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攻战略的转变
1938年秋天，武汉会战结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再一次在战场上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在占据有着“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后，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在军事上已经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统治，使其沦为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权。但是，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却无法掩盖因为战争而暴露出的各种弊病。
这个被日本侵略者开启的战争机器不仅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吞噬着日本的人力物力，也在不断消耗着日本的物资和资金。从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武汉会战结束的15个月时间里，日本损兵折将达到45万人，陆军的规模已经从30万人扩充到了100万人。战争规模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军队数量的膨胀，导致日本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其财政支出的100亿日元中，军费支持已经达到了80亿日元，严重妨碍了日本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日本当局很清楚，日本已经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想要继续扩大战局，势必需要继续增兵，那么对日本的国力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日本当局不得不抛弃“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同时，由于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原本对美国、英国、苏联等强国保持谨慎态度的日本，也变得愈加狂妄，开始宣称他们的战争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还抛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日本这一狂妄计划，引起了各国的警惕。他们一改在中日战争初期对日本纵容的态度，一方面开始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方面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和武器援助。此时，已经迁都重庆，还在高喊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国际局势有利于己，还获得大量外援的虽然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但是由于实力损耗严重，无力发动对日本的反击。日本无力发动新的战略进攻，重庆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实力进行反击，战争从此进入到了相持阶段。
在战争的相持阶段，拥有武器优势，灭亡中国之心不死的日本仍然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他们虽然放弃了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战略的日本，却重新制定了“大持久战方略”。
日本的“大持久战方略”，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方向是扶植傀儡政权，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采取以政略进攻为主，武力打击为辅的新型战争策略。所谓“政略进攻”，其实在1937年11月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中就有明确的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慌，挫败其意志”。
101号作战协议的出台
为了实施“政略进攻”的新战略，日本陆军大本营在1938年武汉会战时下达“第169号大陆令”，把陆军的“临时航兵空团”改为“航空宾团”。这一命令，确立了航空兵团独立使用的原则，方便了航空兵的行动。
在实现了空中地面分离制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就决定“今后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作战。”。日本华中派遣军认为空中打击可以消耗中国军队的兵力，挫败中国军民抵抗的意志，“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日本陆军大本营最后也认同了华中派遣军的意见，将日军航空 部队由以前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改为对中国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轰炸，希望利用强大空中优势，利用空军就能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于是，在1938年开始对重庆进行试探性的轰炸。只不过由于当时日本的重型轰炸机战数量和航程等问题，这次试探性的轰炸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就无疾而终。到了，1939年日本继续实行对重庆的轰炸，还为此制定了“100号作战计划”，以期达到“挫败敌人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志”的目的。1939年的日军对轰炸重庆的轰炸持续时间长，派出飞机数量也大幅增加，对重庆造成了极大破坏，也让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1939年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不过是更大规模轰炸的一次预演。
1940年日本的陆军航空队正在扩充时期，日本自产的重型轰炸机产量在增加，还从意大利进口了重型轰炸机，而且有经验的飞行员也开始增多。同年4月，日本开始派出侦察机向中国战略大后方进行空中搜索。不过，被大雾笼罩的重庆，能见度很低，日军无法进行轰炸，所以日本放弃在4月对重庆进行轰炸的企图。随着重庆上空的大雾逐渐消散，日本开始着手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940年5月2日，日本陆军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突击作战。”为了贯彻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和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岛田繁太郎进行了协商，双方在5月13日制定了“101号作战计划”，并于5月15日签署了《陆海军关于第101号作战协议》。“101号作战计划”，是以中国战略大后方重庆、成都为目标，以挫伤中国军民继续抗战意志为目的。妄图达到“运用武力及谋略，务实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的目的。
为达到“101”作战计划的目的，日军的制定了“首先压制敌军（注：指重庆的蒋介石军队）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重要设施”的行动计划。为此，日军成立了海陆军联合空袭指挥部，由陆军第三飞行集团长为木下敏中将、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中将和第二联合航空舰队大西泷治郎少将联合指挥日本指挥官。日本陆军第三飞行集团抽调各型飞机81架战机参加轰炸，以飞行第60中队的54架重轰为主力。而希望迅速解决中国战事的日本海军司令岛田繁太郎则派出了多达216架战机，这一数量要比“101号作战协议”中国所规定的海军兵力多出了48架。其中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的鹿屋航空队和高雄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十二航空队、十三航空队和是屋航空队的132架中轰为基干。陆军的航空集团以运城第二机场为主力基本机场，以汉口和包头作为机动机场；海军航空集团以汉口及孝感的机场为基本机场。
经过数日的集结和准备，日军在完成了对重庆轰炸的各项准备工作，只等攻击命令。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军民，还不知道噩梦即将降临。
烈火焚城——轰炸重庆
1940年5月18日晚，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27架飞机，开始执行“101作战计划”。世界战争史上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略轰炸就此拉开了帷幕。
为了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措施，5月18日的空袭以成都、遂宁等地的机场为目标。5月19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再次出动11架中型攻击机，利用月色轰炸了重庆东北约160公里处的梁山机场。日机向梁山机场投下炸弹264枚，不仅造成了中国军民的伤亡，更将机场上的8架大型飞机。5月22日转向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将攻击目标转向了重庆以西约50公里的白市驿机场，在投下140枚爆炸弹后炸毁了机场上的12架战斗机。在对重庆国民政府的个主要机场进行了数轮空中打击后，日军将空袭的目标转向了重庆市。虽然，日军宣称是对重庆市内的兵工厂、弹药库等军事设施，以及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等政治机构进行轰炸。但是，惨无人道的日本飞行员，并没有规避人口密集区域和学校等非军事机构，很多无辜群众在轰炸中被无情的夺取了生命。在五月里，日本海军航空队先后发动了13次轰炸，出动608架次，投弹419吨。
重庆军民在5月经受了高密度、高频率的轰炸之后，还没来得及掩埋好遇难者的遗体，修葺被毁坏的家园，新一轮的轰炸又开始了。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在6月7日与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了幕僚联络。在这次联络会议上，日本海军提议在6月到8月加强对重庆的轰炸，并提议双方集中200架轰炸机对重庆进行3000架次的轰炸。为此，日本海军航空队准备将出动的飞机准备加强到120至130架，要求陆军也增加50架轰炸机。不过，由于日本陆军航空队无力抽调这么多数量的飞机，这一提议只最终胎死腹中。
在拒绝了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提议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为6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大轰炸研究》记录为6月9日），日本陆军飞行第60中队的36架重型轰炸机，气势汹汹的扑向白市驿机场，结果由于天气原因，很多飞机只能中途折返，其中一架飞机误认为将攻击目标改为梁山，就匆忙开始投弹，其他飞机也随之投弹，结果损耗了上百枚炸弹。但是，日军的中队长铃木清大尉，还是飞抵白市驿机场上空进行投弹。就是这一架完成本轰炸机完成攻击的日本飞机，依然将白市驿机场上的一架大型飞机击毁。日本陆军航空队的轰炸，出现严重的纰漏，但是这样的好运气并没有一直眷顾重庆饱受战火洗礼的重庆军民。在整个六月，日本陆军航空队对重庆轰炸6次，出动300架次，投下炸弹1000余枚，约140吨；日本海军航空队对重庆轰炸11次，出动1000余架次，投下炸弹6000多枚，约700余吨。
到了7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已经有所减弱。在这个月里海军进行了11次轰炸出动飞机843架次，陆军进行了3次轰炸出动180架次，共计投弹672吨。虽然，日军的轰炸频率和密度，与7月相比有所减弱。但是重庆市已经有20%被摧毁，经济陷入停滞，物价飞涨。蒋介石也考虑疏散居民，并转移军事、工业和教育等机构。日本的战略轰炸似乎达到部分战略目的，但是进入8月后由于天气状况和日军大本营逐渐将战略目标转向了法国印度支地区，所以整个8月重庆至遭受到了10次轰炸。到了9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联络后，于9月4日宣布停止对中国后方的战略轰炸。日军从1940年5月18日开始，到9月4日终止“101号作战计划”，在110天的时间里出动战机4722架次，对重庆发动了71次空袭，投弹11796枚。
面对日军的狂轰乱炸，坚韧的重庆军民面对烈火焚城的灾难表现的那么无畏。而那些胸怀家国大义的年轻的中国军人也在天空和陆地与日本战机进行着殊死搏斗。从5月20日开始，实力弱小的中国空军，就不断紧急升空与入侵的日本战机进行交锋。虽然，他们无力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日本战机对重庆城和重庆军民的伤害。他们先后与日军交战607架次，先后击中日机382次，击毙击伤日军160人（包含22名不知下落者）。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无惧生死和坚决抵抗，在“101号作战计划”停止后，日军航空队只是在在9月、10月间派出先进的零式战机参与对重庆的攻击，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因为他们很清楚“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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