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至1944年8月，在过了两年零一个月的密室生活后，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一家遭人背叛并被送往了集中营。一家人中，只有她父亲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而安妮于1945年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死于斑疹伤寒，年仅十五岁。
安妮父亲昔日的旧友找到了安妮写的日记，这是写在活页上的、散落一地的手稿，并在战后交给了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后来回忆了初读女儿日记时的感受，说道：“这对我来说就是被披露的真相。
它展现了一个和我失去的那个孩子完全不同的安妮。我对她思想和感受的深度竟全然不知。”后来，他出版了安妮的日记，书名为《安妮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是奥托·弗兰克（0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儿。除此之外，安妮家中还有母亲艾迪斯·弗兰克（Eddis Frank）、姐姐玛格特·弗兰克（Margot Frank）。
在安妮4岁以前，父亲奥托·弗兰克一直带着家人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后来由于是犹太人，便决定举家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时，他做了荷兰生产果酱的奥佩克塔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安妮过着无忧无虑，如公主一般的生活。
举家搬到荷兰之后，安妮在荷兰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待了一两年，6岁时便开始上小学。小学毕业之后，安妮就进入了姐姐玛格特所就读的犹太中学。
1938年，犹太人遭受大屠杀，安妮的两个舅舅逃到了北美定居，而安妮的外婆则与安妮一家团聚。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生日。在安妮生日这天，父母给她送了一个日记本，安妮认为这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礼物”。她很是喜欢这个日记本，将它看作是最贴心的朋友，并打算将它称呼为“凯蒂”。
除此之外，安妮还收到了父母精心准备的一束玫瑰、几枝芍药和一棵不知名的植物，还有衬衫、拼图、棋、葡萄汁、润肤霜、糖果、草莓馅饼等。后来，安妮还收到了胸针、小说等礼物。
生日这一天，安妮很开心，不但父母给她送了许多礼物，而且她在下课期间的时候，几个好朋友还围在一起给她唱生日歌。此外，安妮还请老师和同学们吃了自己亲手做的曲奇。
拿到了日记本之后，安妮就开始写日记了。对于安妮而言，写日记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6月正值夏天，安妮平时会和姐姐一起打乒乓球。打完乒乓球之后，还会一起吃冰淇淋。安妮和姐姐总爱去“德尔菲”或“绿洲”这两家冰激凌店，因为他们允许犹太人的光顾。
当然，安妮也会傻想，如果她们遇到一些慷慨的男士或者爱慕者，那么她们就会有一个星期都吃不完的冰淇淋了。
生日不久之后，安妮情窦初开，与16岁的男孩赫罗交往。安妮在日记里记叙了与赫罗第一次打招呼的情境。6月24日这一天，安妮正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赫罗从背后叫了安妮，他有点害羞地走到安妮身边，并询问她是否愿意让人送去上学。
安妮说：“要是你顺路，那我没意见。”随后，两人一起上了学。
安妮在日记里描写了赫罗对她的眷恋，她说：“赫罗自从认识了我，才意识到他只喜欢厄休拉的外表，而我于他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一个人很难发现自己对别人的价值！”
1942年7月3日，安妮在犹太剧场参加了升学典礼。升学典礼之后，安妮就要进入姐姐玛格特所在的中学读书了。不同于其他家长，安妮的父母不是很在意安妮的成绩。他们希望安妮能够健康快乐，只要不是经常顶撞家长，就很满足了。
到这里，安妮的生活一直都是平顺中带着快乐的。然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传唤所打破。
1942年7月5日，当地党卫队给安妮的父亲奥托下达了传唤令，传唤对象是安妮的姐姐玛格特。
那一天，惊恐、害怕、打击全部涌上安妮的心头，她脑海里不断冒出集中营和监狱的凄惨画面。
安妮的父亲奥托当然不会允许自己的大女儿被人带走，于是为了躲避纳粹的逮捕，奥托开始计划藏匿。安妮在日记里写道：“玛格特只有16岁，像她这种年纪的女孩正是他们想要的。
但是我们谁也不会让她去的，或许这就是爸爸说我们全家都得躲起来的原因。但是躲去哪儿呢？城里？乡下？一座房子里？还是一间村屋？何时去？怎么去？诸如此类的一切问题我都不能问，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不去想它们。”
下午，安妮开始收拾一些必要的东西，准备带走。在收拾时，安妮最先拿起的就是“凯蒂”这个日记本。对于安妮而言，这里面充满了她的回忆，它弥补了她的遗憾，令安妮非常珍视。
晚上7点，安妮父亲带领家人一起制造了慌忙出逃的假象——没有来得及吃完的早餐，狼狈的床铺，以及在厨房里留下的一磅肉。安妮告别了家里的小猫之后，就匆匆离开，前往藏匿的密室了。
由于犹太人不得携带大的箱子，在路上，安妮和姐姐玛格特背着被塞得鼓鼓的书包，父母则各自拎着一个塞得满满的购物袋。
因为犹太人不被允许坐电车，一家四口只能在倾盆大雨中行走；也因为他们身上的黄色星标“Juden”，所以没有人敢捎带他们一程。
在路上，安妮才知道父亲奥托的出逃计划。他们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一幢办公楼阁楼的密室中。这是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街263号的安妮之家，后来成为了纪念安妮的博物馆，这里也曾是她和她的家人在纳粹党统治时的藏身之处。
由于安妮一家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出逃，因此密室凌乱不堪，还没有打扫过，到处都堆满了他们之前打包过的各种物品。安妮一家人抵达后，全都动手整理了起来，安妮父母更是累得直不起身来。
7月7日，一家四口继续收拾东西，安妮父亲的好友出去帮忙买急需的物品，安妮则负责清理厨房的地板，就这样，大家又忙活了一整天。
对于安妮来说，这就是一场巨变，她在日记里写道：“这几天发生了好多事，我的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幸好我还活着，凯蒂，爸爸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虽然活着，但是却不能告诉你我待在哪儿，也不能告诉你我现在如何生存。”
为了更好地藏匿妻子与女儿，安妮的父亲奥托开始收集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布片缝制遮挡窗帘，并把它挂在任何可能被看见的地方。刚刚搬进密室，安妮就觉得非常害怕，她害怕邻居听见自己的声音，害怕外人看见他们自己，于是恳求父亲带自己上楼。
在藏匿密室的这段日子里，安妮一家又迎来了三个新成员——范戴恩、范戴恩太太以及他们的16岁儿子彼得。
1942年7月，德国人到处都在传唤犹太人，犹太人越来越危险了，因此范戴恩一家提前住了进来。刚来到密室时，范戴恩夹着一张折叠茶几在腋下，而范戴恩太太则把巨大的便壶装进了她的帽盒里，而他们的儿子彼得则被安妮描述为“木讷、呆板又呆滞”。
范戴恩一家刚入住了几天，他们密室的入口就被藏匿起来，两家人开始真正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将一个大的书柜横在密室的入口处，并在书柜底下开设旋转轴，能够像门那样打开。
与范戴恩一家在密室里共同生活，人物关系是复杂且矛盾的。彼得可以借克雷曼先生的任何书去看，但是除了一本有关女性的书籍。
但有一天，彼得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擅自偷了这本书去看，这使得彼得的父亲范戴恩先生非常生气。
范戴恩先生把彼得抓了个现行，并给了彼得重重的一巴掌，然后把他关进了阁楼里。彼得没有吃晚饭，还倔强地发出口哨声说：“我绝不到楼下去！”
范戴恩先生猛地站起身，大喊道：“我受够了！”
安妮的父亲奥托害怕出事，于是他爬上了阁楼，与彼得待在一起。但是彼得顽强抵抗，甚至不惜又打又闹。范戴恩太太本来想给彼得留一口吃的，但是被范戴恩先生一口回绝了，“要是他不道歉，他就必须继续被关在阁楼里。”
范戴恩太太在某顿饭吃过之后，也不洗锅刷碗。眼看着食物在锅里烂掉，安妮的姐姐玛格特就被迫洗刷所有的锅碗，而范戴恩太太则在一旁说风凉话：“哎呀呀，可怜的玛格特，你可当心别累坏了呀！”
在密室内，想要正常生存并不是那么简单，连日常洗澡这件事到了密室都会变得异常艰难。由于密室里没有专门的洗澡间，只有楼下的办公室有热水，所以他们7个人轮流享受洗澡这种“待遇”。
7人根据自己遮羞的需要，只能挑适合自己的地方洗澡。
彼得在嵌着玻璃门的厨房里洗澡，而且在洗澡开始前，彼得要求大家半个小时内都不要经过厨房门口。而彼得的父亲范戴恩先生则要去楼上洗澡，他会不辞辛劳，一遍又一遍地把楼下办公室的热水端上楼。
安妮的父亲奥托则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洗澡，安妮的母亲艾迪斯则在厨房的火炉栏后面洗澡。安妮和姐姐玛格特则在雷克曼先生的帮上洗澡，每周六下午姐妹俩就会拉上窗帘，并在里面摸黑进行洗澡。
1942年10月，安妮发现范戴恩太太竟然对自己的父亲奥托调情。她一会儿借机摸摸他的脸，一会儿摸摸他的头发，一会儿又扯扯自己的裙子。这件事彻底激怒了安妮，幸亏安妮的父亲奥托不为所动。
后来，密室里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杜瑟尔，他是一名牙医，杜瑟尔的到来使得本就局促的密室更添拥堵。
密室里面暗无天日，外面也危险重重。
为了提防有人突然破门而入，大家在安妮的卧室天花板上安装了一盏灯。一旦安妮听见枪响，就能够立刻拉绳，并点亮那盏灯。
在密室的日子里，安妮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外面的消息。在外面，许多犹太人被抓走，被送上平时运送牲畜的车，被拉到德伦特最大的集中营。那座集中营非常恐怖，被关在那里的犹太人既喝不上水也吃不上饭，而且一天的供水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几千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洗手池。
在集中营里，所有人都杂乱地睡在一起，大部分女人和小孩都被剃了头，因此想要逃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剃头之后，特征太过于明显。
正是因为集中营过于恐怖，所以密室里的人特别害怕被抓。然而，藏匿密室2年，可惜功败垂成，他们因为被人出卖而遭受逮捕。
1944年8月4日，大约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一辆车子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街263号的门前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了几个全身制服的纳粹党卫队。
这些人冲进密室，将所有“密室”成员逮捕，并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克莱勒先生和库菲尔斯先生。此外，密室的贵重物品、现金以及其他东西也被洗劫一空。
1944年9月11日，“密室”成员等人未经审判，便被统统送进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一处集中营。然后，他们被解往威斯特波克，该地在荷兰北部，是专门监禁犹太人的一个中继站。三天之后，他们又被装入牛车送往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密室”的8个成员中，范戴恩先生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实验室当实验品，最终被毒死了。范戴恩的太太在1945年4月9日被送到特雷希恩市，后来又转到另一处集中营。她最终也没有活下来，只是遇害日期不得而知。
范戴恩的儿子彼得则被迫参加了从奥斯维辛到茅特豪森集中营（奥地利）的“死亡行军”，并于1945年5月5日在茅特豪森集中营丧生。然而，彼得死亡日期距这个集中营获得解放只有三天。
牙医杜瑟尔解往纽恩加姆集中营，1944年12月20日死于营中。
1945年的2月到3月，安妮与姐姐玛格特先后因斑疹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安妮的母亲则于1945年1月5日死于集中营。而安妮的父亲奥托侥幸逃脱，并最终生还。
密室被洗劫之后几天，办公大楼的一位清洁阿姨在整理遗留下来的书籍时，发现了安妮的日记，她把日记转交给了办公室的两名女职员保管。
战争结束后，两位好心的女士将这本珍贵的日记交给了在集中营里唯一存活下来的安妮父亲。
安妮父亲奥托看见安妮的日记如此真诚，就决定把它翻译出来，给他在瑞士的母亲阅读。受尽磨难的安妮父亲决定含泪将女儿的日记付梓出版。他还把日记给朋友们看，朋友们认为它应该被发表出来。
1947年，安妮的日记在荷兰编辑成书并被出版，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安妮日记》。《安妮日记》随后在法国和美国相继出版，并在当地引起轰动。后来，《要妮日记》被编成话剧并演出。
二战结束后不久，安妮曾经躲藏的密室已经人去楼空，破旧不堪。为了纪念二战历史，1960年，安妮曾经的“密室”故居被改造成“安妮故居博物馆”。
在博物馆开门的最初十年里，欧洲大陆极少有人去参观安妮故居博物馆，主要的参观者主要来自英美以及那些没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的人士。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并希望以此来了解一些战争历史。
1974年，每年的博物馆参观者约有20万人，那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将近30年。安妮博物馆的董事会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二战”的兴趣会慢慢减小，于是，他们决定在10到15年之后，关闭安妮故居博物馆。
然而，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并没有“二战”远去而淡忘历史。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去安妮故居博物馆参观。安妮故居博物馆也躲过了被关闭的命运。
2004年，博物馆参观者总数就达到了93.6万人。为了方便参观者，博物馆管理人员不得不蒋开放时间延长至12个小时，从上午九点一直开放到晚上九点。
时至今日，安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标签”，她象征着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受害者，甚至已经成为宗教迫害和暴政统治下受害者的象征。
安妮故居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汉斯说：“人们聊起那段历史，就会谈到大屠杀，就会谈到安妮。”
希望人们勿忘战争的残酷，勿忘苦难的历史。
- 李婷著.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经典战争电影大纪录[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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