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字锡百，1918 年生于祖籍山东高密。原山东纺织工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张朋艺术有其家学渊源和传统功底及西方绘画的基础，擅大写意花鸟、草虫、动物等，兼写人物、山水，其作品构图新颖、造型夸张、笔墨洗练、形神生动，构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张朋是本世纪我国杰出的国画艺术家。出版有 《张朋画辑》、《张朋画集》、《张朋画选》、《抚鹤堂藏张朋画集》及新增再版的《抚鹤堂藏张朋画集》等。
张朋作为 20 世纪中国画坛上一位深受观众爱戴和推崇的著名画家，以他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确立了他在当代画坛的位置。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张朋及其艺术的全面研究与他的艺术成就相比，还远远不够。在他去世后的这三年多时间里，他的艺术更加为人们所珍重，他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正是“智者何须镌顽石，行人路上口似碑”。
张朋先生和诸多老一辈艺术家一样，是在继承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自学成材的画家。张朋，字锡百，1918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城一个举家热爱美术的诗书门第。祖上与清代著名画家高凤翰交情甚厚，张朋的祖父一生喜好书画，广交书画家为友，与老伴均擅工笔花鸟画。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张朋的叔叔、姑母亦研习画艺。据张朋先生回忆，家中曾收藏有徐渭、仇英、恽南田、扬州八家及赵之谦等名家和当地画家的作品，尤其收藏高凤翰的作品最多。可惜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在日寇侵华战争中，全部焚毁于战火之中。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张朋自小就喜欢舞笔弄墨，临摹一些古籍中的刀马人物。从十二岁起便在姑姑、叔父的督导下学习工笔重彩花鸟画。十五岁始，叔父又让他学习小写意花鸟画，兼习传统民间泥塑。1937年张朋毕业于当时的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毕业后，年仅十九岁的张朋便开始了他长达近四十年之久小学教员的粉笔生涯。
当张朋未及而立之年时，已不满足于小写意花鸟画的表现，开始寻求适合自己性格的艺术形式。他最终选择了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道路。他广泛搜集各家作品进行观摹对临，其中包括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高凤翰、赵之谦、吴昌硕及近代岭南画派、齐白石、徐悲鸿的作品。这阶段，他最喜欢的还是岭南派高奇峰、高剑父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人的作品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色彩有新意，且韵致、趣味皆佳。他二十多岁时画的一幅《虎》，可以看出当时他在造型、用笔、着色诸方面都明显保留着高氏兄弟的艺术特点。在这阶段他还认真追补了素描、速写、水彩等西画技法。他还从写生中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提高概括生活、把握对象的造型功夫，为搜集创作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十岁以后，张朋又把兴趣集中到吴昌硕、齐白石的艺术上来。在不断地观察、临摹、比较中，他得出的结论是“难得功才兼备者，近代仅见白石翁”。齐白石的作品对他的吸引力愈来愈大，因而张朋选定从学习齐白石入手，广采博取，然后开创自己艺术风格的道路，这也是他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中始终如一、坚定不渝的奋斗目标。
强烈的创造意识和不间断的探索，是张朋艺术成功之路最明显的特点。张朋始终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家某派的门户之中，虽然至今张朋画风仍保留着不少齐白石画风的痕迹，但只要把张朋的作品与齐派画家作品加以比较，其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种种动物、禽鸟的造型与笔墨结构处理，可以说完全是他自我的创造。在对前人的学习、继承中，张朋提出的一个明确观点就是“公听并观多所师”。他认为“人皆有所长，取长补短，互相砥砺，无师而自得师”。事实上，一个人做到“多所师”并不难，难的是既能学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不能把自己变为前人的奴隶。所以，他反复强调石涛说过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一句话，在教学中张朋一再向学生强调：在学习传统的过程中应该有创意自我的明确目的，能与古人合亦要能与古人离。他认为艺术“以变为常，以不变为暂，具古以化，勿师古不化”，因此应当做到“莫拘于常笔，勿掌掌于某家遗风，要立于前人之外”；“宗法名家，宜法其意，勿袭其迹”。张朋有一首大家熟悉的题画诗“跳出藩篱走异端，东涂西抹野狐禅，肆奇有意君休笑，收瓜收豆自家田”，正是他敢于创造、勇于求新、不拘常法、奋力开拓最有力的证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古人和今人之间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它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一条正确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张朋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有信念、有勇气，能付出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同时又付诸正确实践的艺术家。张朋把形神兼备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首要目标，这对于一个从传统文人画学习入手的艺术家来讲，不能说不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论画名言，早已成为文人画家背离形似强调自我表现的理论依据，否则便视之为俗气和匠气。追求形似还是追求自我，成为匠人画和文人画最主要的分界线和标志。张朋之所以敢于宣称自己的艺术把形似的追求放在诸多因素的首位，在于他坚持了形神一致论这种哲学观，并提出“生必具形”的观点。他认为作品的情思、意境、气韵皆从形中生，人们反对的不应当是形本身，而应反对那些得其形而遗其神的作品。艺术家应当在得其形的基础上达到传神写意的目的，这就是“形具非神生，神生必具形，形神求兼备，功到自然成”。所以，张朋画中的物象，尤其是草虫鱼介和禽鸟动物等诸种生灵，都可以说达到形具神存、栩栩如生，这和“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观点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张朋的画又与文人画传统保持着那么多的一致性，其关键在于他对形、神、意三者关系的把握上。张朋提出“以少总多，形神无遗，笔笔写意皆着我”，他把写形、传神看做是写“我”的基本手段。画家之意、之趣、之情、之思要从物象中来，从作品中流露出来，尽可能用最生动、最朴素、最直接、最通俗的艺术形象来唤起和启发读者内心世界的万般情思，让观众在欣赏中获得审美享受和获得一种共鸣。所以，张朋的艺术语言是通俗的又是独特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写形的又是写意的。他的作品中不仅着力表现自然景物、万般生灵的内在活力和勃勃生机，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充满着诗意的再造艺术境界中，寄寓着自己无限生意的内心世界，体现着画家无限的精神遐想和情思。这是一种境与神会、神与意和的精神境界，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人而处处洋溢着现代人健康审美理想的艺术境界。
独特的艺术风格又是所有成功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在明确的艺术思想指导下孜孜以求、不断完善的结果。它一方面表现在画家所选择的题材与表现内容上，另一方面反映在画家所使用的艺术语言即表现形式方面。这些特点，尤其是个人艺术语言的形成，绝不是光靠下死功夫和因袭模仿所能得到的，它需要画家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需要画家对生活具有独特的感受与理解，从而把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张朋在题画诗中这样说，“淡简清疏求画趣，天然稚拙贵童真”；“落墨随心三五笔，不加雕琢贵童真，熟而生巧反生拙，意笔相宜质胜文”。张朋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色应说是表现在笔简意繁的艺术手法、稚拙率意的用笔与作品童真之气的完美结合上。
张朋运用以少胜多、笔简而意繁的艺术手法，是他的艺术表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取其意，略其迹”。在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崇尚简约由来已久，它要求在艺术作品中以最少的笔墨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与意境。很显然，简比繁难，要求更高。因为“简”不是简单，不是胡涂乱来、滥施狂怪的“简”，而是洗练之“简”。它要求艺术家在为了表达某种情思时，必须对表现对象进行合乎目的的概括，乃至夸张、变形，达到“寥寥三五笔，弦外有余音”的艺术境界。正像恽向所言：“画家以简洁为上，简者简于象而非简于意。”成功地表现，简比繁更能切中肯綮，要而不凡，更能起到增强画面意境的表达。张朋常说“文宜简而当，约而有余，作画亦然”，并提出“删繁就简谈何易，兼备形神笔墨新，位置经营再三看，夸张适度见精神”的创作要求，所以“以少总多，形神无遗，笔笔写意皆着我”成为他作品的明显特色。我不妨以他画的猴子为例来探讨一下他的这一特色。他画猴，除五官和手、脚趾之外，四肢、躯干、头顶等大的部位往往用接近刷的阔笔，三二笔顺结构画出体形，既能表现出猴子的动势和结构，又在浓淡得宜的水色墨晕之中体现出猴子毛茸茸的质感。他完全打破了前人用干笔皴擦毛皮的办法，使猴子的形体更完整、更概括，也更富有质感和笔墨的韵味，做到笔笔是形、笔笔是质。适度地夸张与恰到好处地概括，给人一种增一笔多余、少一笔则不足的感觉。猴的脚、手趾画法是待四肢的墨色未干之际，以浓墨顺势添加，使浓淡墨色自然交融，把趾掌的衔接处理得形质俱现，简约而生动，宛若天成。
通过稚拙率意的用笔追求一种率真高雅的艺术情调，是张朋先生艺术的又一特点。在中国画中，人们往往以“雅”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种高标准、高要求。“雅”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指思想内容方面，即作品流露出的审美情趣、艺术境界，其次是作品笔墨技巧中表现出来的书卷气，也就是运思精微、不同流俗，在形似之外显示出笔墨的含蓄、洒脱、蕴藉及飘逸等高雅之风。在文人画传统之中，张朋尤其推崇那种“由繁而返约，熟后再生生”的古拙美、生拙美。明代顾凝远认为“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之深致也”（《引自·顾凝远《画引》）。人们为了达到生拙之美，在笔墨的运用上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要求，把生拙与文雅联系在一起，并看做是避免匠气、俗气的必要手段。固然这种审美理想中它包含有封建文人某些孤芳自赏和笔墨自娱的成分，但作为中国画的创造来讲，其中某些原则如风格与格调的统一、人品与艺品的统一、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等，无疑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发扬的。在这一点上张朋的艺术正是把强调感情的抒发，贵于情思、贵在写意与讲求稚拙的用笔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认为清雅高尚的艺术格调与平易通俗的艺术形式应当是统一的，如果一味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稚与拙而排斥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而不顾，将会大大降低作品本身的价值。他力求自己的作品能使读者于朴实无华、情景交融中体味到格调的高雅，既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又能情真意切、易于理解。因而他在笔墨的运用上力图打破完美工整、细润浮华，而从不经意、无所着力中求得美感。他的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逆来顺往、信手挥洒、任其自然，好像“无意于画”，而“画自来寻笔墨”，处处表现出稚、拙之美，实际上笔笔是形，笔笔着意，传达出他对自然万物的真情实感，凝聚着画家在几十年对表现方法的锤炼中所付出的血汗。
张朋绘画艺术所追求的“童真”之气，既是张朋艺术的特点之一，也是审美范畴中的一个高境界。它是一种“天然去雕饰”、“以自然之为美”、自然地流露与情真意切相统一的艺术表现。这种表现质朴自然、朴实无华，毫无矫饰造作、穷工技巧之感，而是似呆实活、似板刻却质朴，表面拙生而“拙中有俚味”，读者并非一览便得，而需“疑而得之”、思而得之，更耐人寻味，使弦外之音不绝。
张朋在总结自己笔墨特点时说，“泼墨如野马，行笔似疲驴”，形象地概括出他运笔用墨的技巧特色。张朋用笔放纵泼辣、淋漓洒脱，恣纵处不无法度，简约处不失神完。他的风格既不同于八大的冷僻与严谨，也不同于白石老人的敦厚与苍劲。张朋作画极讲究以意使笔，使意生毫端，信意挥洒，自然超妙。意真而笔真，笔真而能在神机发作之时挥毫如飞、运墨如吐，横涂竖抹，尽泻胸中之丘壑，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境地。他作画多用淡墨，墨淡而不觉飘浮，显出沉着、含蓄之美，在草草数笔之间文质并举，形、神、意俱现，我之面目自生，童真之气自溢，寓真情、真意于无真相之中。张朋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天真雅拙谈何易，信手挥来情意生。有意求全反难得，无心求备自然成。”这正是他艺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童真之气与雅拙质朴的艺术风貌，正是画家与物象神遇而迹化，情满于怀、物我为一、心手相忘之时的信手挥写，才能达到淋漓洒脱与雅拙质朴的高度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张朋先生之所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也正是他思想情操与艺术修养的必然结果。在生活上张朋先生含辛茹苦，安于清贫，甘于淡泊，对事业仍保持着水滴穿石的探索、创造精神，在为人上谦恭诚笃、坦诚平易、律己严而待人宽；在修养上学识渊博、诗书画印全面发展又造诣精深。虽然人们多以“花鸟画家”来认知他，其实，他的山水、人物均有很高成就和独特的风格。这在当代画坛上是非常突出和难得的。
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曾撰文称张朋先生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称“他的艺术为当代中国画赢得了骄傲，他的艺术奉献将在现代中国画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作者：文/ 邱振亮 青岛科技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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