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强调，要重振贸易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清洁化、低碳化的能源革命成为了新一轮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主要大国竞相发展零排放技术，追求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导权，通过国内单边主义立法巩固技术竞争力，采用各种隐蔽手段对本国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形成一系列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美国清洁能源出口?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美国清洁能源出口
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强调，要重振贸易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清洁化、低碳化的能源革命成为了新一轮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主要大国竞相发展零排放技术，追求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导权，通过国内单边主义立法巩固技术竞争力，采用各种隐蔽手段对本国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形成一系列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产业链上游形成“技术门槛”。由于清洁能源发展对技术创新的要求较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博弈中，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紧密关联，成为了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控制产业链及占据优势地位的柔性工具。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制定苛刻的技术转让门槛及贸易流通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空间，主导清洁能源技术标准以维持其在能源领域的相对优势，并通过贸易保护性反倾销诉讼、产业标准控制及知识产权申请竞争等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空间，形成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
产业链下游嵌入“绿色标签”。部分发达国家提出了碳标签制度，通过将商品生产中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予以标记，以所标示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税基，形成一种新型国际贸易商品量化标准进行征税。这种“绿色标签”主要表现为关税及国内税等边境调整措施，前者包括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其征税前提是认定被征收国家未按规定施行减排政策，后者即根据国内能源税或碳税使进口产品承担与本国同类产品制造企业相同的环境税负。除此之外，部分发达国家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之名，通过非关税形式，根据国内排放法与贸易制度，对进口自未实行减排政策国家的碳密集型产品提供一定数量的排放配额，从而限制产品进口并增加出口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可见，以生产、储存、转化技术为代表的新型能源技术逐步形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对清洁能源以及使用清洁能源生产的产品进行限制正成为新一轮贸易壁垒的发展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主动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国际新挑战，一方面有利于我国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进步，保持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规避相关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引领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核心举措在于形成技术标准的话语权、产业布局的主导权、多边治理的主动权。
推进技术革命，构建清洁能源核心技术领域上的话语权。当前，我国清洁能源上游产业规模扩张迅猛，但规模效应之外的核心创新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下游配套产业发展相对迟缓，清洁电力入网及消纳等问题仍待解决，用电终端客户使用便捷性、智能性等有待提升。在全球从高碳向低碳及净零碳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技术革新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所在，世界大国围绕“碳中和”开启了一轮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竞赛。我国要不断挖掘创新增长潜力，逐步突破技术难关，完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体系，推动新能源、新基建及数字技术的强强联合，着力占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竞争趋势，我国在推进技术革命的同时更要注重掌握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话语权，推动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鼓励一流能源企业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融合发展，推动我国能源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出去”，加速中国清洁能源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加大绿色投资，提升清洁能源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存在不确定性，很多国家采取绿色发展政策促进了疫后经济复苏，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也在加速。作为世界清洁电力装机容量最大、绿色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已超美欧总和，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具有成熟的大型基建项目投资经验。我国应继续充分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拓展绿色融资手段，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与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高新科技产业、高能耗产业布局和清洁能源产业链整体发展格局相匹配。在国际合作中继续发挥“一带一路”的纽带效用，与各国展开包容性互动，在竞争中寻求互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推动中国能源企业“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进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通过绿色投资力度的增加让清洁能源的发展成为实现经济复苏及“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在全球清洁能源新格局形成过程中逐步占据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有利地位。
注重规则制定，把握清洁能源全球多边治理下的主动权。强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国际组织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我国建构清洁能源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场域。当前，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飞速发展，但在全球清洁能源标准化治理中仍处于被动。面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新型贸易壁垒，我国应利用自身的结构性优势，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标准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在全球碳市场的多边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要善于通过多边协调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规锁”，以多边能源外交缓解困境、团结各方，注重在清洁能源新基建标准、新兴能源技术网络安全准则等方面展开讨论，共同规范智慧能源网络安全与新基建的治理规则。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构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绿色安全的国际气候和能源治理新秩序，形成清洁能源多边治理下的“中国范式”。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动荡变革期，清洁能源革命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在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主动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贸易壁垒，积极参与全球清洁能源多边治理，提升我国技术的国际影响力，以绿色投资驱动能源、技术、消费等全行业价值链重构，从清洁能源大国转变为清洁能源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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