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7日，《羊城晚报》发表一文，题为《毛泽东<咏蛙>诗》，引起强烈反响，其影响之大，至今不绝。该文篇幅不长，共200余字：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读书期间，他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诗是：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毛泽东年仅17岁。据史料记载，在入学考试时，学校规定的作文题目为《言志》，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当时应试者，大都写的是些尊孔读经，追求成名成家的内容。而毛泽东满腔热情地抒发了一个17岁青年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校长李文甫和监考的国文教员读后，惊呼：“我们学校取了一名建国大才。”
青年毛泽东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权威媒体”发声，言说毛泽东17岁时写过《咏蛙》诗。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引用这首《咏蛙》，证明毛主席俾睨天下的雄才伟略与生俱来，同时表达对毛主席的顶礼膜拜之情。
然而，很多专家学者的疑问随之而来：为何1987年之前，毛主席的亲朋好友，没有任何一人提及此事？退一万步讲，毛主席当时就读于东山高等小学堂，如有此等雅事，为何该校的老师、同学，均不约而同“三缄其口”？而假设青年毛泽东写过该诗，是为入学应试而作，抑或在其他情形下写就？到底是改写前人诗作，还是完全原创？
东山学校：前身为东山高等小学堂
“硬核”史料中，找不到证明毛泽东曾作《咏蛙》诗的证据把时间拨回1910年，看看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同学，如何回忆当时的情景。
文运昌（1884-1961），是毛泽东的表哥，也是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的担保人。他在谈到毛泽东入学考试及在校生活情况时说：
主席进东山考试，试题是《言志》。他交卷在前，发榜时名列首位。东山校长李元甫先生，学问眼光都好。新生揭榜的那天晚上，教职员一起叙谈。校长说：“前日考试的新生毛泽东，定是一个建国才”。大家争看试卷，个个称赞。
校长看完毛泽东所作的《言志》（未明确是诗是文），认为毛泽东“定是一个建国才”，像极了现在老师遇到可造之才时的情景，并无“惊呼”“建国大才”等相对夸张之语。可见，文运昌提到毛泽东入学考试时，溢美的言辞很有分寸。正因如此，才显客观。
毛主席和文运昌
萧三（1896-1983），是毛主席东山高等小学堂、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的“双料”同学，是不折不扣的“发小”。他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后，从1940年代起，就搜集素材，专门研究毛泽东青少年时代。1949年8月，萧三撰写并修订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正式发行。书中提及毛泽东求学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明确：
毛泽东参加了入学考试，作文题目是《言志》，他联系人民的痛苦，民族的危急，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立志救国救民的抱负，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校长李元圃和国文教员，看了他的文章后，惊喜万分，都感慨地对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人材!”
此处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毛泽东参加入学考试，写的是作文。不知道当时写作文是否“诗歌除外”，但是一首寥寥数语的《咏蛙》，似乎并无法让观者感受到“联系人民的痛苦，民族的危急，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立志救国救民的抱负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更不至于让校长和国文教员“惊喜万分”。
更重要的是，如果毛泽东入学考试或东山求学期间写就《咏蛙》，本就作为著名诗人、对诗极为敏感的萧三，不可能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毫无描述。
晚年萧三
由同班同学舒融涛口述的《毛主席在东山学校学习情况综合材料》，现存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在这份材料中，说毛泽东“读书时就发狠读，休息时就痛快耍。”还记载了同学毛森品眼中的毛泽东：“好静，喜欢读书，上课最认真，哪怕外面敲锣打鼓，他都若无其事，头都不反一下，上课时听到有问题的地方总要发问，有时打破砂罐问到底，有时问得教员无法答复。”
而在同学黄绳甫眼中：“毛泽东在东山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可惜这些文章大多丢失。仅留下一些片断，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涛天’。”
青年毛泽东住过的寝室
总而言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些同学，在回忆毛泽东的求学经历时，均不约而同膜拜毛泽东的“建国才”，但无人提到他曾作《咏蛙》诗“言志”。1960年，韶山曾组织毛泽东亲友、同学座谈会，席间也没有人说毛泽东写过这样的诗。
其实，据资料记载，我国历史上，多人写过《咏蛙》诗。假如《羊城晚报》引用的，确为17岁的毛泽东所作，那与历史上这些诗有何关联呢？
1988年《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咏蛙>诗的作者是谁》。文章指出，据《
》记载，清末的郑正鹄五短身材、其貌不扬，调任天水县令时，当地的“地头蛇”送他一副《青蛙图》，试图给他一个下马威。郑正鹄在画上题《咏蛙》一首：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凭借此诗，成功扭转局面。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一书中，记录着一则1982年于浙江鹿城采集的故事：明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张璁，小时候在池塘边戏水，被先生罚跪。小张璁跪着也不老实，眼睛和池边的青蛙对视，不由出神。先生于是“因势利导”：作一首青蛙诗，此事便罢。张璁思索片刻后，吟到：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在《历史岂有底稿》一书中，也有相似记载。
知名学者楼适夷曾作《谈晚清秀才》一文，也提到《咏蛙》诗。此时该诗的作者，变成了明朝权臣严嵩。说的是严嵩小时候，曾写出：“独坐池畔似虎形，绿茵树下弹风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楼适夷曾说：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少年言志诗，岂有此理？他还到处投稿为主席“平反”，但是苦于没有确凿证物，只好不了了之。
另有专家写就《<七古·咏蛙>诗改源考析》一文，表示在毛泽东之前，曾有多达五人写过《咏蛙》诗。除上述的郑正鹄、张璁、严嵩三位外，另有唐太宗李世民、明朝正统年间考官薛瑄二人。且看李世民诗作：“独坐井边如虎形，柳烟树下养精神。春来唯君先开口，却无鱼鳖敢做声。”再观薛瑄诗作：“蛤蟆本是地中生，独卧地上似虎形。春来我不先张嘴，哪个鱼鳖敢吭声！”
学者楼适夷
行文至此，我们抛开毛泽东到底写没写过《咏蛙》诗不谈，把视角放到他是否会用改写或借用前人之作，应对入学考试题目《言志》？答案很明确：绝无可能。
入学东山小学堂前，毛泽东曾在私塾求学，博览群书，古文功底深厚，原创一首《言志》主题诗，实如探囊取物，根本没有必要“借用”。况且“借用”一首前人诗作应试，也容易被老师和同学们看轻，甚至无法在东山小学堂立足，这绝非青年毛泽东的行事风格。
更重要的是，当时，毛泽东软磨硬泡，求父亲松口放行后，才得以前往东山小学堂，属于“高龄（17岁上小学）”、“异地（原则上只收湘乡人）”、“迟到（错过了报名时间）”、“托关系（表哥文运昌担保）”入学，势必非常重视此次机会，怎么可能用前人诗作应对（应付）入学考试？
少年毛泽东
如果《咏蛙》诗并非入学考试时所作，那其诗是不是青年毛泽东因同学排外，义愤中的“反击”之作？有一部分专家认为，青年毛泽东入学东山小学堂后，由于非本地人士、年长几岁、个子很高、穿着相对寒酸、态度中立等原因，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被本地不同派别的学生排斥、歧视，心中苦闷，因此在校园内石桥边，作《咏蛙》诗自勉，亦做“反击”。
这种观点，个人认为，把青年毛泽东的胸襟、抱负看低了。一位学者说得比较中肯：“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与志愿’。”当然，要是借此诗评价毛泽东的性格，很难不变成无稽之谈，因为正如上文所述，毛泽东是否写过或抄过此诗的证据，并不存在。
传说毛主席在此石桥边作《咏蛙》诗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时间，仅仅半年左右。当时，青年毛泽东最爱听李元甫校长“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训话，也爱听贺岚岗先生运用新观点解释旧经文的经学课，同时第一次接触“时髦”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外文课等，当然还有很多国内外的新闻也是首次听闻。
面对这么多“新事物”的冲击，毛泽东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如饥似渴的学习中，每天泡在藏书楼和自修室。通过不断的学习，他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给自己取号“子任”，意为“以天下为己任”。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的自修室
当时的同桌熊晓春回忆：“毛泽东一天读书不歇气，别人吵嘴打架他都不做声，同住的人感到非常奇怪。”同学毛森品回忆：“他平时看书多，读报多，看上去沉默寡言，不大做声，但喜欢和同学议论时局，总是滔滔不绝，同学十分钦佩。”
读书学习之余，毛泽东把余下的时间都用在做操、登山、游泳、冲凉水澡等体育健身活动上，努力做到能文能武，达到“心力”与“体力”并茂。同学谭世瑛回忆：“喜欢跟同学打耍架角力。”
毛泽东的草书首屈一指，论说文更是冠绝全校。他的论说文立意高远、论点新颖、“文笔泼辣”、气势磅礴，经常被老师圈点朗诵，并在同学间争相“传观”。例如，他写的《宋襄公论》，国文教员谭咏春先生阅后不由点赞：“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的座位
毛泽东在《新民丛报》上的批注，大体上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思想：“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心悦诚服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如此毛泽东，可能入学初期有过不适应，确实感觉到排外和歧视，但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怎会为此等琐事，争一时之短长？况且后续表现出来的是：“打起架来，他们都怕架得势”（毛主席语）的气势，独一档的学霸特质，挡不住的领袖气质，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这些不比一首改写的诗，更能让身边的人心悦诚服？而作为一个与父亲“斗争”良久、反对“专制”者，在东山小学堂“公诚勤俭”校训熏陶下，也不大可能说出“哪个虫儿敢作声”之语！
东山小学堂“公诚勤俭”校训
毛泽东诗词中《咏蛙》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毛主席的伟大，关键在于他老人家所教导的实事求是、去伪存真说回开头所提《羊城晚报》中的文章，其表述不是很清晰：《咏蛙》诗到底是否为入学应试而作？《咏蛙》言的是什么志？又是如何体现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抱负的？东山小学堂的校长究竟是李元甫还是李文甫……这些无法解释的疑问，成为后续“混乱”的根源。
目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图书不计其数，有的确为专家认真考证而作，有的则是为了“大全”而全、不细究不考证“全”收录，有的仅仅是为挣得“孔方兄”的应景之作，可谓良莠不齐，也客观上给《咏蛙》诗的传播提供了渠道。而一些学者不加考证的“研究”成果，以及电视剧和部分文艺作品中的“演绎”，某种程度上也对此“推波助澜”。
其实，早在1993年，著名学者、党史专家龚育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载毛主席曾作《咏蛙》诗的文章，“没有拿出人们能够据此对其可信程度作判断的原始材料”。
著名学者、党史专家龚育之
1999年，学者陈安吉对《羊城晚报》披露《咏蛙》诗的作者，提出一系列问题：
究竟是怎样知道毛泽东写过这首诗的呢?
他是当时毛泽东作诗的见证人吗?不是。
他是听别人说的吗?究竟是谁说的?此人有何凭据?这些都未作交代。
他是从史料中得知的吗?他并没有提供确凿的史料出处。
他在文中提到毛的入学考试一事，据当年的东山学校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考题虽是“立志”，然而考的是做文章，并非诗赋，也不会允许拿一首他人之作来应答。
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仅凭这样一篇文章就确信毛泽东写过《咏蛙》诗呢!
有趣的是，1988年7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曾经出版文学作品《宋美龄》，其中竟然也有关于《咏蛙》诗的记载。在该书第34页写道：蒋介石幼年很顽皮，“七岁的时候，他看见一只青蛙蹲在地上，竟信口吟出一首诗：‘绿茵君子如虎踞，绿茵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据此确认蒋介石写过《咏蛙》诗。
青年蒋介石
试问，当年《羊城晚报》那位作者，得知一年后的“蒋氏传说”，以及那么多《咏蛙》诗“作者”的陆续出现，作何感想？听到12年后陈安吉的一系列追问，作何感想？看到那么多专家学者为此事的诸多争论，作何感想？
做学问者，需要老老实实、认真求证，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可供证明17岁毛泽东曾经写过或抄过《咏蛙》诗的证据不足，也就是说，这个基本的大前提不存在的话，后续对该诗作为毛主席诗词的赏析、传播甚或批驳，是不是都属于“以讹传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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