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工作四天——你可能会说，没有这样的好事。但事实是，一些全新的工作模式已经到来。
“疫情让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新的核心竞争力是生活质量。而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专注的工作正是方法。”
工作时间变少了，人更幸福了
今年6月，70家英国公司的3300名员工参与了一场“四天工作制”实验。有银行和软件公司，也有房地产和护肤品公司，就连东海岸一家专卖炸鱼和薯条的餐厅也加入其中。实验内容很简单：80%的工作时间，同样的工资。
你可能会说，每周工作四天，没有这样的好事。但工作模式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1879年，英国杂志Notes and Queries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英文单词：week-end，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末。不管这个词语现在听起来多么稀松平常，请像“996”和“大小周”第一次出现在你认知里那样去感受它的“横空出世”。
杂志写道：在斯塔福德郡，如果一个人周六下午离开家，随后整个周六晚和周日都和他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就正在度周末。（He is said to be spending his week-end.)
这个人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他见证了历史。起初，工人们被获准周日放假去教堂——主要是因为老板们周日要去教堂。结果，疲惫令人们在夜晚投奔酒精，导致周一上午大规模的旷工。随着工会的兴起，老板进一步妥协，周六下午放假，狂欢提前。
1926年，福特汽车的创始人在自家工厂确立了五天工作制：每天8小时，每周工作5天。1938年，五天工作制被写入美国法律，之后逐步流行开来。
自蒸汽机将人类带进技术革命起，历史上第一次，工人们无需每天都在空气如铅般沉重的工厂里工作，而是每周获得了两天闲暇。
现在，如“周末”一般具有颠覆性的新工作模式似乎正在开启，而这也许是两年多疫情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在这期间，大部分人都体验过居家办公。
Meta、亚马逊、谷歌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至今仍没有要求员工永久性地回到办公室；爱彼迎则支持员工“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这是世界前进的方向”；携程今年3月宣布正式实行“3 2”混合工作制，即三天在公司，两天居家，半年后，效果显著，他们坚定地表示这项政策会继续。
至于英国的那项“四天工作制”实验，其动机正如组织者、同时也是非盈利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的CEO Jeo O'Conor所说，“疫情让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新的核心竞争力是生活质量。而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专注的工作正是方法。”
目前，参与了调查问卷的41家公司里：
-
46%的公司说“生产效率没变”，
-
34%的公司说“生产效率轻微提高”，
-
15%的公司说“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
86%的公司表示实验结束后，“非常有可能”或“有可能”继续实行四天工作制。
在曼彻斯特，来自中国的KT刚刚入职新工作一个月，当月她工作了16天，每周只工作四天。可别小瞧她在每周多出来的8小时里做的事：起得晚了一点，趁着人少去看房子，穿上漂亮的吊带裙和朋友们享受价格比周末更低廉的酒精，和父母打个电话。
如果她在周五休假，那么她则拥有一个小长假，用来拥抱土耳其的阳光和沙滩。她和一百年前英国的工人一样，都在见证着历史。
伦敦的动画导演CC拥有这种奢侈一年多了，加上省下的通勤时间，一年里她的闲暇多了五六百个小时。
她用这些时间和丈夫一起玩主机游戏，在《最终幻想》里，他们携手一次次地拯救了即将陷落的世界，在《致命预感》里，他们化身调查小镇凶杀案的FBI探员，在《艾尔登法环》巨大的地图里，他们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就感到快乐。
CC在家办公 ©CC
结束了上述消遣，回到工作中后，KT和CC都坚定地表示，她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
三年前，我曾在996的讨论热潮中看见一句话，“当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社畜’，我们就真正成了人。”
这句话出自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王行坤，多年来，他一直在各种学术论文和采访中号召人们“反思工作的意义”。他的头像是一位正在休息的工人嗅向一束花朵，“工人也应该享受闲暇，享受玫瑰花。”
在他看来，“四天工作制”的积极结果并不稀奇，企业家们乐于尝试也合情合理。原因很简单：老板的天性是获得更多员工的剩余价值，摆在面前有两种方法。
一，延长劳动时间 ，“这个方式比较傻，或者（说）比较蠢，你可能会让员工更加低效”。
二，提高生产率，表面上劳动时间减少了，但必要劳动时间也减少了（劳动者为赚得工资需要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为企业生产利润的工作时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所以四天工作制对于企业并没有什么损失。
在类似的实验中，通勤消失了。这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带来的产物令很多人深恶痛绝。
今年7月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显示，全国有超过1000万的打工人单程通勤在1小时以上，报告称之为“极端”通勤。
假如居住在上海的携程员工王琳遇上台风天，顶着雨走一公里去地铁站，6站后下车再走一公里，带着湿透了的鞋裤走进办公室，或是洛杉矶的Ying下班时遇上好莱坞大道的音乐会散场被堵上一个小时，或是伦敦的KT没能赶上那辆一小时一班的火车去公司，一个不小心，她们就极端了。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过一位每天通勤6个小时的上海女性。早上6点，她和数百号人一起等公交，然后坐26站地铁，最后是一趟7分钟的班车和5分钟的步行，8点57分，她坐在座位上，精疲力尽地准备开始工作。
对她来说，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个小时，包括睡觉和吃饭。只需要八年左右，一万小时定律就能让她成为一位精于通勤的打工人。幸好，一年后，她放弃了这份工作。
©视觉中国
居家办公后，早晨变得相对轻松了。
自从去年8月参与了携程“3 2混合办公”试验，每周三和周五，王琳可以省下平时通勤的时间，多睡一个小时，随便洗一把脸，不必化妆，换一件舒适的衣服，用新买的咖啡机和早餐机给自己做一份早餐。用完早餐稍作休息，再坐在桌子前，精力充沛地开始当天的工作。
可以居家办公也是洛杉矶的Ying七月份选择跳槽新公司的原因。
新公司在五百多公里外的硅谷，她至今还没去过。过去每天下班，她像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工，打开地图，精心选择一条避开堵塞、好莱坞活动和火灾的路线，只是为了尽早到家。
她与洛杉矶的堵车搏斗了十年，频频失败。感谢居家办公，她终于得以退出这场战斗，她把车给卖了。
不止是通勤，我和十几位工作模式在这两年里发生改变的人们聊天，记录了他们生活里一些微小的肌理改变：
眉笔、粉底液购买频率骤降；但又希望买一些在家里可以用的东西，于是香水购买频率上升；皮肤变更好了；脱发更少了。
不必费心参与办公室闲聊了，“我可以远程地讨厌着同事们了。”
车卖了，换了大房子。换房会更少考虑离公司的距离了（为环保做了贡献）。
午觉可以在床上睡1个小时了（过去是桌子上趴20分钟）。
午饭吃得更有尊严了，而不是烹饪水平飘忽不定的食堂。
猫和主人更亲了。女儿的成绩提高了。
最终，所有这些改变被电话那端的人总结为：“更幸福了”。
博弈
苹果深度学习团队的负责人Ian Goodfellow（非常特别的姓氏）今年7月6日宣布离开苹果，加入谷歌AI团队，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戏称这是自“梅西转会巴黎圣日耳曼以来最大的消息”。
大佬跳槽，背后必有权力斗争。错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大佬离开苹果是因为不想回办公室上班。居家办公两年后，苹果在今年春天要求员工逐步增加回到办公室的时间，直到每周三天。Goodfellow本人在离职前给员工的信里说，我强烈相信，对我的团队来说，灵活办公是最好的政策。
一位科技记者称，放走Goodfellow是苹果做过最愚蠢的事，“竟然还是因为居家办公，这种情节AI都写不出来。就好像乔丹离队是因为就毛巾该如何叠无法和队伍达成一致。”
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家上班就是如此之重要。不只是我们普通人这么想，哪怕是能对行业做出顶级贡献的大佬，也想在家做出顶级贡献。
几天后，在《时代周刊》的百人论坛上，库克打了个圆场，表示公司还在摸索“办公室和远程办公”两种模式该如何结合，以损失一位高层为代价，苹果推迟了该轮返回办公室的要求。
以上是第一回合。
八月份，第二回合开始，一封内部信出现在苹果员工的邮箱里，上面赫然写着，“当面合作对我们的文化至关重要”，并再次提出要在9月5号前实现“回到办公室”。
随后，一个名为“Apple Together”的员工组织发表了一封有3184人签名的请愿信，信中，他们列举了不该“回到办公室”的六个理由：
我们用在线软件交流也可以碰撞出火花；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作更需要独自的深入思考；居家办公提供的是真正的灵活；通勤是万恶之源；居家办公可以提高公司职工的多样性；我们的产品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远程办公，如果我们都不居家办公，怎么说服用户？
结尾，他们向老板发出“指令”：史蒂夫曾说过，雇佣一群聪明的人，然后指导他们该怎么干活是不明智的。我们雇佣聪明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现在，我们这些聪明的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别管我们，别制定“一刀切”的政策，让我们决定怎样工作最有利，让我们做好此生最好的工作。
以上是第二回合，胜负不明。
不少CEO站在库克这边。高盛CEO David Solomon认为居家办公是一次“跑偏”，很快就要被消灭。特斯拉CEO Elon Musk最近则宣布，他期待可以很快在办公室看到员工们，至于那些不接受的，会被默认为已经辞职了。
相比之下，爱彼迎的CEO Brian Chesky倡导的“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倒有点鹤立鸡群了。王行坤觉得，尽管马克思早就为老板们指了明路——
员工更幸福，活才干得更好，但真理要跟“老板想要对员工获得掌控感”的欲望抗衡，谁胜谁负实在难说。
他反复地提到“时间自主性”，即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好的掌控力，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一环。他指出，现在的工作，也就是人们早九晚五（或996）去办公室工作，是现代雇佣关系强加给员工的，“小农社会即使你被地主雇佣，你也有很大自主性的。
你在田里面干活，基本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了工厂，有了工厂制度，老板对工人的监管是很系统化的增强，他对你时间上的、行为方式上，甚至是穿衣方式（的管控）。（到了现代）办公室是一个权力空间，你的各个方面都要符合它的行为规范。”
©视觉中国
美国人还在激烈辩论，大洋彼岸的欧洲人早已拥抱了居家办公，并且往前迈了一步，“四天工作才是我们的未来”。
新制度正式实施的那天，KT公司的老板向员工发送了一则视频，“跟大家说，我们发现大家工作效率都很高，4天也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很高兴地宣布，这个4天是永久性的——你就能感受到公司的氛围，大家就很快乐。”
刘伦管理着美国加州一家二十多人的、已经实现了永久性居家办公的律所。与她通话时，由于回国探亲，她住在广西北海的父母家里，这并不影响她在大洋彼岸的工作。
律师行业自有其居家办公的优势。“它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并不依靠头脑风暴和开会来获得灵感，”刘伦说。
大环境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加州法院疫情开始后被迫进行线上开庭，“现在虽然说是自愿，但据我所知，南加几乎没有人去现场开庭。我的感觉是，这个（线上的）趋势已经回不去了。”
她和身边的一位雇主朋友都发现，在现在的加州，“如果没有居家办公的支持，你根本就招不着人，你的公司是没有竞争力的。”
在国内，携程倒是有一位坚定的董事长梁建章（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人口学家）。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的演讲中，他曾提到和苹果员工视角完全不同的、居家办公的好处：
有利于缓解大城市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有利于环境保护；可能一些小城市也会受益；有利于全球化的加速；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和提升生育率。
携程集团人才成长中心的负责人曹洁仍然记得十年前，公司就曾有过大胆尝试，“不得不说James（梁建章）的脑洞真的很大，他想，呼叫中心的员工能不能在家接电话？
当时携程非常重视推动科学管理，于是我们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合作，在酒店和机票部门征集了愿意来参加实验的员工，用科学管理的方式来验证结果。实验需要随机抽样，我们做了一个抽签仪式，在小球里随机抽单双号，来决定实验和对照组。
实验过程中，斯坦福的教授专门飞过来给每个员工做访谈，用定量和定性的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实验结束后，数据显示结果是实验组绩效提升了13%，流失率下降50%。
整个实验我挺震撼的。你会发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了一个非常科学、严谨的态度在做这个事。”
去年8月，实验性的基因重启，且扩散到全公司。员工李俊和王琳同时收到了公司即将进行“3 2混合办公”实验的通知。
正如王行坤所说，当你对居家办公或者四天工作制抱有怀疑时，很简单，“你只能试了，有一个词叫在做中学。”携程倒是践行了这点。他们仍然有对照组和实验组、来自斯坦福教授的指导、以及大量的调查问卷。
两位员工，同时也是管理者都很尽职地表达了他们看见邮件时的顾虑，作为一名支持着千人部门的HR，李俊在电话里抛出了一系列疑问：“工作效率能不能得到保证？我的团队又需要服务不同层级的leader，我怎么样确保在家办公能够顺利地进行？沟通怎么去保障？会议怎么组织？”
他很坦诚地说，他不太相信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同样的生产力和效率。
很多反对或者怀疑混合办公的人，后来打破了这种想法。曹洁告诉我，实验初期，反对者大都是部门主管甚至更高层级的管理者。
他们也是后来支持率变化最大的一个群体。一方面是推行过后的各种数据统计和员工采访，大家意识对效率和管理的影响是可控的，员工的反馈更多是正面积极的。
而今年3月上海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强制性的全员居家办公改变了大家对这种办公方式的认知。
担忧归担忧，李俊还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成为了混合办公的实验组。王琳也是如此，先表达担忧，最后表示，通勤实在是太让她痛苦了。
正如人们向我抱怨了居家办公的种种坏处，例如“很容易久坐，对身体不好”“家务变多了”“办公室的免费水果没了”“孩子总哭闹”，但最终的结论仍然是，他们还是愿意居家办公。
只要干完活，人就不必在工位上假装忙碌
企业主一次次地想要员工回到办公室，也无非是出于一种刻板印象：没了办公室的束缚，没了上级的监视，人会出于惰性，并不想努力工作。
不努力工作，也就是摸鱼。我的访谈对象们告诉我，他们在两种情况下会摸鱼：“太早做完所有事情，就会被分配更多事情，于是只好慢点做完。”
另一种是做不那么有创造力、甚至是“狗屁工作”的时候，比如，回复各种邮件。
再来看居家办公时发生了什么：只要干完活，人就不必在工位上假装忙碌，而是拥有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人们的全部目标就是尽快把工作做完。摸鱼大大减少，人们干活的速度甚至快到每周工作四天依然可以把活做完。
过去，KT每天有五六十封邮件要处理，而对待这项工作最常用的态度是拖延。
实行四天工作制后，如果她周三要休息，那么“放假前把一切搞定”的心态会敦促着她周二处理完堆积的邮件。当看着邮箱里的待处理一个个被打上对勾时，她有一种“自己没有在浪费时间”的成就感，她夺回了自主性，幸福感也急剧上升。
KT在家办公 ©KT
伦敦的CC经历过一次在家摸鱼的惨痛后果。那是在四天工作制刚实行的几周，“我觉得好爽，这个星期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全拖到下个星期干。结果发现不行，我哭着抹着鼻子在那边赶。就像暑假没有做作业，最后在赶的感觉……
有了教训，我才发现天啊，不能这样，这不是暑假作业，这会影响我发工资的，万一被开了呢？后来我会保证东西能够尽早做完，不是按时，是尽早。”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动画导演，CC过去在办公室的很多时间都用来等待领导的反馈。每周上班五天时，她都会把等反馈的时间用来摸鱼。
实行四天工作制，且在经历了上面那次惨痛的教训后，她决定要把工作尽早完成，才能开启和丈夫的游戏时间，于是她向老板提出，可以两个项目一起做（过去她的老板竟然没有想到过要这样），“效率就提高了，”她骄傲地说。
聪明的公司会想办法赋予员工自主性。最近，KT公司发布了一项倡议，鼓励员工提出他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一些办事程序，一旦公司采纳，就会努力简化、甚至自动化这道程序，“然后把这些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携程的混合办公制还敦促着员工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工作。刚开始周三居家办公时，李俊有点不适应，毕竟作为HR，在公司大量的工作是与人当面沟通。因为混合办公，他会把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安排在去公司的日子，家里的时间则留给那些更需要专注性的工作。
CC在居家办公和公司实行四天工作制的一年多时间里，自学了3D技术。她自称新技术做出来的产品给公司带来了新的客户，得到了大老板的表扬。我问她，以前在办公室不能学吗？她说，公司有监控，不太敢学。
哪怕是为了工作也不行？“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对工作有帮助，万一学了用不到呢？你还耽误了那么多工作时间，老板肯定接受不了。”
王琳说，周三和周五居家的两天，相较于沟通工作，她会更愿意做一些需要安静思考的工作，比如把自己从眼下客观的产品需求中抽离出来，去思考未来的规划。
这种工作不能直接带来产出，却非常重要，“在家办公让我处于一个相对不被打扰且放松的环境中，思路会更清晰，创造力也就提高了。”
开会是企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今在开会这件事上，位于大洋两岸的王琳和Ying都获得了一种对于“开会”的自主性。
王琳是产品经理，线下会议中比较难理解的部分，大家可以面对面沟通解答；而线上会议，限于网络、设备等客观条件，群体讨论还是比较困难。
这就需要大家比之前做更多的事前准备工作，思考的更细致，准备更多的材料，来确保别人理解自己的表达。因此，“开会”这件事本身更有效率了。
Ying发现，当她的一天会议撞车时，由于在线会议有录像回放的功能，她就可以翘掉那些与她关联不太大的会，专心做好手头的事，等闲下来时如果有需要再看回放。以及那些时间连续的会，再也不会迟到了。她掌控了“开会”。
当然，一定有人在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变得效率低下。一家私营公司不可能完全靠员工的自主性运转，再开明的公司还是会使用必要的工具以确保员工努力工作。
最为常见的办法是统计员工在办公软件上活跃的时间。当你的活跃时间不够时，一家英国银行的办公软件上会弹出提示。
在刘伦的律所，每位律师要记录下自己每一项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最小的单位是0.1H，也就是六分钟——律师向客户按时收费的常见单位。“这是律师的必备技能，”她说。这套线上系统是她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管理员工的基础。
同时，公司给予员工足够的时间灵活性：女儿要参加钢琴比赛，自己要看牙医，接送孩子上学，可以随时离开，只要每天工作满8个小时，只要你的每0.1H工作都经得起考究——因为这份记录也将成为向客户收费的依据。
在给客户发送账单前，律师们和律所老板会对每一个0.1H的记录进行检查审核，确认没有记录异常。
律师工作时间记录 ©刘伦
曹洁发现，实行了一年混合办公制后，携程的很多主管都从粗放型变成了精细型。
HR团队通过一系列运营工作，加强了对主管和员工在目标管理和任务追踪上的支持，提醒主管与员工密切沟通，追踪员工的阶段性产出。公司也开发了很多远程工具和绩效管理的工具来保障员工的效率。
周三和周五居家办公后，王琳发现其他三天的通勤也没有那么痛苦了，“好像周二也挺愉快，心理上也比较轻松”。偶尔在周三和周五去公司，人少了，还有机会吃那些平时排长队的小店。
而当一个人长时间、持续性地居家办公后，再次通勤将变得无法忍受。有一次，刘伦公司的一位律师问她，现在我要去趟办公室，这个通勤的时间我是bill给公司还是客户？我的停车费谁来管？
这个问题让刘伦哭笑不得。“员工已经忘记了在居家之前，通勤是每个人要承担和消耗的成本。我想真是舒服太久了（笑），这个还来跟我谈，这不是常识吗？”
在英国，舒服久了的人们更加“过分”。小红书上一位名为“爱喝茶的糖包包”的用户在英国工作，她记录疫情刚开始时，有同事提问：居家办公的额外电费公司会补贴吗？她当时心里很不理解，“居家不是节省了通勤费用和时间吗？”
后来，她们公司竟然真的开始给电费补贴了，每月30镑。
人怎样看待生活和工作的关系
我问过KT和CC，实行四天工作制后，你们一周的工作时间到底是多少？他们的回答都是不足32个小时，CC觉得除非动画进入到最终渲染阶段，20个小时完全够用。人们的工作时间少了这么多，公司却照常运转。
一个原因正如之前所说，时间掌控感带来员工自主性的提高，进而提高生产率，最终导致剩余价值增加。
而最近大火的一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或许还能解释另一部分原因。尽管作者大卫·格雷伯在居家办公大规模流行之前已经去世，但根据他在书里对于“狗屁工作”的定义，居家办公或四天工作的人们做的狗屁工作变少了。
书中，格雷伯根据世界各地人们的来信，把狗屁工作分为五类：
随从：类似于古代跟着有权势的人身边的仆人、逢迎者。
打手：公关、企业律师、进行虚假宣传的广告后期制作，让人购买各种服务的客服......
拼接修补者：解决一些本来没必要存在的问题的人。例如由于公司扩张，部门之间写的代码并不兼容，于是需要招聘新员工来“拼接”。
打勾者：做一些漂亮的表格，实际上是为了掩饰组织毫无作为。
分派者：分派和制造毫无意义的工作。
（注，一个人可能同时做着好几种狗屁工作。）
想必每个有些工作经验的人看到上述狗屁工作会立刻开始对号入座。无意义的痛苦感是今天打工人的必修课。为何整个社会都拥抱着狗屁工作？因为要赚钱，这是表面原因。
而源头则自工业革命时期起，为了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困在生产线，人们开始大肆歌颂工作，英国散文家卡莱尔曾写道，“人类通过工作使自身完美......哪怕从事着最平庸的工作。
当你开始投入，你的整个灵魂就会立刻安静下来，进入某中真正的和谐状态。”而这时，自主的劳动带来的成就感、意义感、价值感就开始消减了。
最终，格雷伯写道，“我们整个社会集体做出了决定：让数百万人经年累月地假装忙碌（敲击各种有的没的内容到电子表格里，准备各种奇奇怪怪的思维导图以备公关会议上进行展示，等等），要比自由自在地织毛衣、遛狗狗、组建乐队、尝试新菜、在咖啡馆里争论政治议题或八卦朋友的狗血出轨剧情来得重要。”
“你光靠想象，如果我从工作5天变成4天，我会怎么样？我们就很难想象。如果说真正让你有了3天周末或者4天周末，你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会慢慢变得不一样。
人怎么样看待这个自由，人怎么样去探索知识，人怎么样看待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关系，那肯定会彻底改变的。我们整个的认知都会改变的。”王行坤说。
我问他，对于仍然被困在办公室里的人们来说，可以做的小实践是在不被老板发现的情况下，去压缩自己的工作时间，去感知个人探索的可能性？
他笑了，“就是摸鱼啊。”他又强调，“但一定要是积极的摸鱼，什么是积极的呢？第一，关注自我的个人成长，第二，关注和讨论公共事务。”
工作模式改变，人却变得更幸福了。每周三和周五，下班无需再通勤，王琳又省下两小时时间，“就觉得多干了好多事情”，她开始跟着女儿学钢琴，每周两到三天，每次二三十分钟，“虽然就是玩票一样，但感觉自己又可以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了。”
每周三，为了可以和儿子有更多的陪伴，携程的李俊会早上7点起床工作，下午四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在含量95%以上的爷爷奶奶大军中接孩子，儿子指着父亲对朋友大喊：“看，我爸来接我！” 回家的路上，父子俩会在公园里再玩上半个小时。
而对曹洁来说，尽管她更倾向于在公司办公，但知道自己在周三周五拥有居家办公的自由和权利，就足以提升幸福感。
“如果那天正好我能申请在家办公，我就申请在家办公，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的幸福感一定是高的。”
CC的午餐不再是办公室里难吃的三明治了，里面没有真正的肉，只能搭配可乐食用才不那么难吃，并且还要3.5镑，她称之为， “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伤害”。
现在，她可以自己做想吃的中式炒菜，再泡上一碗速溶的热汤。只要她想，她甚至可以边吃螺蛳粉边工作。
难吃的三明治 ©CC
和丈夫打了一年游戏后，共同开发一款游戏的念头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她的丈夫是游戏引擎开发师，这件事他们早该做了。她给我发来她们制作的游戏Demo，梳着橙色头发的小人四处游荡，画面略显粗糙，但谁知道呢？
也许再有个十几年，一万小时定律将使他们开发出下一款3A大作。只要有闲暇，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位在奥运会女子自行车比赛中拿到金牌的——数学家。
（来源：腾讯新闻，刘伦、KT、CC、Ying、李俊、王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