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从决定开始收破烂起，1995年出生的武楷斯觉得，他就已经“放飞自我”了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985大学生捡废品?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985大学生捡废品
来源：澎湃新闻
从决定开始收破烂起，1995年出生的武楷斯觉得，他就已经“放飞自我”了。
他看上去不太像一个传统的“985”高校毕业生：留着长卷发，穿着拖鞋和二手的衣服，眼镜和袜子也是从别处收来的。此外，他每周都会去旧货市场跑动，有时还上门收破烂，甚至去垃圾桶里碰碰运气，只为淘到有意义的旧物。
他有自己一套筛选标准：承载的信息量越大越好，比如带有时代气息的物件、带文字的信和牌匾、带图像的老照片等等。单纯的纸皮、纸壳是不要的。
近日，武楷斯因与众不同的职业选择受到关注。不少人羡慕他拥有了脱离“996”的自由，也有人认为，名校毕业理应做更有价值的工作。
武楷斯说，其实父母对收破烂这件事也是有些无法接受的，“他们觉得，你是因为收破烂被关注的，而不是因为发明了某项专利、发表了某篇论文。”但他觉得，收破烂就是他想要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大学时期，他就开始痴迷“一切旧的东西”，整日泡在“天光墟”(广州民间集市)收破烂，最后还盘下了学校附近村子的老楼，作为放东西的仓库。毕业7年来，他仓库里的旧货已有几十万件，有些用作布展、租售或道具，大部分仍在静静等待发掘。
他收过一位女士从孩童到成年的所有信件、一名男子整理出的过世父亲的几百只手表遗物、下过南洋的老华侨的家具和胶片放大机，还有村里开了四十多年的茶楼倒塌后残存的牌匾......
对武楷斯来说，每个物品都承载着过去的回忆，同时又有新的意义：被遗弃的东西也可以焕发生机，像循环农业一样，以另一种方式存续下去。
以下是他的口述。
寻找“天光墟”
2015年，我还在华南理工大学读法律，为了省钱经常买二手(物品)。当时我想，5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衣服，那为什么还要再花500买它？也差不多从那时候起，我就没买过新衣服了，这种状态维持了7年。可能很难想象，我连眼镜和袜子都是二手的。
大四时，我去美国穷游了一个月，每次路上需要买补给便会去跳蚤市场，买50美分的广告衫和吃的用的，两个月花了1万块人民币。
回广州后，我就开始寻找类似的集市“天光墟”。天光墟是本地人对二手市场的称呼，它们一般在夜间开摊，至天亮而散。
在美国或者其他中古市场(即二手市场)发达的国家，谷歌上一搜索就能看到很多二手市场相关消息，但在国内，手机上能搜到关于天光墟最近的新闻，已经是2007年的了，它们就像被互联网抛弃了一样，信息零零散散、良莠不齐，找起来很不方便。
我把网上散落的信息拼凑起来，花了两周时间、通了几次宵，整理出了广州可能存在的旧货市场，并前去探访，后来整理出现存的12个地点，其中一些地方比如海珠桥的天光墟，也成了我定期的收货来源。
这期间，我还整理了一份探访指南发到了网上，发现挺多人对天光墟感兴趣的，但因为在半夜才开张，不敢一个人去，就想让我带着逛。在一个旅游栏目的邀请下，我开始带着一些人去逛天光墟，刚开始人多，一次能带30个人，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旅行团，就差个小旗子，后来觉得难管理，就每次把人数限制在四五个人了。
天光墟又叫“鬼市”，算是城市最基层而野生的市场，它卖的东西多而杂，可能只是摆在马路边售卖，可能卖家就是一些流浪汉、收废品的或者清洁工，但同时，它们也和城市达成了无形的默契，晚上的时间它们是自由市场，白天到了点，城管才会过来赶人。
里面东西的价格自然也不贵，成交价1块到10块的都有。在这里，能找到2块一件的衣服和20块一个的胶片相机；电器和碟片；邮票、钱币以及各种有趣物件。路灯熄灭时，人们会拿着手电或者手机慌乱照亮，生怕错过好东西。
去天光墟前一天，我会先睡一觉，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出发，赶上天光墟的开摊，一直逛到8点结束。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的去买收废品的人手里的破凳子椅子、废报纸、老照片，背回宿舍铺在地上欣赏。
最疯狂的时候，一周七天，我天天半夜泡在“鬼市”，赶不回学校就在麦当劳过夜，还记得人民北路天光墟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就和流浪汉坐在里面一起睡觉，但一想到一会儿能去收破烂，便会无比兴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四个舍友的柜子都被我填满了破烂，迫不得己，我把所有东西打包好，放在宿舍楼的夹角处，可宿管员也有了意见。后来，我决定把东西搬到7公里外的小村子。
毕业前夕，我在离大学城不远的小洲村租下了第一个仓库，它是以前存留下来的青砖老屋，大概有三百平米，租金不高，但小洲村附近没有地铁站，青石板路也很窄，车进不去，运东西的话只能靠摩托车、三轮车或者人力。
旧物馆二楼天台的摇椅上，伸手就摘得到龙眼，目光所及之处皆瓦顶.....这种生活也算惬意。除了打理旧物馆，我每周都会去天光墟，风雨无阻。
但我逐渐发现，收旧货的重点不止是“收”，还要“养”，我花几个月时间对旧物分类、整理和保护，却赶不上我每周从天光墟收旧货的速度。
为了运货方便，后来我又在番禺区租了一个仓库，很快也堆满了旧物，很多还没分类。
通往记忆的旧物
我一直认为，一件旧货选择跟随我，是一种缘分，我要尽可能保护好他们，做得不好便心有愧疚。旧物背后是历史和记忆，收得越多，责任越大。
有次，我在天光墟淘到了一大包老信件，里面是一个名叫“敏”的女士从8岁起一直到成年的所有信件，虽然有些也已经被雨水给打湿了，也有些泛黄，但是还是保留下来大部分。
能通过文字辨认出，这位女士是1986级中大外语系毕业生，后来在白天鹅宾馆工作。我把这包信件收回来后，在社交平台进行了发布。
巧合的是，这个信件的主人公通过她的同事看到了我发布的内容，找到了我。她告诉我，她亲戚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不小心把信当废品卖掉了，问我能不能再买回。
我等她来店里后，把这些信件无偿送回给她了。她记得很清楚：“这个信是小学最好的朋友写给我的，这个信件是我父亲写给我的......”她找回了很多回忆。
不过，能找到原主的旧物是少数，99%的人都是因为不想要这些东西了，认为它们是废品才扔或者卖掉的，不会再寻回。
人离开后，子女就会把他们的遗物卖废品，这些回忆以另一种方式在天光墟流通，也会有人找我上门收遗物，我不觉得有什么恐惧的，它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曾经收到过一个人一辈子收集的手表。他走后，他的孩子就把这些全都卖给了我。手表有七十年代老上海、春蕾等各种各样的品牌，表盘背面写着上海、广州和沈阳等城市的名字，大概有两三百块，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专门坐高铁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收的。
通过朋友介绍，我还上门处理过一位印尼老华侨的生前旧物，他以前是个机械爱好者，会自己冲扫胶片、修自行车、做木工等等，我们发现了一台海鸥牌放大机、一堆自行车链条和工具，还有五六台大头电脑，说实话，人一辈子的物件都在这里了。
还有次，小洲村一家经营四十多年早茶的“金瀛酒楼”拆了，要搬到一个新的场地。楼一边拆，我一边“抢救”，我花了几十块买下了它的一个牌匾，带了回去。最近，我也收了一个民兵部的一块牌匾，遇到这种牌匾我都会买，牌子类的东西会有一定的信息展示，它能更加独立地呈现一个故事。笔记本、信件、照片也是如此，是通往记忆的载体，我称之为“薛定谔的旧物”。
人们遗弃的，我会替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收藏起来，这也是我店铺名字“永续”的来源。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它来源自一种农业方式，讲的就是通过再生、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环境，旧物本身也可以作为循环存在。
很多物品在古玩市场上也是有价值的，只是我出于个人原因不想卖。
另一种生活方式
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迷恋做这件事，我想，没有很复杂的原因，可能就是冥冥之中被它选择了吧：只要它是旧物，就很吸引我。当然，收旧物的过程也是有趣的，每天面对的人和物都是新的。
小时候，我父母工作变动多，经常换城市，导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挺颠沛的，再加上那时候家里穷，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
当时，咸鱼还没有出现，家里的电脑、电视都是从58同城网、高校BBS论坛这些平台买的二手，甚至我初中用的诺亚舟词典也是这样来的，包括我从小到大用的手机也都是二手的。
我记得，我家电磁炉也是二手，买来还是坏的，到后面一直打不开，就得先用打火机点一下，才能打着。
父母只是为了省钱买二手，大概没想过我会真的成为一个“收破烂”的。
如果父母也是收破烂的，估计我做这个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但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培养这么大，还有一定的学历，学的还是听起来挺高端的法律专业，结果我却从事看起来完全和高端相悖的工作，自然会有些无法接受。
后来，我做的这些事情逐渐成型了，也被一些媒体报道，他们也并不会因此有特别大的态度转变。
他们觉得，你被报道是因为捡破烂，而不是因为发表了什么论文、发明了什么专利，你不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好的事情而被关注的，而是因为破烂被关注。这就像是，“你是一个在街上裸奔的人，然后被报道了。”
但我的感受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每天都很新鲜，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种喜欢可以盖过周边的眼光和传统的社会评价。
我想起，有次我翻垃圾时，我女朋友说，“你在翻垃圾时，其实很多人在看你，你知道他们在看吗？”
我就很懵地回她，“我不知道有人在看啊。”
我在做这个事情时确实是看不见别人的眼光的，同理，对于社会上的评价也是如此。我喜欢上这个事情之后，就已经放飞自我了。
另一方面，我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这也让我在毕业前夕，摆脱了择业方面的困惑，因为我就想做这件事，它太好玩了。我也没有上过一天班，所以体会不到“996”“内卷”这些焦虑。
可以说，我和正常年轻人属于两个世界。
但在利用旧物方面，我想的还挺多的。除了展出、租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偶尔也会为商家做布置、陈列，还为剧组收集过道具，我觉得旧物能延展的范围很广阔。不过，要想它完全商业化仍不太可能，做这行的人都比较有个性，它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工作。
目前，我和女友一起打理这些旧物，资金暂时还支撑不起请人。有人问过我，“做这个赚钱不？”我的回答是，“刚好能养活自己。”而且这个前提是，我还挺幸运的，做这个是需要一些运气和缘分的。
疫情前，我也会在全国各地甚至去其他国家的二手市场收旧物，最近出去的没那么频繁了。
但我想，我会一直做收破烂这件事，也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同一个地方。
在很多个城市生活过后，我发现城市也只是一开始看是不一样的，后来会发现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人，人的需求都是差不多的，在山西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基本法则，在广州、北京或者山东都可以行得通。我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法语日语和德语等五六种语言，我把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
澎湃新闻记者 朱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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