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包拯时期的宰相(包拯与仁宗皇帝)(1)

包拯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站住脚,没有栽大跟斗,又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北宋王朝的统治者,借鉴唐王朝分封割据之弊端,强调中央集权,统一法纪,提倡“恭谨静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91年)的统治,政治比较平稳,生活比较安全。在近百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颓唐懒惰,宽恕松弛,又渐渐地发展到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盗贼并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在高层领导者中间也迫切感觉到,急需要来一场大的改革,以清除积弊,振兴吏风。正如欧阳修所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气,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结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

在当时,有好几位有识之士也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危机四伏,问题如山,这种形势在朝野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仁宗皇帝比较开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于是就以皇帝他自己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倡大胆地批评和议论朝政,甚至可以当着他皇帝的面展开廷辩。

包拯没有遭到大的噩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仁宗皇帝的支持。仁宗皇帝立志改革的愿望,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仁宗皇帝的软弱、不坚定,又是与他的个人经历、腐朽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

包拯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可以说,是仁宗皇帝的需要、时代的需要,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于是,包拯便应运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没有希望改革的宋仁宗,包拯是出不来的,即使出来也要被压死的。仁宗皇帝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他能够听取很尖锐的意见,又很了解包拯的忠诚。有时候,即使包拯的意见不符合他的意愿,或者态度不够冷静,他也能够理解、容忍。在多年的相处当中,仁宗了解包拯的忠诚,包拯也了解仁宗的宽厚。有了这种了解,谈论国事也就比较大胆了。公元1058年(嘉祐三年),包拯向仁宗提出建议:应该建立太子。

仁宗皇帝反问包拯:“你看应该立哪一位为太子?”包拯马上就回答:“陛下,立太子这样的事,应该由皇帝自己来确定,是不应该问我的。这是国家的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议,是没有任何私念的啊。”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包拯的头脑相当清醒、相当敏捷,毫不含糊地把仁宗的问话顶了回去。这种顶撞是大胆的,是无畏的,也是坦诚的,因此也是很能够唤起对方好感的。包拯就是用这种坦诚,而不是用顺从赢得了仁宗的信任。包拯明明看到仁宗不喜欢听的意见,他仍然敢一再地上奏议;包拯有时在廷辩时过分激动,态度失于检点(在廷辩时唾沫曾经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也能够容忍;包拯生病,仁宗派人送药、问候;

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辞世,仁宗十分悲痛,宣布“辍朝一日”,并亲自到包拯家中吊唁。当他看到包拯的幼子包绥只有5岁,披麻带孝,忍不住一阵心酸,当场赐给一些钱物,赐给包缓一个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并记录在册。仁宗很动情地说:“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拯去世3年,知庐州的官员、包拯的门人张田在整理《包孝肃公奏议题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拂衣去养,十年亡宣,意其心亡他,止知孝于亲而为得也。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处之当路。公上禅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素,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他人或才不胜任,望不厌人,方且死党背公,挟憾复怨,如鸯得搏,若他肆毒,颠坠于憔悴泯灭之地,以甘其心,此众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进无他吝,而天下不得异议也……虽然,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张田深有体会地提出,包拯的政绩和成名,于仁宗的至明上圣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仁宗“善容正人,延说议”,“有不可惑之聪”,包拯是很难做出那些政绩的。包拯之所以能够得到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诚、正直、无私、忠孝两全。可以这样说:包拯因仁宗而成名;仁宗因任用包拯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明君贤臣,相辅相成,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仁宗的特点就是“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与色”。

元朝的史臣有这样的评论:“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跳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圈,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灌,帷巾衾稠,多用增施。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置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

从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仁宗宽宏仁厚的性格。

仁宗对包拯的信任,还有以下两段记载:

包拯去世以后,知合肥的长官张环在《包孝肃公祠堂记》中说:

公行也备,才也果,言也诚,志也忠,自初仕递于考终命,其节未尝少衰变。昔之君臣际遇,道合计从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耻所改为,或蔽于旁近,或未识统纪,谗入则见远,拂欲则生念。观公平居进益廷争之语,人能道之,任刚肆直,虽鼎镜在前,植若自守,闻者为其悚然。而仁庙乐闻直谏,容纳是止,无一毫介蚕,始卒听用之,自尧舜、文武而下,仁庙一人而已。

张环对仁宗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自尧舜以后,就要数仁宗皇帝了。

明代有一位大臣刘定之,在《读包公奏议》后,有这样的文字:予读包公奏议,乃知宋仁宗之贤,三代以下绝无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盖其天性之美,初非出于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乎!天下未尝无包公也,第以仁宗为难遇耳。包公奏议,仁宗赐之也。天下之士为谏职者,果遇仁宗,则其奏议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为君而无包公之奏议,尚何谏职之为乎!

刘定之与张田有相同的观点。只要有了仁宗这样的皇帝,就会有包拯这样的奏议。如果没有仁宗这样的皇帝,虽然有包拯这样的奏议,那也是行不通的。像包拯这样的人,天下是不难找到的,最难的是,没有仁宗这样的皇帝。金末文学家元好问的《遗山先生文集》中有这样一首诗:“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人是自私的,想做到“公廉”,那是第一难事。到了元朝,刘敏中又写道:“吾人垂泪叹遇客回头看。谁不爱清官,清官似子难。”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难?一方面是人们丢不下这个自私,为贪欲所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皇帝自己要腐败,容不得耿直的清官。所以,仁宗皇帝在这一点上备受人们的称赞。

但是,从治理国家来看,仁宗又是软弱的。“庆历新政”的天折,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仁宗在位数十年,在先因宠信后宫的美女,失去节制,神魂颠倒,无法理朝;宰相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把美女送到了外地。后来仁宗又宠信张贵妃,差一点出了大事。在这些方面,仁宗无法与唐太宗相比。人们承认仁宗是比较开明的,能够任用包拯这样的清官,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又承认他是一个难遇的好皇帝。

包拯了解仁宗、尊敬仁宗,服从仁宗,但是,他并不迷信皇帝。他认为客观的情况变化无穷,是“无极”的,皇帝也不是万能的,他要依靠选拔能干的大臣,还要建立谏院,加强监督。他认为建立谏院的目的就是:“掌侍从谏院,仗下侯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善朝政纲纪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包拯十分重视监督,把谏官视为朝廷的耳目,掌握纲纪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地评价得失、开展有力的批评监督。明君贤臣,创造了一段美丽的佳话。但是,这段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人治有其致命的弱点,把希望寄托在这里是靠不住的。大宋王朝虽然有宋太祖那样的开国皇帝、有仁宗这样的贤明君主,可还是无法挽回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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