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站住脚，没有栽大跟斗，又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北宋王朝的统治者，借鉴唐王朝分封割据之弊端，强调中央集权，统一法纪，提倡“恭谨静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91年）的统治，政治比较平稳，生活比较安全。在近百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颓唐懒惰，宽恕松弛，又渐渐地发展到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盗贼并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在高层领导者中间也迫切感觉到，急需要来一场大的改革，以清除积弊，振兴吏风。正如欧阳修所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气，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结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
在当时，有好几位有识之士也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危机四伏，问题如山，这种形势在朝野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仁宗皇帝比较开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于是就以皇帝他自己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倡大胆地批评和议论朝政，甚至可以当着他皇帝的面展开廷辩。
包拯没有遭到大的噩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仁宗皇帝的支持。仁宗皇帝立志改革的愿望，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仁宗皇帝的软弱、不坚定，又是与他的个人经历、腐朽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
包拯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可以说，是仁宗皇帝的需要、时代的需要，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于是，包拯便应运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没有希望改革的宋仁宗，包拯是出不来的，即使出来也要被压死的。仁宗皇帝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他能够听取很尖锐的意见，又很了解包拯的忠诚。有时候，即使包拯的意见不符合他的意愿，或者态度不够冷静，他也能够理解、容忍。在多年的相处当中，仁宗了解包拯的忠诚，包拯也了解仁宗的宽厚。有了这种了解，谈论国事也就比较大胆了。公元1058年（嘉祐三年），包拯向仁宗提出建议：应该建立太子。
仁宗皇帝反问包拯：“你看应该立哪一位为太子？”包拯马上就回答：“陛下，立太子这样的事，应该由皇帝自己来确定，是不应该问我的。这是国家的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议，是没有任何私念的啊。”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包拯的头脑相当清醒、相当敏捷，毫不含糊地把仁宗的问话顶了回去。这种顶撞是大胆的，是无畏的，也是坦诚的，因此也是很能够唤起对方好感的。包拯就是用这种坦诚，而不是用顺从赢得了仁宗的信任。包拯明明看到仁宗不喜欢听的意见，他仍然敢一再地上奏议；包拯有时在廷辩时过分激动，态度失于检点（在廷辩时唾沫曾经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也能够容忍；包拯生病，仁宗派人送药、问候；
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辞世，仁宗十分悲痛，宣布“辍朝一日”，并亲自到包拯家中吊唁。当他看到包拯的幼子包绥只有5岁，披麻带孝，忍不住一阵心酸，当场赐给一些钱物，赐给包缓一个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并记录在册。仁宗很动情地说：“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拯去世3年，知庐州的官员、包拯的门人张田在整理《包孝肃公奏议题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拂衣去养，十年亡宣，意其心亡他，止知孝于亲而为得也。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处之当路。公上禅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素，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他人或才不胜任，望不厌人，方且死党背公，挟憾复怨，如鸯得搏，若他肆毒，颠坠于憔悴泯灭之地，以甘其心，此众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进无他吝，而天下不得异议也……虽然，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张田深有体会地提出，包拯的政绩和成名，于仁宗的至明上圣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仁宗“善容正人，延说议”，“有不可惑之聪”，包拯是很难做出那些政绩的。包拯之所以能够得到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诚、正直、无私、忠孝两全。可以这样说：包拯因仁宗而成名；仁宗因任用包拯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明君贤臣，相辅相成，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仁宗的特点就是“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与色”。
元朝的史臣有这样的评论：“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跳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圈，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灌，帷巾衾稠，多用增施。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置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
从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仁宗宽宏仁厚的性格。
仁宗对包拯的信任，还有以下两段记载：
包拯去世以后，知合肥的长官张环在《包孝肃公祠堂记》中说：
公行也备，才也果，言也诚，志也忠，自初仕递于考终命，其节未尝少衰变。昔之君臣际遇，道合计从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耻所改为，或蔽于旁近，或未识统纪，谗入则见远，拂欲则生念。观公平居进益廷争之语，人能道之，任刚肆直，虽鼎镜在前，植若自守，闻者为其悚然。而仁庙乐闻直谏，容纳是止，无一毫介蚕，始卒听用之，自尧舜、文武而下，仁庙一人而已。
张环对仁宗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自尧舜以后，就要数仁宗皇帝了。
明代有一位大臣刘定之，在《读包公奏议》后，有这样的文字：予读包公奏议，乃知宋仁宗之贤，三代以下绝无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盖其天性之美，初非出于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乎！天下未尝无包公也，第以仁宗为难遇耳。包公奏议，仁宗赐之也。天下之士为谏职者，果遇仁宗，则其奏议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为君而无包公之奏议，尚何谏职之为乎！
刘定之与张田有相同的观点。只要有了仁宗这样的皇帝，就会有包拯这样的奏议。如果没有仁宗这样的皇帝，虽然有包拯这样的奏议，那也是行不通的。像包拯这样的人，天下是不难找到的，最难的是，没有仁宗这样的皇帝。金末文学家元好问的《遗山先生文集》中有这样一首诗：“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人是自私的，想做到“公廉”，那是第一难事。到了元朝，刘敏中又写道：“吾人垂泪叹遇客回头看。谁不爱清官，清官似子难。”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难？一方面是人们丢不下这个自私，为贪欲所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皇帝自己要腐败，容不得耿直的清官。所以，仁宗皇帝在这一点上备受人们的称赞。
但是，从治理国家来看，仁宗又是软弱的。“庆历新政”的天折，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仁宗在位数十年，在先因宠信后宫的美女，失去节制，神魂颠倒，无法理朝；宰相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把美女送到了外地。后来仁宗又宠信张贵妃，差一点出了大事。在这些方面，仁宗无法与唐太宗相比。人们承认仁宗是比较开明的，能够任用包拯这样的清官，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又承认他是一个难遇的好皇帝。
包拯了解仁宗、尊敬仁宗，服从仁宗，但是，他并不迷信皇帝。他认为客观的情况变化无穷，是“无极”的，皇帝也不是万能的，他要依靠选拔能干的大臣，还要建立谏院，加强监督。他认为建立谏院的目的就是：“掌侍从谏院，仗下侯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善朝政纲纪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包拯十分重视监督，把谏官视为朝廷的耳目，掌握纲纪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地评价得失、开展有力的批评监督。明君贤臣，创造了一段美丽的佳话。但是，这段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人治有其致命的弱点，把希望寄托在这里是靠不住的。大宋王朝虽然有宋太祖那样的开国皇帝、有仁宗这样的贤明君主，可还是无法挽回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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