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0年夏天时,全国农村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红军队伍也发展到了约7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大约已有10万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顽强存在着,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既感到了震惊,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削弱红军的兵力及政治威胁,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试图通过围剿彻底消灭红军。
前四次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围剿”均以红军的胜利告终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国民党首次围剿采取的战术为“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此时兵力为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诱敌深入”为反“围剿”作战方针。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共歼敌1.5万多人。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再次调集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这次国民党将战术改变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红军此时兵力为3万人,继续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最终在5月中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经过前两次的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第三次发起围剿。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将兵力从前两次的10万、20万人上升为第三次的30万人,并且带着英、日、德三国的军事顾问。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最终红军用时3个月,歼敌3万人,又一次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同志失去了指挥权,红军改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但是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依旧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1933下半年,蒋介石在吸取前四次“围剿”的失败经验,重新组织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方针, 经济、交通、文化 “围剿”同时并举,企图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困死红军。同时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克服红军运动战的优势。 红军经过1年奋战, 军事上连续失利,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 开始长征。
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五次反“围剿”的指挥者第一次反围剿
时间:1930年11月-1931年1月 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
第二次反围剿
时间:1931年4月-5月 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
第三次反围剿
时间:1931年7月-9月 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
第四次反围剿
时间:1933年2月-3月 领导人:朱德 周恩来。
第五次反围剿
时间:1933年9月-1934年10月 领导人:博古 李德。
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能胜利,第五次却失败了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选举了缺乏斗争经验的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这是第一个原因。
国民党统治区内我们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红军的信息渠道减少,很是被动。这是第二个原因。
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把最具有指挥才能的毛泽东排挤到了地方,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使得红军上下头脑发热、盲目乐观,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有客观分析自身的实际状况。这是第四个原因。
五次反围剿红军始终还是那个红军,红军没变,变的是指挥者,变的是作战思想。第五次反围剿博古和李德作为指挥者,他们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下,生搬硬套国外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错误地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不切实际地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和堡垒战,错上加错,使得红军损失惨重,差点灭亡。这是第五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当时没有王明、博古等的“左”倾错误领导,毛泽东同志没有被排挤,那我们的革命斗争或许将是另一种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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