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正所谓：“君子当官在职，不计难易，而志在济人，故动辄成功。小人苟禄营私，只认便安，而意在利己，故动多败事。”心胸宽广的君子当领导可以济人，济人者助己，所以能够成功；气量狭窄的小人当领导只会谋私，损人利己丧失众心，结果只会败事。身为上位者，若是被下属当面指出不足，自然会觉得被驳了面子。若为了所谓颜面而对旁人的忠告充耳不闻，最终也只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心须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面对下属或旁人的谏言，不仅让人家把话讲完，还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错在哪里，而这份谏言又对在哪里——这便是曾国藩所说的“闻有逆耳之言，当平心考究一番”了。
《诗经·周南·吴睢序》中说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意思就是说，直言进谏的人不该有什么过错，相反听见劝谏的人要引以为戒，反思自身。而作为上位者，待人接物之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那便是“恕”。
面对直谏者，要恕。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任用曾经反对过他的魏徵做谏议大夫。虽然皇帝手握生杀大权，但魏徵一生不惧权势，始终直言不讳地指出唐太宗的错误，有时甚至将唐太宗的颜面至于不顾，气得这个九五之尊大呼：“会须杀此田舍翁！”但自始至终唐太宗也未动魏徵分毫，反而在他死后极为伤感地对大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宽恕魏徵的冒犯，不仅是因为他有容人的肚量，更是因为他懂得魏徵的这些谏言都是使大唐兴盛的动力。只有他宽恕了魏徵，天下人才会想说，敢说。
身为人君，取人命易，得人心难。与其用强权惩处有罪之人，使他人屈从在君威之下，还不如以宽容之心感化他人，让他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纳谏也是一样，天下人何其多，处心积虑想着如何堵住别人的嘴，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事，消了他们心底的怨恨。唐太宗虽说恕了魏徵，失了面子，但他却因此的了民心，得了大唐王朝一个辉煌的开始。
面对属下曾经的错误，也要恕。
曹操在发迹之前，实力不够强大，在与袁绍的较量中一度处于下风。但后来他却以少胜多，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大战之后，曹军在袁军的帐篷中搜到了一些信件，全是曹操手下的一些官员与袁绍暗箱勾结、示好献媚的信。有人建议将这些写信之人全都处死，可曹操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当初袁绍的力量如此强大，连我自己都感到自身难保，这事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假如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之上，也会这么做的。”曹操下令把信件全部烧掉，对写信的人也一概不予追究，就这样将此事解决。那些原本惶恐不安的人一下子安了心，对曹操也愈加忠心耿耿，做事也更加卖力了。
曾国藩曾说过，能庇人便是大人。真正的贤德之人事能容忍他人，能为他人考虑的人，面对逆耳之言，平心待之，不仅宽恕对方，而且认真细心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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