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铁生教授
韶华悠悠‖苦涩人生，砥砺前行
作者：郑铁生
2022年1月22日，河大中文系77级十几位同学在海南三亚聚会，谈笑中碰撞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倡议本班同学撰写毕业四十年“征文”。我回忆的闸门就此被打开，断断续续，不时看到同学的激扬文字，加之振虎、联社、凤霄的敦促，才完成了这篇回忆，名曰：《苦涩人生，砥砺前行》。
（一）
我考初中那年五月，父亲病逝，家里断了收入，而张家口又没有一个亲人，艰难如此，母亲执意要我继续读书，她说：“男孩子不识文断字，没有出息。”我去了离家最近的五中，发榜时考了第一。一进学校，老师们对我非常好，学校发给7元助学金，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母亲很高兴，盼我快点长大。
母亲年过半百，没文化，只能在街道生产互助组缝补挣点零花钱，她给制皮厂缝兔皮，把一块块核桃大的兔皮，缝成书包大的一张，才挣3分钱。每天从早到晚缝20张，挣6毛钱。每天天刚朦朦亮，我还没起床，母亲舍不得点灯费电，就着窗户的晨光开始缝皮子，老花镜坏了一条腿，另一条腿是用线绳固定的，日复一日，一个月下来，累死累活地挣18元钱。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被穷日子压迫得病怏怏的，一到冬天哮喘病就犯了，苦巴巴地拉扯着我度日。看家里穷，没钱买煤，我就到马车社拉煤的地方拿着笤帚簸箕去扫煤末。那地方的路面已被马车压得坑洼不平，突出的石块黑又亮。每当满载煤炭的马车经过，车轮压在突出的石头上，车身一颠簸，煤渣末子就哗哗地落下来。马车一过，几个小伙伴不顾粉尘煤灰，一拥而上，赶快用簸箕去扫，倒进口袋里。
老同学喜相逢。左起：郑欣欣 郑铁生 刘凤霄 佟明羽
我经常放学后去那里扫煤末，一辆车过去，扫不了多少煤末，再等另一辆车经过，差不多等装有半袋子的煤末，天黑才回家。有时还到西山坡挖点黄土，回来与煤面子和在一起，做成煤坯，冬天烧土炉子。有一次我正黑眉花脸地扫煤末，浑身脏兮兮，猛然间看见一位初中女同学穿着整洁漂亮的裙子从此路过，我赶快躲到树后，看着她走远，再去扫煤末。几次在这里碰到她，后来才知她家就住在附近的局长大院。家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母亲常常给我5分钱，3分钱打半斤醋，2分钱买一把葱。莜面条蘸上酱油醋汤。我们老家离山东近，吃饭有一个习俗，常常嚼根生大葱，辣得直冒汗，就算一顿饭的菜肴了。家里虽穷，有母亲的疼爱，也不觉得苦。她把父亲的旧衣服拆洗后，给我做衣服，冬天冻不着，夏天有的穿，虽然打补丁，那个年月习以为常。我有一个要好的伙伴，叫王庆生，他爸爸是右派，被劳教，家里也很穷，是苦难的生活让我们走到一起，一块干活，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很有乐趣。有一年夏天我们去东山坡挖药材，太阳晒得背上脱皮，回来的路上在砖瓦厂的自来水管子喝水、洗脸，一扫疲倦。冬天天刚亮，到西边炼铁厂倒出的炉灰中拣铁流子，冻得脚发麻，等太阳出来晒上，还觉得暖和和的。这些活儿我是跟着王庆生去做的。干半天，也就是换上两三毛钱。虽然少，贴补家，帮母亲一把，心里也挺高兴的。
我学习好，学校有什么露脸的事情，老师都叫我去做，渐渐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语文老师任子羽、郭有志、支世凯都很器重我，把我的作文放到学校黑板栏张贴，当作范文读给下一级学生听。俄罗斯有一句谚语“猪受到鼓励也会爬到树上”，对孩子多鼓励是教育的天职。老师指导我从读当代散文开始，读得多了，渐渐品出他们文章不同的味道，杨朔的诗意构思、意绪灵动；秦牧的警言妙语、典故频出；刘白羽的气势宏大、意境开阔；曹靖华的苍劲凝练、意蕴深沉，我对秦牧的《艺海拾贝》爱不释手，把许多名言警句都抄录在笔记本上。同时，还读了大量当代小说，像《青春之歌》《红旗谱》《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李有才板话》等，苏联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母亲》《大学》、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选、普希金的童话等。《古代诗歌选》四本小书成了我背诵的必读书。初二暑假，历史老师吴继政让我帮着抄写他创作的历史小说《滇池风云》，使我详细了解了辛亥革命前聚集在云南讲武堂的革命志士，至今那些形象仿佛历历在目。
初三那年，有一位女老师借给我一本叶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使我大开眼界，那些伟大的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等奔涌到脑海，读他们，犹如读社会，读历史，读人性。我渐渐喜爱上了文学。
主编《中国文化概览》
（二）
父亲去世两年后，姐姐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分到部队。家里的经济状况缓解多了，母亲更坚定让我读高中，将来考大学。我上的高级中学，是市里唯一一所向地区13个县招生的学校，多数是农村来的尖子生，刻苦学习的氛围很浓。师资也很棒，大都是复旦、武大、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我开始疯狂阅读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这些名家的作品，甚至连左联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宋之的的剧本《群猴》都找来通读。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果戈里、契科夫等作家名著，连“三个斯基”也囫囵吞枣地捧着看，整天沉醉在书的海洋，一颗少年的心中充满了对“天才作家”的敬仰。
1965年的深秋，张家口的天气已经有凉意了。一天下午，班主任、语文教师朱厚庆来到我家，正赶上母亲生炉子做饭，满屋的煤烟味，朱老师坐在简陋的木板支起来的床边，告诉母亲，学校学习上海复旦中学教改的经验，从高二选拔尖子生随高三一块考大学，选拔两名，其中有我。母亲直说：“谢谢老师。”朱老师嘱咐我，先别告诉同学，你可以不上课准备。这一消息使我充满了惊喜。 这年冬天，报纸开始连篇累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以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等。几个月后，史入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高考取消了，老师成了“牛鬼蛇神”，我成了班里的“帮助对象”，受到孤立。1968年春天，开始“四个面向”毕业分配，有人参军、当教师、进工厂，到了八月，学校通知我，还剩下最后一个留城指标，食品公司售货员，你去吧。
早期著作《三国演义诗词鉴赏》
那时候，张家口市区食品零售商店才几十家，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军人出身的党总支书记老温笑着对我说：“够上知识分子了”。在商店里，我站柜台时间很短，大小伙子经常到糕点厂拉货，到货场装卸水果。有一次，市里领导来“蹲点”，报社也来采访，临走让我们先写个稿件送到报社。这耍笔杆子的事，就摊到我这“知识分子”头上。稿子送到报社，很快登出来了，领导由此认定我是“知识分子”，什么工作总结、大批判稿、通讯报道都让我做。70年代初，商店橱窗大搞“红海洋”，单位请人画领袖像，派我打下手，有一次画家画累了，我毛遂自荐试一试，等我画完了，还像那么回事儿，支书老温看见了，立即拍板，把画家辞退，让我顶上。那些日子里，我天天临摹领袖画像，全情投入，很快成了专职橱窗装饰人员。三年后，我被调到食品公司宣传科，负责通讯报道，时过境迁之后，新闻稿件已是昨日黄花，而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女猪倌》、哲学文章《鲜蛋储存的辩证法》，依稀还能看出我当时的执著和投入。此后，我又被送去党校、干校学习，成为理论辅导员，照本宣科地给机关干部讲解和辅导。
1971年的初冬，母亲积劳成疾，不幸辞世。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从此永远离开了，下班后一个人泡在图书里，消磨时光。当时我的理想就是上大学。可是，像我这样没有根基的人，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几乎没有。那时开始出版儒家和法家的书，孔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原著，我一边啃这些古文，一边学历史，兴趣大增。“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几年成了我增长知识的好日子。我还经常被借调到商业局、市委宣传部，为先进集体写讲用稿。
1975年国家开始进行整顿，对臃肿老化的党政机关“掺沙子”，我被调到市委财贸部工作。1977年改革高考制度，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本此高考，进入河北大学。而这时候，距我高中毕业已整整十年了。
（三）
我一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77级班集体，因为年龄偏大，同学们称呼“老郑”。从前听惯了“小郑”，开始与“老”相连，愣怔片刻，很快就适应了。生活在一个充满朝气、富有生命力的青年群体中，而且是一个潜在人才怒放的小圈子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格局和眼界。对于已届而立之年的我，这是多么幸福啊！
我的座位前排，是青年英俊要力石、张彦斌，同桌是朴实中有点狡黠的刘凤霄，后排是内秀外慧的赵淑兰、张荣。他们常常打趣、揶揄我这个老大哥，看到我书呆子的窘态，他们捧腹大笑。还有宿舍的同伴，朝夕相处，亲亲热热。我正难以描述四年大学生活时，恰好刘建新在微信中写了一段，抄写在此，聊作一瞥——“大学期间我们是一个宿舍，记得在校期间，您写过一篇红学研究文章，对红楼梦诗词进行赏析，在宿舍里谈论您的观点时，我们几个舍友都睁大眼睛，静静的聆听您侃侃而谈，都认为您是个有思想的学者。”
大学读书，我特别重视文艺理论的学习，课外涉猎了古代文论、外国文论和美学。著名学者雷石榆先生是名教授，早在中国“左联”时期就是名诗人了。那年月，“文革”结束不久，人们穿的大都是清一色的制服，而雷先生却迥然不同，他总是西装笔挺，或衬衣外套一件马甲，派头十足。有一次，他上课开讲，一开口就说：“诗歌是时间艺术，绘画是空间艺术”，犹如醐醍灌顶。我曾多次向雷先生请教，开始接触到莱辛的《拉奥孔》、钱钟书先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后扩展到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文论。理论提升，理解渐深，对我以后从事古典诗歌的教学和研究大有裨益。有一段时间，我沉迷钻研《文心雕龙》，一篇一篇翻译成白话文。199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又聆听了一年著名教授童庆炳讲《文心雕龙》，方深深悟道“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王夫之语）。
黄绮教授给研究生讲《说文解字》，王守义、赵超和我常去旁听，受益匪浅。我初执教鞭时，讲《三国演义》曾板书过“彝陵之战”四字，有位学生指出“彝”字写错了。课下，我翻阅了一些历史、文学方面的有关记述，有的写“夷陵之战”，有的写“彝陵之战”，甚至多部辞典也混淆不清。为此作了一番考证，写成小文《“夷陵”与“彝陵”》，发表在《中国语文》2002年第三期。后来我搞过十几年《古汉语》职称考试的培训和命题工作，才体会到受益于黄先生《说文解字》，大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憾。守义在天津工作期间，用两年业余时间，磨秃了几十杆毛笔，将黄先生《说文解字三索》整理书写13册，制作《检字表》1册，2002年5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他送我一套，题签“铁生学弟惠存”，并对我说：“当时黄绮教授给我们讲课，黄先生的板书我们没有拍照、留存。现在想起来挺后悔。”
古典文学是我大学四年倾力而为的一门课，从熊任望先生的《楚辞》、王振汉老师的《唐诗》、顾之京老师的《宋词》，到李令媛老师的明清小说，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我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触摸理想的彩虹。后来听红学家胡文彬先生介绍，李令媛老师是国内十大女红学家之一。李令媛老师讲几部古典小说名著，深入浅出的分析，精彩的语言表达，常常令我们陶醉。
还是大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得到《河北大学学报》主编彭黎明先生的奖挹，《试探人性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给新人以丰富的人性——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发表在《北方文学》1980年第8期、《<李自成>小说中运用诗词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学术论文的写作对锤炼我的思维能力好处多多，而且以文会友，交识了许多名家。我的前行之路，每每得益贤者的助力和支持。
四年大学生活，收获颇为丰硕。2019年6月，网上报道“红学专家郑铁生参加台北《新世纪重评红楼梦》两岸交流论坛”，一个名曰“布谷鸟”的网友留言：“郑铁生1982年毕业成绩1977级第一名。我了解他的优秀。”刘凤霄转给我看，一问，才知“布谷鸟”是大学同学刘宗正。40年没见面了，他记忆还如此清晰，让我感动。
国务院特使津贴证书
（四）
1982年的寒假是最为轻松的日子，大家都在等待毕业，毕业分配中有些事情不太理想，令人颇为郁闷，或许是当时的一些难以把控的因素所致吧，如今时过境迁，不再详述了。我抑郁地离开了河北大学，来到张家口师专报到。我到张家口师专，一来就担负古典文学课程，两个年级，一周12节课。为了讲好课，几乎翻遍图书馆藏书，还托人购买当代时贤的新作，尽可能地搜集资料，备好课、写教案，经常到深夜两三点，早晨7点多就奔赴学校上课。功夫不负苦心人，授课效果还好，连市文联的年轻干部也来旁听。后来调到廊坊市任作协主席的张立勤就是听众之一，我们由此相识，并成为朋友。
张家口是河北省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一批有钱的人走了，一批有才的人走了。更拉大了差距。守旧的、僵化的、潜在的习惯势力让你无奈，生活的大环境总感到很憋屈。当时有一副对联不胫而走，“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横批“不服不行”。人才单位所有制的弊端，压制人才，窒息创造力，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最大的潜在的阻力，也成为全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掀起“人才学”的大讨论。我围绕着“人才学”这一主题，摘引古人写下的270多首诗词，精研细磨，一气儿写了《伯乐篇》《人才素质篇》《潜人才篇》《老年人才篇》《人才道德篇》《人才与社会篇》，共计四十则，编成小书，取名《人才》。上北京，找出版，我遇到第一位伯乐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总编陈克进教授。走进他的办公室，一眼看到个子不高，一口广东普通话，说话带笑，语速很快，是一个精明利落的人。不长时间书稿被采用，1987年10月出版了。说实在的，现在再看这本小书，令人汗颜，可当时却美滋滋的。日后我和陈总编经常通信，他总是激励我多写东西，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人际交往中，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投者，谓之知音。如果在一生中，能遇到一个真心帮助你的知己，那将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运！
魏际昌教授
77级学生在老师眼中，很被看重，老师们的语气都不一样，那叫个亲切。我对于这种情感的体验，却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深。寒来暑往的四年大学生活，我和老师们接触大都是课间请教学问，校园碰上聊几句，没有深交，却弥足珍贵。石宗山老师到山城出差，特意联系我，得知我出了一本小书，他高兴地带回河大几本，其中一本给了魏际昌先生。魏先生是河北大学著名教授，北大研究生，是胡适的弟子，1952年到河北大学任教，为我们主讲古代文论，那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讲课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且个性很强，看不惯的就发脾气。我是他的课代表，有过几次简单接触。我们有幸，受业于他门下。没想到魏先生很快就寄来他的大作《桐城古文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而且回了一封温暖、深情、鼓励的信。
铁生学弟：
信及所著《人才》均已收见，谢谢。
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么，不然，还有什么希望。《人才》写得玲珑剔透自有章法，其有可贵者，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具有现实主义也，诗以颂之：
才难岂不然，仲尼前有言。
识才而不用，伯乐亦空喊。
君今作《人才》，已知其根源：
詩道所以重，兴观与群怨，
推陈可出新，开拓见真诠。
红梅香欺雪，苍松抬眼望。
艺术象外象，神思玄又玄。
雅俗当共赏，辞语乐活鲜。
功夫称老道，贯通此为先。
《周易》尊“乾卦”，吾人非等闲。
《小史》乃我旧作，既蒙青睐，寄上一本，望勿为老腔老调所误也，问好。
魏际昌 88、11、29
魏际昌教授笔迹
魏老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反复体味。老师看学生的作品，犹如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丑亲丑亲的，总是顺眼，甚至喜欢得有点护犊子。魏老对我的小书的评价，亦是这样，但他鼓励的话语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激励我在学术道路上更加勤奋钻研。石宗山教授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主讲莎士比亚戏剧，带有浓重的塞北口音，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在学校时和石老师接触不多，毕业五年后我们相见，却分外亲热。当时全国高校首次评职称，因没有退休制，上至七八十岁，下至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众多的人才拥挤在一条路上，但给40岁以下者留出一个“破格”机遇。石老师鼓励我破格申报副教授。说实在的，在那闭塞的山城学校里，这种事简直不敢想象，上哪里去找“教授”推荐呀？他说：“我算一个，再请一位老先生。”不久，雷石榆先生的亲笔推荐书寄给了我，令我感动不已。人的一生中，每逢节骨眼上有人从后面推你一把，你就会大大地前进。我想，也许正是我的老师——名教授保驾护航，我才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吧。此时我离开河大整整五年了，老师们并没有忘记我，他们的支持、鞭策、祝愿，使我也暗下决心，不负师恩，更加努力。
（五）
工作多年后，才得到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1990年9月，我去四川绵阳参加中国三国演义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临行买不到北京至绵阳的火车票，只好到中央电视台找同学侯明古，托他买票。会上专家、教授众多，年轻的副教授只有三个人，我是唯一一个三类学校来的。不久，我去河大中文系签约河大与张家口合办业余大专班合同。这是毕业后第一次回河大。留校的孟保青、杨宝忠等同学热情招待我，点点滴滴，让我感到十分暖心。第二年冬天，我调到天津外国语大学，需要转户口，经当代文学王金铭老师多方斡旋，终于解决了我的户口“落地”问题。
1992年的夏天，我的第一部学术论著《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我带着这部新著踏进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作者思想丰闳，极有当代意识。全书叙笔与论笔并呈，叙笔灵俏，论笔机锋，彼此相映，从容道来……条分缕析的理性剖析，构筑了属于自己的论说框架，显示了他与某些缺乏活力研究路数不同的新思路。”本来这一年已经够申报教授职称年限，而刚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敢冒尖。另外，当时天津市高校中文学科专家评审组是由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罗宗强、孙昌武等教授组成，他们眼光很高，许多申报人都通不过。我下决心努力拿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再来问津。1995年3月，我的又一部著作《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教授鲁德才在序言中指出：“为读者贡献了一部有价值的书，初学者乃至研究者藉此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三国演义》，更何况如今没有一部全面分析《三国演义》诗词的专著。铁生同志无疑是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此后几年，我在《南开学报》《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30多篇论文。1995年9月我申报教授，全票通过了。
作者一家
我的学术研究常常得到同学的鼎立支持，听说老同学要力石在新华出版社任副社长，恰好我的一本书稿《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杀青。1999年的秋天，就去北京找他。毕业后一直没有见过面，他请我在附近一个餐馆吃饭，闲谈时在校时的往事。2000年7月《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出版后，要力石还发了一条电讯稿，先后被国内外几十家报刊转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陈辽先生著文指出，这部书“着重揭示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性”，做了一桩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沈伯俊著文指出，这部书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本书将会占有一席之地”。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文史资料》主编李灵年先生指出，郑铁生教授审视了我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力求立足于中国叙事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努力构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以求得《三国演义》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新华社通讯稿和国内权威学者的评价，观点一致，评价相当，这真是难能可贵。
十八年前，要力石是我的小学弟；十八年后，他是我学术研究的推手。从那时起，我们多次合作，最值得一说的是2005年国庆放长假，要力石和我通话中，侃出一个话题，写一部《刘心武红学之疑》。刘心武讲《红楼梦》热闹一时，其主要观点都源于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把零碎、冷僻的史料和周汝昌先生的推想，都用通俗而形象的语言讲述出来，收到前所未有的效果。刘心武的讲座受到了学者普遍的批评。要力石力主写一本书全面系统地批判，但要平和、讲理。我立即投入写作，日夜兼程，每写一章，就寄给力石编辑，待我写最后一章时，力石已完成封面制作。2006年元月初，这部书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出，引起出版界、新闻界的格外关注，全国十几家报纸争相报道。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张庆善作序，指出：“我相信大家读了他的这本书后，一定会对刘心武先生‘秦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如何解读《红楼梦》有进一步的认识。”（张庆善《惠新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第81页）。华东师大副校长、中国古典文学博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郭豫适教授在《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指出：“近又见郑铁生同志的专书《刘心武红学之疑》，全面质疑刘心武红学（含‘秦学’）研究，深入评述其根源、本质和特点，指出新索隐派著述的错误及其不良影响。待文化、媒体方方面面雾霾消散的明天，更会显示出它的价值。”
《三国论稿》
孟保青同学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很有教养。毕业后我和他几乎没什么交往，一旦相遇，彼此交流，一点“隔”的感觉也没有。我编著的《古汉语通论》是天津高校“十五”教材规划中的一种，当时教学急用，可出版困难，我去找保青，他二话没说，帮助解决了。这部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是唯一一本语言类的，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马庆株先生作序说：“主编郑铁生教授既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又多年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真是令人赞佩不已。……我特别欣赏郑铁生教授语文兼通。”
在汉学院工作面对的是外国留学生，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编写好的教材。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德春先生主持编写“21世纪对外汉语系列教材”，王先生把《阅读教程》《中国文化》交给我主编，从2003年动手，直到2013年全部杀青。2008年我撰写《中华文化概览》，出版双语著作，是给外国留学生学历教育的教材，已出版英、日、韩、法、俄、西班牙、阿拉伯、葡萄牙、德语9种民族语言，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些年来，我做过学报常务副主编、汉学院院长，但始终在学术上奋进。1996年11月，经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审，被评为优秀编辑；2001年6月，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11月，被评为文科二级教授。
《曹雪芹与红楼梦》
（六）
我临退休的前几年和老伴在北京看孙子，闲暇参加北京的学术活动。2011年北京曹雪芹学会成立，这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创办的，我被推举为副会长。过去我是个人在书斋里钻研《红楼梦》文本，逐渐打下一个《红楼梦》叙事研究的框架，于2009年4月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叙事结构》一书。2013年10月，北京曹雪芹学会举办“大师与经典”国际论坛，来自英国、法国、俄国的学者聚集北京，进行深度学术交流。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主席黛安娜·欧文女士说：“莎士比亚是英国的象征之一，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形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托尔斯泰于俄罗斯、巴尔扎克于法国，亦是如此，而曹雪芹显然没有受到这样高规格重视，特别是中国与会者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生平和著作都有程度不同的了解，而外国学者对曹雪芹却不甚了解，这使得我由衷地产生一种使命感，一种创作的冲动，想写一部翔实的学术的通俗的著作，向世界介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历经三个寒暑，一部40万字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书稿终于杀青，被中州古籍出版社原副总编、资深编辑张弦生看中，选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出版。
2017年我撰写了《<红楼梦>程乙本风行九十年》一文，台湾著名作家、昆曲、《红楼梦》专家白先勇先生读了此文，非常高兴，立即著文推荐，发表在2017年10月香港 《明报》月刊，还写了一大段按语，指出：
鄭鐵生教授是北京曹雪芹學會副會長，大陸著名紅學學者。「《紅樓夢》“程乙本”大眾傳播九十年」一文將庚辰本及程乙本此起彼落的歷史背景及複雜原因，有精闢的分析，是一篇《紅樓夢》版本研究的重要文獻。
白先生在美国讲授《红楼梦》二十多年，退休后回到台湾，发现《红楼梦》普及本由“程乙本”变为“庚辰本”，他将这两个版本对照研究，撰写了一部《细说红楼梦》，为了扫去海峡两岸红楼学界的错误观点，白先生2018年9月20日给我来信，通过我转交北京曹雪芹学会，希望台湾和北京共同在两地召开学术会议，推进《红楼梦》版本问题的研讨。经过双方努力，2019年两地《红楼梦》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成为海峡两岸2000年以来红学研究一个新的创举。
退休只是卸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却更多地投入学术活动之中。我作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多年来协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学部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刘世德，多次组织、推动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先后在河南许昌、江苏镇江、浙江富阳、山西清徐、湖北黄冈、广东广州等地召开了研讨会议。2017年1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孙权与三国文化学术研究研讨会暨《赤壁之战》首发式”开幕，我邂逅了大学同桌四年的刘凤霄，她以小诗赠我：
同桌富阳喜相逢
分久必合三国情
如烟往事随风去
寄怀山水夕阳红
借这首小诗作为回忆的结束吧。
（2022年6月11日）
【作者简介】郑铁生，男，祖籍河北枣强，1947年12月出生于张家口。河北大学中文系77级，1996—1997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曾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汉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社会兼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水浒学会原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曹雪芹学会首届副会长。学术代表作：《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三国论稿》《曹雪芹与红楼梦》（入选《古典名著释读丛书》）、《刘心武红学之疑》《红楼碎叶》《古汉语通论》《中华文化概览》（翻译为英、日、韩、俄、法、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阿拉伯等11种民族语言），以及对外汉语教材等。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经常在国内大专院校、及国家博物馆、恭王府等文化机构作学术报告。
与郑铁生学兄同框。2017年同学集会，老同学相见时的情形。左一侧影是女同学郑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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