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龙头”是怎样炼成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许家印谈房企转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许家印谈房企转型(一个房产大王的成长路)

许家印谈房企转型

房地产“龙头”是怎样炼成的?

闵庆玉随手带着一本小册子,里面记录着许多“秘密”。

站在耳顺之年的门槛上,他不但可“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更沉下心来梳理干事创业和为人处世的“干货”。他采撷“干货”,集结成册,便成十九条“军规”。

透过这些“军规”,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誉为“鱼米之乡”的供销系统里“如鱼得水”;理解这些“军规”,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下海创业”,在短短时间内能成为县域中的“纺织业大王”、“房地产老大”。

熟悉的人评价闵庆玉,“他是一个天生的猎手,在市场的森林中娴熟的驾驭射击野兽的技巧,并且很少失手。”

“股神”巴菲特说:大潮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以此警示人性的贪婪。闵庆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分析人心,将县域各个阶层通过逻辑和数字的力量归纳出某些东西,在回归到商业中去,以此判断决策的准确性。见好就收自然很少套牢。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随着调控政策的收紧或者放松而波动,“行情很好的时候大家个个都可以赚到钱,开开心心的, 当行情褪去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及时离场,有些人就亏损累累。”只有供大于求的时候,70-80%都不能坚持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企业真正的实力。

四十年的商海沉浮,他已经锻炼出了一副“火眼金睛”和“金刚不坏”之身。

“变换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我们坚守了老供销好的传统、好的精神,走向了成功。”

在这本名为《闵庆玉谈企业管控治理》的小册子上,“老供销人”闵庆玉对在供销社的十八年的历练念念不忘。

1977年,赶在中国恢复高考消息公布之前,20岁的闵庆玉参加了工作。在那个分配工作看出身的年代,得益于哥哥村支书的身份,他得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供销社。

在很多人印象里,供销社似乎是旧时代的产物,是“草房土台的农村小卖部,根本无经济管理可言。”其实不然。供销合作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战线上冲出来的一匹黑马,是江山商业的龙头老大,财粗人壮,也是供销合作社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进入供销社的人大多是从乡、村骨干中选拔出来的,素质较好,经过各级供销干校的培训和基层的实践锻炼,成为一支素质好、能干事的队伍。正因为此,以后各级供销社的干部,即陆续向外输送,有的随业务转入国营工、商部门,有的调入县、区、乡机关。

不过,借助哥哥的能量进入供销社的闵庆玉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在这个“小王国”里是最低的,“县里的孩子、公社的孩子、管理区的孩子......同样的工作,他们调皮捣蛋的,你却得努力去干,脏活累活都要兜着,好事却没有你的,你明白吗?”

农民的孩子不惜力气,只知道埋头干活,似乎没有察觉到周围那些供销社书记的小孩、主任的小孩、经理的小孩、部长的小孩、职工的小孩纷纷提了级。

但干事创业的年代,命运是公平的,就像牛顿的能量守恒定律,转换成命运的解释就是:命运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转化的工程中,命运的总量不变。这也意味着,有些苦是值得的,人生会有补偿。

身份拼不过人家的闵庆玉是幸运的。

“我干了不到半年的‘大头兵’,正好有个管理区三个人,一个经理,一个记帐员,一个营业员,缺个记帐员,咱能拼能干,就上富石米屯当了记帐员了;谁知道,接着1977年‘一批两打’,这老经理又犯错了,就逮了,我刚干了不久的记账员就转而当了负责人。”

为什么是负责人而不是经理?因为闵庆玉“亦工亦农”的身份。

“亦工亦农”是我们这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点像时下的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亦工亦农”是比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地位、待遇、身份要低,但比农民地位、身份略高的“另类”。有幸成为“亦工亦农”的人的出身一般是社会底层阶级,无权无势的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子女。

“那时候,当经理得人事局批,咱‘亦工亦农’临时工不批,所以光当负责人。这样干到了1984年。那时候,改革开放了,人事局不管了,我就当上了供应部长。这人啊运气好时,挡也挡不住。供应部长当了三个月,居然成了副主任。这就是机遇,或者命运。原来你干得再好,没有那个机遇,人家也不提拨你,因为光提拨正式工。就像现在你不是公务员,不是国家干部,不提你正科级似的,不怕你再有能力,再是人才能无用,它是这样的事。”

就这样,从供销社的最基层干起,闵庆玉干过营业员、记帐员、没“头”经理、供应部长、供销社副主任、主任,棉麻公司经理,县社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兼科主任,“这供销社就没有一个落下的。”

闵庆玉的干劲足,心态也好。他认为,“我就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你要是中意我你就提拔我,不中意我时,我就干好工作等着你,有就有,没有算完,就是这个心态。”

若干年后,有熟悉者总结闵庆玉的这一段,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老闵是1957年出生,属鸡的人,属独立之鸡是山下火命,为人和气,多情多义,利官近贵,初年劳碌,身闲心苦,中晚年家业兴。”但话说回来,人的命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我们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不能决定自己出生的家庭,就要接纳一切后天给予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接受已经存在的客观条件,命运大部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对闵庆玉来说,此时的他毕竟年轻,冲击足,不着急。

在供销社干了18年之后,闵庆玉没想到,自己会以“救火队长”的身份空降县棉麻公司。

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临沭县棉麻公司,曾是供销系统的先进企业。那时棉花是属于国家计划调控物资,由棉麻公司专营,棉麻公司主管着全县棉花的收购、加工、调拨,公司家底雄厚财大气粗,企业效益相当好,是当时临沭排名靠前的利税大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逐步放开棉花市场,企业效益出现下滑。

“1994年我来的时候这个企业职工放的假,已经面临着破产。”闵庆玉发现,当时全临沂市的11个棉花公司都挣钱,就临沭亏本。

为什么?“1994年之前,棉麻公司吃的是政策饭,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收100卖200肯定赚钱。不过,临沭县棉麻公司不争气,人家其它县公司是正常的管理,这边是管理混乱,就不挣钱了。再加上,1994年以后的棉麻公司就推向市场了,更不适应了。”

闵庆玉在供销社浸淫了18年,深谙市场买卖之道,对于棉麻公司的市场化方向,自然心中有盘棋,“临沂市的这些棉麻公司吃惯了政策饭,一旦拿走,极不适应。但在供销社的历练让我懂经营,既然这是国家政策放开,形势不利于企业,我就用在供销社的经营思路,但是我用这些经营管理和规范,灵活的经营,规范的管理。”

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改革对企业来说就像换衣服,谁换的及时就不感冒,换不及时及时就感冒、发烧甚至病倒。如果说,闵庆玉任职临沭棉麻的时候全临沂市11个棉花公司都挣钱,就临沭亏本。那么,三年过后,其它11家公司都亏本,就临沭赚钱。再过几年,他们几乎都倒闭了。

从当初的辉煌逐步走向没落,谁是棉麻公司倒闭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人。有家底,有实力,有技术,却没有人才,或者心不往一块使,最终导致了昔日“明星公司”的倒闭。

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一再证明: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能拯救一个企业,而没有能力领导却能够葬送一个企业。这不是儿戏。

深圳之行改变了闵庆玉的人生。

1992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句话,或许是那个春天最响亮的声音。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那些聪明而勇敢的人,敏锐地从这个声音里寻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小平南巡也催生出“92派”企业家,他们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当然,那次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

这个时候的闵庆玉,前后两次出差深圳。他发现:一年前,在一片什么都不长的地方,一年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苏般“生长”起来。敏感的闵庆玉联想到:这是祖国的南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房地产发展的如此快速。在遥远的山东,在临沭县城,商业化的房地产发展是迟早的事情。

2004年,在中国房地产全面爆发的前夜,闵庆玉正式组建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金明寓房地产公司。不过,商人的精明让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自己买的地、上政府办手续,搞设计,便成立了开发公司;设计完需要建筑,我们自己的人,便成立建筑公司;建设高楼需要水泥、沙、石子,那不得买人家的嘛,不用买,我自己又成立商砼公司;楼房往高处建,需要塔吊,那不又得租新机子嘛,我就成立塔吊公司;大楼搭起架子来,需要安装铝合金、门窗、玻璃,我又成立安装公司;楼建好了入住之后,谁来管理?我又成立物业公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闵庆玉的账单算得精明,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利润,每项工程的利润,各个子公司的资金都汇总到子公司。全产业链的好处便是你可以降低风险,因为所谓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2005年的时候,临沂市发生了一件大事,让这个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炸开了锅”。

“临沂市一个破产的水泥厂公开拍卖,政府的估价是30万元一亩,但我拍了下来,71万元一亩,让在场的人惊呆了!这件事的动静挺大,临沂市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大家说什么的都有?什么老闵是傻子啊,他是精明到傻了?”

大家的吃惊并不为怪,让临沂市民感觉到不理解的是,临沂那时候的土地最高二三十万一亩,71万一亩简直闻所未闻。但闵庆玉却有着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是特殊,第一开发商业,第二是后面靠着山,还能建高层,它有方方面面的好处,但是大家还没有看透。”

闵庆玉毕竟眼光独到,他算过,“拿了地,房价自己定,最低也是保本和微利。”事实证明,闵庆玉的押宝又压对了。

“当企业一把手就要这样,不但要看眼前,更要看长远;不但要看到别人能看到的,更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做一个战略家和战术大师。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经过一次次高强度、高难度的实践去证明。”

经营企业需要狠毒的眼光,这得益于他长期在供销社的历练。

“那时候在供销社的时候我们去‘抢摊’,卖东西嘛,比如说正好在十字路口,虽然都在路口上,但位置不一样,你的收入就不一样,最中心的位置如果一天能卖3000元,次要的位置可能只能卖2000元,远一些的位置可能连500元也卖不了。所以说地段为王,商业也是这样。”

“我在供销社的时候就搞经营,有时候决定干一件事,供销社的人员有95%甚至98%认为不行的,或者看不透的,或者他看透不敢做。我便顶住压力做,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供销社是历练人的地方,闵庆玉不止一次的强调,但为什么从供销社出来的人大部分并没有在从商的道路上走远?闵庆玉回答:“比如在学校里的一堂课,同样是45分钟,为什么有的学生能考一百分,有的学生却考不及格?同样是学,结果却不一样。原因为何?你自己寻思寻思吧。”

“市场竞争不是要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关键是要通过竞争改变自己,明确自己的短板。”“得人心者得天下。要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始终深入人心,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十九条“军规”中的第十七、十八条款,转化为闵庆玉的话就是做企业,拼的是“质量好,价格低,服务优”。

如何理解?闵庆玉的房地产全产业链确保了建筑质量,最大化的压缩成本,但怎样去赢得人心?他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县的市场容量有限,咱三人都是开发商,一年咱三个只能卖3000套。按照常理,你卖1000套,赚1000元;我卖1000套,赚1000元;他卖1000套,赚1000元。咱就说咱三人都卖1000,挣钱一样多是吗?”

但市场如战场,有情的服务,无情的竞争,“如果我凭借质量好,价格低,服务优,卖了1500套,还挣1000元,等于我多卖了500套,却没有多赚钱;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那你们两人卖多少套?还能一人卖1000套?”

深耕临沭房产市场12年,让人奇怪的是,精明的闵庆玉为何一直坚守这个63万人县城?

他想起了艾青的诗: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闵庆玉说,“我是吃临沭饭长大的,我就要回报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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