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我们总是会提到郑和下西洋，可是郑和除了扬我国威。还有什么用。不得而知，当时，有人笑话郑和，航海图竟然被人藏了起来，原因是认为下西洋是劳民伤财之举。虽然中国拥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壮举，但并不意味着永乐年间明朝就开放了海禁，恰恰相反郑和下西洋的本身也是禁海的一部分，浩浩荡荡的船队不但是像南阳西洋诸国彰显国力，也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活动的倭寇海盗的威慑，
在旧港捕获远近闻名的盗首领陈祖义是对中国所有走私者的警告，在西南，捕获西兰王是对所有中国沿海的各国海盗的警告。在海上可以自由出海是官方的传递而不是民间的武装。对于明朝的禁海，历来有个说法，叫寸板不许下海 片方不准入港。当然，这个寸板或者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船只下海。二是不允许任何没有经过官方许可的船只驶出近海，驶入远洋，其要点有三：
第一中国的远海渔民和商人只能在近海作业或贸易，不得出洋。第二为了限制渔民和商人出洋，限制船只的规模，不允许建造二位或多位的大船，
第三，有违反上述禁令者本人和家族，以及知情不报者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
但是中国沿海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海上谋生，中国沿海的商人多少年来都在和外国做生意朝廷怎么能够通过强制手段把他们的生路切断了？且不说朝廷没有那么多钱来养活他们，即使有也无法改变他们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是他们居住在滨海地区这个生存环境所决定。所以禁止民众出海的法才真正是违法的法。因为他违背了人类生存法则，任何法律都无权剥夺民族的生存权。
所以沿海的居民以及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军队，在大多数时间里。特别是在明成祖去世以后，并没有认真遵守或者执行禁海，渔民照样出海捕鱼。捕着捕捉就跑远了，商人照样出海做生意，但近海哪里有大生意可做。于是也远渡重阳，到日本，到南阳，到西阳去了，官员们在衙门。军队在营地，即使派出一些船只进行巡逻，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真正做到了片板不许入海，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水手水师，航海师。许多就是从平时冒做砍头危险出海捕鱼，出海做生意的渔民。
船夫，商人之中，招募而来的，没有平时的锻炼，没有出远洋的经验。他们怎么可能把郑和接郑和的庞大船队送到印度洋和非洲沿岸呢。但是这个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又毫无疑问造成了明朝海洋政策的保守，阻碍了中国在明朝对外的交流和发展，也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业的一个告别仪式，而且这个政策实际上成为远海官军敲诈勒索的一种依据。
为什么这么说远海官军是知道居民要靠出海才能谋生的。也知道商人是需要出洋才能真正把生意做大的，他们平时懒得管。管起来就可以抓人，抓人就可以开罚单或者索取赎金。这样国家政策就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依据，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官军的敲诈勒索造就了明朝远海地区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海盗团伙的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倭寇的危害。我一直在说一个观点，
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要与时俱进，凡是不适应时代的法律和政策。都必须及时地修正或废除，否则只能成为腐败的依据。并且产生严重后果，我们以明朝的禁海为例，渔民出海作业，商人出海贸易都是需要有组织有领导。这和内陆地区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出海作业。出海贸易遇上海盗也是经常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大洋的贸易航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海盗，出海的商人一旦遇到海盗他们需要抵抗。
所以。船上又多带武器，平时是捕鱼和经商，组织起来他们就是军队。第二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除了渔民和商人，多数违法违规，官军平时开一眼闭一眼。当然，这里不排除对商人，对渔民的同情，但随时都可以屈服。这种情况多了，遇到强大的官军检查，渔民，商人，只能倒霉，花钱小寨一旦遇上官军的小部队，那么就可能拔刀向下。于是渔民海上，他就半鱼半道，一鱼一道。
半商半道，一商一道。第三，由于海盗和海外联系密切。海外有什么先进的兵器，如日本的倭刀，鸟铳，葡萄牙的枪火炮。他们都有可能相信购买。官军反而没有，所以在与官军的斗争中，这个其他海上力量的斗争中。海盗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军事力量，有利占据了沿海的岛屿作为据点，明末清初的郑志龙，郑成功复制的海盗船队甚至成为当时整个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在正德嘉靖时期，随着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富积累，海外贸易还发展起来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商人，就是浪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去做生意，有机会抢劫，在进行抢劫，他们同样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这样的匪窝。在东南沿海有许多地方，
这个时候还有一股力量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他们穿过马六家海峡来到了中国南海，并且在珠江陆海处占据了一个岛屿建立起据点。这个据点后来很重要，因为他的名字叫澳门，占据澳门的是一种葡萄牙人。他们带来的先进的武器，特别是火器。倭寇和海盗也通过他们获得一些火器，所有这些海上的变故，沿海的变故。都和明朝的近海政策相关，也都对明朝的寸版不许下海的禁令。产生了挑战，但此时明朝的军队，特别是明朝沿海的军事力量。却在急剧下降，用于海上巡逻的造船，用于海上作战的战船。用当时的记载说，十存一二，十条能够存下一两条就不错了。即使这十存12的战船，造船也是破旧不改，他根本无法和海盗和倭寇的船只相比。
一面是倭寇和海盗的力量越来越大，一面是明朝在海上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的武士，日本的浪人，日本的商人成了倭寇，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和无业游民成了海寇，海寇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们打扮成倭寇的模样，操作夹杂着闽浙乡音的五花八门。而这些假倭和真倭，携起手来，还真是真假难分，他们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股的倭寇。并且在嘉靖中后期发展成为延续20年之久的倭患。
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道的。所谓的倭寇，如果我们分析他的成分，却是真倭少而假倭多，明史的日本传。比较客观也比较保守地做了估计，说是大抵倭寇十之三。从倭四之七，也就是说所谓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充其量3/10，而中国沿海的海盗大于7/10，特别还有人认为。在嘉靖中后期，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受害最激烈的是浙江。倭寇然后是我们现在的江苏以及福建和广东，但是造成这些祸害的所谓的倭寇，他的成分，大抵上都是沿海的无奈少年。他们在推波助澜，而最著名的一些倭寇的首脑，我们说说名字。都是中国人，徐海，汪直，李光头等等，他们都是中国商人，很多都是徽商的。海上领袖，‘
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当时倭寇如何对付赌徒，而是指出一个事实。虽然明朝政府主观地认为他通过禁海可以保护沿海居民不受海盗及倭寇的赌徒。但成为明朝两大祸害之一的蓝倭，也就是倭患，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禁海所造成的。考虑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范民众的出海，而是如何保护民众的出海。明朝的出海不但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于大航海时背道而驰，而所谓的倭寇，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恰恰是沿海的民众，沿海的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对明朝禁海令。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这股潮流之中，一些人在浙江。在福建，在广东任职的官员对本朝的禁海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所以当大规模的倭患平息之后，痛定思痛。有一位四川人，福建巡抚，名叫屠泽民，在隆庆元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什么建议，开海，允许经过官府批准的海上出洋，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而当时明朝朝廷的内阁首辅。这是大名鼎鼎的松江人，上海人徐阶，这个事件。被人们称为隆庆开海，隆庆开海，说明在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官员有相当部分倾向于开放海禁，尤其是在沿海任职的官员。但有意思的是什么？有意思的是，隆庆开海的地点不在广州，不在泉州，不在福州，也不在宁波。更不在当年的六国码头苏州，而是在大明一统治里。
找不到一个名不见真传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叫粤港，位于嘉靖时期，从福建漳州府龙海分割而出来的海城县，只是无论是建议开海的福建巡抚屠泽民。还是批准开海的内阁首辅，他们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大明统治。没有记载的越港，竟然迅速发展为东南远海的巨港，可以通东西洋，这个东洋指的是现在的菲律宾以东。来自东到美洲，这个西洋指的是印度洋，一直到大西洋。由于刚刚经过倭寇，
所以这个粤港通海的东洋，它不包括日本。那么，在这一集我们讲到了明朝，特别是明朝中期的倭寇问题。一方面，禁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倭寇，但另外一方面，禁海。反而导致更大的倭患，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今天在制定出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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