臣弹劾其“妄意变革，专擅科敛”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反正以他的官俸所入是无论如何不够他在江南庞大的开支，有些人把周忱列入到清官的行列，我看有些勉强，他只不过是没有明目张胆地把公帑放在自己的口袋罢了，但用公款消费、送礼等一系列的隐性腐败倒是做了不少，以此推断，周忱的“为公”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周忱没有因此获罪，当然于当时的制度不完善有关，彼时也尚达不到获罪的程度，作为精于算计之人，他也心知肚明，信中他明确提到：“今者得罪于当案典守之司，祸将及已。”他得罪的只是以户部为代表的一方政治势力，加上“景帝素知忱贤，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也是一个平衡的结果。今天看来，周忱的行为也具有典型性，他们游走于制度的灰色地带，熟知规章，明为公，实为谁，也是只有自己知道，相信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这样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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