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立宁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时代变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读不懂那时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吧。中国的农民们遵奉着东摇西摆的指令过了半个多世纪，唯不变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劳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写于2006年2月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作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颤，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三十五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二千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人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队长指不定多恨这些瞎搅和的插队生呢。
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村村都要修大寨田，还定下硬指标，深翻土地一人一亩，锄棱刨土一人一亩。农民们真好说话，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很壮观。但干劲再大，限时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层层干部只得报虚数，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做法，我们怪上面，没怨村干部。
办政治夜校也是我们的创举。第一节开课是庆祝建党五十周年，给社员讲党史。讲课人准备了六页纸的讲稿，念了一个半小时，下课时，多数人都溜了，剩下的几个也打了瞌睡。后来，丰富了讲课内容，学文化、念报纸、讲时事……还编了一本《政治夜校课本》，课本除了政治内容，还有农谚和科学种田的简单知识。可惜，这本教材没留下来。
返乡记从山西回来几天了。可能是体力和感情投入过多，从里到外的累。整理照片，上网补看了几天来四川的报道和录像，又陷入极度的悲怆。
同返山西的原校二十来个同学，都是四十年前在这儿插队的，当年军宣队送来的二百多中学生被分配到县里两个最艰苦的山区公社——黄彩和石圪塔，石圪塔是石山，黄彩土山，想不起来大家怎么进行的组合，反正男女搭配地给拉到各个村儿，接受再教育，短的一、二年，长的五、六年……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不可忘怀的一部分。
山水依旧，可人在哪儿呢？
写完这个小标题，泪水已止不住了。
到榆次第一天下午，俊柳就到了，她是我们房东，后嫁到平川，是和我们同岁的好朋友。五年前去过她家，知道了她一辈子的辛劳。叫她提前来一起过一夜，就是想好好聊聊。没想到，竟听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消息：有明、海明、在明、黑小、二黑、四妮、四货……就连有的教过的学生都不在了！心一下子空了，他们并不到该离开的年龄啊！得的病多是：肿瘤、肺心病、脑血管病。“要想死得快，白面馍馍大棚菜”俊柳脱口而出，说现在自家种的菜都不得不打药，“不知从哪儿跑出那么多害虫，都说是‘社会坏了，害虫多了’”，连山药（土豆）都得把药从土里打进去。和俊柳挨户数了一下，认识的人也就剩十几个了。
第二天大早回村。村子离城里七十多里，原来红沙石的公路已铺上了柏油。这条路留下太多的记忆：乘着颠簸的马车、大卡车，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更多的是步行……冒着寒风、顶着烈日、披着星月……上上下下，总觉得路很长，那时绝想不到四十年后会坐着小轿车回来。
窗外的山、水、坡、田，越来越眼熟，太熟了，车轮仿佛一下子把人拉回到那个年代。停在村口时，正碰上几个装车的老乡，显然，我们的出现于他们太突然，可几秒钟的打贲儿发愣后，很快就都喊出我们的名字，四十年了啊！满面苍桑只剩一颗牙了的吉寿、已成老汉了的彪悍羊工五货、曾经能说会道的李福生、仍是蓬头垢面的队长老婆林苗……那些印在记忆深处的名字一下子蹦了出来。
俊柳带着我一家家拜访。原来的二十多户人家已所剩无几，不少窑洞塌了，院落荒了。光棍老汉死了，户也就没了；老人们故了，下一辈多也离开了。进了扣蛮、俊蛮哥儿俩的院，鸡鸣狗叫显出生气，俊蛮老婆（当年从林县买的婆姨）抱着孙子迎出，总是不言不语埋头干活的生产队长扣蛮，受了一辈子苦也没娶上婆姨，不久前脑梗塞，刚从县医院回来，俊蛮说他回来后还天天去干活，“不动弹难受呢！”扣蛮说，住院花了六千多元，虽说是五保户，也没法给解决医药费。“老实人一辈子就是个这……”俊蛮说，像是对他这个哥哥的评价。“毛主席时吃不饱饭，可社会好，现如今能吃饱了，可社会太乱……”扣蛮提高的嗓音让我想起他那当年呜叫全队干活的声音。
告别哥儿俩又到了聋老汉的闺女家，他家已迁到后盖的院里，聋老汉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豪爽、乐观、风趣，他闺女先天聋哑，招的女婿。十年前来看他们时，聋老汉婆姨还在，现在却只剩下也成了老婆老汉的女儿女婿。哑婆姨显然认出了我，“啊！啊！”叫着，双手来回比划，可能是想起了当年给她扎针？还是想告诉我家中发生的那么多变故？屋子比以前亮堂多了，白墙上贴着印有国家四代领导人的村民守则（家家都贴着）。想到那些受苦一辈子，死在黑窑中的聋老汉一辈人，还从没见过白墙壁，心中不禁发酸。
沿着村向北头走，路过原来的小学、饲养棚、一个个院落、街门、曾那么热闹的饭场……十年前回来，各家还都有人跑出来招呼我们，可现在，多数院门虚掩着，院空了，房塌了……俊柳家的街门用一个干树枝别着，（五六年前他表哥去世后，院儿就荒了。）街门两侧的石墩依在，那年中煤气后被拉出来，靠着的就是这石墩。院内满目凄凉，堆堆塌落的石块，那么气派的四孔石窑虽仍屹立，但只留下破门烂窗，曾作食堂的房子被拆了，残墙断壁前倒扣着一口破缸，唯窑前老槐冒出的稀稀拉拉绿叶，透出一丝生机。呜呼！三十几年前那群年轻人的热闹、嬉笑哪儿去了？这老窑、石块还能记得吗？
看着我爬上石堆没完没了地拍照，相跟着的几个婆姨焕娥、林苗、春苗说：“是要留下纪念呢。”焕娥是老队长（三八年老党员）的儿媳妇，现在公婆死了，丈夫有明两年前也走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去年跑出去死在对面山上；林苗是故去的小队长在明的婆姨，笑眯眯的在明，回来前还曾想给他写信呢……栓驴、小驴兄弟俩，都打了一辈子光棍，他们告诉我，现在国家每年给他们补助1000元；迎面站着队会计高友，已让人辨认不出，虚弱、恍惚，经再三提醒他也想不起我们是谁了，说是他得了肾癌，家里棺材都割好了。
晌午时大家如约到了村委会，村长吩咐焖了小米饭，炒了土豆丝，我们掏出从城里买的烟、酒、糖和一些肉食。村委会是多年前在小学校的基础上翻盖的，学校撤了，学生都集中到了石圪塔（离村二十多里，要住校）。那时，晚上在这排房子里记工分、开社员会，我和其他几位还在学校里教过书，那会儿是复式教学，一至四年级，一年级一排，轮着教。
小米饭好香，金黄色、一粒粒的；叫做剔尖的白面条拌上葱蒜炝成的调和更香，醋味儿好像和北京卖的山西醋也不一样。乡亲们看着我吃，并不太动筷，花生米买错了，牙都没了，怎么吃啊。
同行者催着让走，因为汽车还要去另外的乡。突然，一股莫名的泪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毫无准备，是内心最深处的释放？还是洒给故者的祭奠？走前，把前年写的一些关于插队生活的回忆留给了村长，尽管知道他们多不识字，但想到那是这块土地给我的，应该回赠给他们。
回来后，反复细看临行前的合影，才看出他们身上的变化，穿的多是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没人再穿七十年代的黑布对襟袄了，头上戴着西式布帽，只有扣蛮一人还裹着白毛巾。
后一天从和乡干部的座谈中，又了解些村里的基本情况：国家给村里每年拨款一万五千，农民种一亩玉米补贴38元（补贴范围只限玉米、小麦、小杂粮）；马上要开始农村医疗保险了，每个农民上险交10元/年，可报销70%，（比例根据医院等级不同）。真希望农民能快些享受到新政策，到那时，他们有病就敢上医院，就能做得起手术，而不至于把病拖到晚期，眼睁睁等死。
听说，上面的庆城村正筹划开发旅游项目，但苦于找不到赞助商......
孩子是希望
第二天的安排是去镇里的学校。学校仍在四十年前的旧址。那时，公社集中开会总是在学校，批斗阶级敌人啦，打击投机倒把啦，每次背着小米来，带着一身虱子回去。
一进校门，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们早就列队站好，红色大横幅上写着“欢迎北京老知青回访第二故乡”。
这天正好是全国哀悼四川特大地震活动的第一天，议程第一项是为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面对大山，和山区孩子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三分钟，遇难的四川孩子生前不就是他们这样吗……
各位领导讲话时，我仔细端详着张张小脸，第一印象是他们的眼神变了，三、四十年前的木纳、胆怯没了，变得灵活、调皮而自信。
我们的组织者将大家的捐款为全乡小学生买了书包和文具，当为他们发放时，会听到声声挺标准的普通话：“谢谢爷爷！”“谢谢奶奶！”
合影后，专门找来侯裕村的孩子聊天，七八个孩子围在我身边，在明的孙子、二黑的孙女、聋老汉的孙子……孩子都住校，不用交学费，每学期交口粮。说实话，撤销村里小学，让七、八岁的孩子到几十里地外住校，够难的。可一问，家里再穷的，也让孩子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唯有读书，才是后辈摆脱贫穷的出路。
教室也不错，桌椅不是以前的长条板凳了，座位后是一张张透着顽皮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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