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丨文
我们每天都使用着汉字词。我们说它，写它，用它议事，用它抒情，用它辩论，用它叫喊。我们的欢乐、痛苦、悲哀、激昂都依托着它得以表达，得以宣泄。依靠着它，我们将这人间的生活制造得轰轰烈烈，龙飞凤舞。但是，有多少词语，我们日用而不知其来路何在，源起何故，因何人而更新，为何事而创制。当我们灵活而有力地运用它们时，我们真的很少想过这世界唯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汉字是怎样穿越时光遂道，绵延不绝，直到今天仍散发着它的无尽魅力。在它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能量支撑着它的繁衍更新，它的充足饱满，它的日臻完美，以致世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悄然死去，惟独它仍然充满着强大的生命活力。对这一切，我常常懵然不去细想，直到新近读了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真是一本开智的书，它说的正是汉字词背后的故事。
《新语探源》的副标题是“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但我们看到书内所涉及的内容，却并非只是这些。透过汉语新词的产生，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汉字文化成长的过程中，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想这些有力的手掌是怎样操纵着它的流变和它的扩容。
汉文字从五千年前的大汶口起始到三千年前的甲骨文逐渐成型，之后两千多年来，汉文字一直以其独立的姿态成长并活跃于这个世界。它在向四周幅射自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借取各种外来词汇补充自己。《新语探源》为我们陈述了汉字文化吸收外来语汇最主要的三个历史时期：汉唐时期借词于中亚西亚，晋唐宋借词于印度，近现代则借词于欧美和日本。冯先生为我们勾勒了汉字词得以繁衍的清晰脉线，但其论述却并没有停留在语汇的表层去对之作纯粹语言学的专业解说，而是将语汇的成长植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透过如此背景，我们看到在历史流程和异文化互动之中，是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使得汉字词渐次演变，日趋丰富；也看到汉字语汇是以怎样的姿态接受外来词汇，使之充实自己，又以怎样的方式修正外来词汇，使之适应自己；更看到通过历史的更替、精英的打造，文化的促进、思想的形成，那些新的词语是怎样醒目地凸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画卷之上。
当葡萄、胭脂、琥珀、琵琶、胡桃诸如此类词语走进我们的生活并成为日常用语时，它的背景乃是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自东方国和西方国有了这条固定的往来通道后，大量西域器物词汇涌入中国，变成我们的日常用物，而与之同来的新词自然而然融入于我们的生活。当眼光、刹那、翻译诸类，成为我们的俗语，宿命、悲观、境界、真理以及唯心、真实诸类，变成我们的观念，它的身后乃是南亚佛教的传入。这是比前一次更有影响力的借取。冯先生为此而说：“佛教入华后，与本土的儒家、道家相连，经历了由依附、冲突到交融互摄的过程，最后形成两大果实：中国化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和吸收到佛学成分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二者构成中国中古至近古文化的主体，并深刻影响近现代。”与西域词语随器物而入只停留在汉语表面所不同的是，佛教词语的进入却通过文化思想渗透到汉语的深处，它的回响是在世人的内心。于是它便撒遍在汉语的各个层面，落地开花。
该书最主要最详细的部分则是近现代借词于欧美和日本的过程。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他们的基督教，他们借助学术、教育、科学，试图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来影响中国人的宗教，上帝、几何、地球等新词便随着这新的宗教以及它的附属物，进入汉语。及至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更带来大量新语。使用汉字的日本，一向输入汉字词，而明治维新后则以其创制的对译西语的汉字词输往中国。经赴东洋学习的中国人推介，来自日本的新语，密集地在中国报纸和图书中呈现。其浩荡之势，甚至改变了汉语书面表达形式。汉语由文言文而白话文，正是在这个期间始见分晓。语言的革命并非无端地自革自命，它最终是依附着社会的革命之上。冯先生专门挑出一些重要的人文术语，如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和、小说等，列举大量史实，对其如何从汉字旧名演为汉字新名，从而成为新文化之关键词的过程，进行逐个研究论证，梳理其轨迹，厘清其概念，令人读之顿有恍然大悟之感。
拉动一个新词，便拉动一连串的人事历史。汉字词的背后，呈现出的其实是一部沉甸甸的、起伏跌宕的民族发展史、文化交流史以及思想成长史。我想，《新语探源》要对我们说的或许正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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