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营市戏剧文学创作研究室编剧李玉婷编剧、东营市吕剧团排演的大型新编历史题材吕剧《梅骨丹心》(下文称《梅》戏)于12月25日在济南市百花剧院隆重上演该戏以“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为原型,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铺设,塑造了一个集文人、官员、画家于一身的爱民清官形象,并集中展示出了坚持实事求是、为民请命、批判官僚主义的思想主题,于当下有着以古鉴今的深刻教育意义笔者观摩此剧之后,对李方膺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深刻的感悟,在此对其进行浅析,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史萍最好听的吕剧?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史萍最好听的吕剧(于大开大阖之中立起大写的)

史萍最好听的吕剧

由东营市戏剧文学创作研究室编剧李玉婷编剧、东营市吕剧团排演的大型新编历史题材吕剧《梅骨丹心》(下文称《梅》戏)于12月25日在济南市百花剧院隆重上演。该戏以“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为原型,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铺设,塑造了一个集文人、官员、画家于一身的爱民清官形象,并集中展示出了坚持实事求是、为民请命、批判官僚主义的思想主题,于当下有着以古鉴今的深刻教育意义。笔者观摩此剧之后,对李方膺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深刻的感悟,在此对其进行浅析。

“寒梅风骨”

《梅》戏的戏名均由名词构成,可以形象理解为以梅作骨,赤丹为心,构成对戏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具象化隐喻。文有文眼,戏有戏核,欲要真正深入理解李方膺形象的人格内核,当从该戏的核心意象“梅骨”和“丹心”两个方面说起。

先是“梅骨”。从字面意义上来剖析,“梅骨”还可拆为“梅”和“骨”二字。“梅”字表意上代指自然风物之梅,屹立风雪,独步早春,傲雪凌霜,冰中育蕾,历来被人们视为崇高品格和高洁气质的象征。元代诗人杨维帧咏之:“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便是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顽强意志的体现。而“骨”一词,可引申为“风骨”,意指刚正的气概和顽强的风度,于人格意义上,由气概、气度、风范、操行、修为等诸多道德因素构成,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涵育、自我观念的塑造和精神境界的外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和具象,主要表现在人的价值取舍和行为选择上。将二字合二为一,《梅》戏中李方膺人物形象之“梅骨”便是如梅一般卓绝孤清,凌然独立,傲霜斗雪“寒梅风骨”。

“人走到哪里,就把这梅树栽到哪里”的爱梅才子李方膺初到乐安上任,便栽梅明志,让这亲手种下的梅树“寄吾心志托吾情”,后又在狱中委托乡亲在其死后将其葬于梅树之下。这种首尾呼应的手法便构成一种隐喻,喻示着这倔强在寒风中向上生长、坚韧不拔、铁树虬枝的梅树已然成为李方膺人格中“寒梅风骨”的外化体现。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一风骨得以进一步彰显。在《放粮》这场戏中,李方膺尚在是否放粮的问题上左右摇摆,“有心径去把那官粮放,恐难逃大清朝律法严惩!”然而他的爱民之心让他始终放心不下乐安的百姓:”若是谨守官仓待天命,怕见那饿殍满道塞古城!”最后,当他看到自己上任之际亲手栽下的梅树后,坚定了放粮的决心,毅然为百姓担下大不韪之风险,违背官场层层上报规矩,越级上报朝廷请求开仓放粮:

(合唱)蓦然看见梅树影,

枝叶婆娑在风中。

李晴江(唱):此树本是亲手种,

寄吾心志托吾情。

当日誓言犹在耳,

愧对父老众苍生。

梅傲立冰雪、不媚流俗、孤芳独绽,联系到后来李方膺面临小清河水灾的极端艰难的情势下积极作为而得不到知府林文敬等人支持的处境,可见,在这里,梅树俨然成为李方膺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格“标杆”和参照。在与梅树的相互映衬、“一路相扶”之中,李方膺不畏强权、敢逆狂风、傲然挺立、孤胆救民的“寒梅风骨”得以展现。

热血丹心

以梅作骨,赤丹为心,此二者当为从表及里、从外向内的“递进”关系。如同人体构造,居于肋骨之内的是砰砰跃动的赤子之心,李方膺这位“梅骨县令”形象之下,亦是着一颗跃动着的火热的赤血丹心。

这“丹心”首先表现在李方膺力解民生之忧的热情上。

李方膺初上任便投入了对小清河地貌勘察和水情查考之中,未敢暇休:

自来上任三月余,

勤理政亲百姓未敢暇休。

多年未曾防洪涝,

河堤溃河床阻才始新修。

勘地貌探水情实地查考,

阅文献访高人煞费思谋。

哪怕是因获罪而被下到狱中,他依然首先想到乐安的百姓,思索应对水患之策:

李晴江:乐安水患不除,晴江终不安心,有才兄,乐安水患我已想到应对之策,这本《小清河议》乃晴江狱中所作,愿助我乐安早除水患!三伯治水多年,经验颇丰,还望鼎力相助吴大人!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书记亦指出,“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要科学统筹、优先解决”。李方膺“深、实、细、准、效”的注重调查的态度和方法论背后,是“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赤血丹心,于当下为官者为官行政具有“美育”“荡涤”的现实意义。

一个人的本性往往在巨大的压力和利益面前,于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之中得以显现。对该剧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则可窥见李方膺之“热血丹心”彰显于其一系列利益取舍和价值选择之中的“大爱大舍”上。面对乡绅的无理豪夺,李方膺毅然割舍掉了自己最珍爱的、平时都舍不得挂的《墨梅图》。

阿龙:公子,这都是您最珍爱的画,平时挂都舍不得挂!

林疏影:平日里你一画难求,如今却放任自流。

阿 龙:公子!

林疏影:先生!

小 英:大人!

李晴江:让他们一并拿去吧!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林疏影:先生何苦这样委曲求全啊?

李晴江:民以食为天,我乐安百姓食不果腹,我还有何颜面?

此时在他意识中,知识分子的报国热情,拳拳爱民之心,和为官担当的使命感尚是统一于一体的。这种意识使得他在百姓面临天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做出最“利于民”的选择,哪怕会因此而承担获罪的风险:

(白)有才兄——

(唱)可有良策保百姓?

可有妙方缩归程?

吴有才(唱):法度规矩岂能改,人命由天谁不从!

李晴江(唱):若是不按层级报,快马加鞭送朝廷——

吴有才(唱):半月可期回文到——

李晴江(唱):就依此计把文呈!

吴有才:越级上报乃是官场大忌,大人还是三思后行!

李晴江:吴县丞!事态紧急无暇顾及!一切罪责由我一人担承!

此时,他在行动中是毫不犹豫的,在心理上也是毫不动摇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人物,而且成了代表爱民清官兼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象征性符号,从而于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单向性的“扁形人物”。为了让这一人物形象不流于单调和片面,编剧在后面的场次特意安排了“开仓放粮”的情节,并有意通过对封建官僚——青州知府林文敬言行的描写与之形成对照。

这种区别在《谏父》一场中林文敬和女儿的对话中有着初步体现。

林文敬:闺阁女子,懂些什么!

(唱)大清国历来的规矩层层报,

李晴江藐视此规理难饶。

林疏影(唱):李县令赤胆为民不走寻常路,

只为保受灾百姓性命千万条。

林文敬(唱):乐安县几十年未把灾情报,

方博得安居乐业美名在当朝。

林疏影(唱):赚虚名欺百姓竟无愧悔,

难道说爹爹的良知不受煎熬?!

林文敬(唱):请赈放粮势必震朝野,

只怕是天子怒地动山摇。

林疏影(唱):心若无愧坦荡荡,

又何需私藏奏折理不昭。

林文敬(唱):官场可比战场险——

林疏影(唱):先生他盼圣旨望眼欲穿暮又朝!

林文敬(唱):一招不慎满盘输——

林疏影(唱):岂能忘正义民心比天高!

(白)万千灾民性命所系,都在这一纸奏折,爹爹此举与草菅人命又有何异!

林文敬:住口!天灾人祸,人力难及,况朝廷刚刚赐下“安居乐业”的金匾,如若此时报灾,那朝廷的颜面何在!

········

在李方膺和林文敬的短短四句对唱之中更是得以集中表现。小清河水灾的爆发,知府林文敬截留奏章,李方膺因救民心切,越级上报朝廷不得而私开官仓放粮,林文敬前来质问:

林文敬:大胆!

(唱)你可知擅开官仓祸患藏,

越雷池犯天威岂可轻尝!

李晴江(唱):大人若有好生德,

何不听哀鸿遍野村舍旁!

······

可见,与种种行为遵循“现实”“利己”原则,一直着意于政绩、仕途和名誉的林文敬不同的是,李方膺一直以来遵循的是“利他”“向善”的“理想”原则,一心考虑着为民请命,“愿舍晴江保民安”而绝不顾及是否“那御赐金匾安居乐业一夜折。”孔子“兴观群怨”说其中之“怨”,指的是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无疑,编剧在这里是有意发挥文艺作品的 “美刺”之能的,将林文敬之行作为李方膺之举的对照,以林之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作为衬李之作为担当,以林之谋算私利映李之大爱无疆,以古照今,借古讽今,以实现对现实中存在的某些官僚主义者沽名钓誉、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等行径进行了不着痕迹的砭刺的“现实意义”。然笔者认为,于艺术的角度上看,更值得关注的还是作为“艺术形象的李方膺”人物形象的内心冲突。具体而言,便是林文敬和李方膺“忠君”观念的本质区别和李方膺“官场的官员”和作为“百姓的官员”两重身份的“割裂”。从外在“人与人之间冲突”层面上讲,李方膺心目中的“忠君”和林文敬心目中的“忠君”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林文敬心目中之“忠君”,不过为遵守规则“皇命”,维系封建社会运行秩序之“忠”,本质还是为了亨通官运,稳固仕途,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李方膺心中的忠君却是“赤胆为民不走寻常路,只为保受灾百姓性命千万条。”一个是“自我”,一个道德化、理想化的超我;而往更深层次也就是人物内心冲突的层面进行进一步挖掘,则会发现李方膺体现于其在“忠君、爱民之间”两难困境之中的更深层次的矛盾与困惑,确切而言,是其“官场的官员”和作为“百姓的官员”两重身份的“割裂感”。在剧本的语境中,李方膺有着作为封建皇朝皇权辖制下的“官场的官员”和属于“百姓的”“具有知识分子报国理想身份的官员”的两重身份。李方膺曾经以为这两种身份是同一的、统一的、并行不悖的,故在开场上任之初时自白表明心志:

“蒙恩怀志来赴任,路途遥遥满风尘。

为官作画平生愿,上报朝廷下安民。”

“有缘此地为知县,定留清气满乾坤。”

然而,在决定“要不要开仓放粮”的关键性情节转折点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渐渐浮出了水面:开仓放粮,便违背了“官场的官员”,“皇帝的官员”身份;不开仓放粮,便有悖于“百姓的官员”“为民的官员”为民请命的初衷。忠君难,爱民难,忠君爱民两茫然!当忠君与爱民本为一体之两面时,这两种身份、两种自我确可和谐共处、并行不悖;而当二者之间发生矛盾、产生裂痕之际,又该何去何从?在仕途前路和百姓安危的两难抉择中,有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官员要么选择明哲保身、罔顾民生,要么坚持初心使命与理想,李方膺选择了后者,选择了“赤胆为民不走寻常路,只为保受灾百姓性命千万条”的为民之路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大义为民放官粮,

梅骨知县名声扬。

生死荣辱置度外,

是祸是福两茫茫。

我们可以说他选择了儒家中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亦可以说这是其对百姓最质朴最赤诚最本能的赤子丹心、高尚人格的体现,故相较于对传统“好官”形象的美德的彰显,李方膺形象所展现出的应更多是一种最真挚、质朴的,最有温度的“人性之美”。“无我”,方为“大我”,眼中没有自己的存在,反而能在人民的心中树起永久的丰碑。在这里,冷冰冰的“封建官僚李方膺”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则是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社会良心代表”的“热血丹心李方膺”身份的确立,至此,李方膺这个“寒梅风骨、丹心其中”的“大写的人”在这“大舍大得”“大开大阖”的艰难抉择之中真正得以树立。

(文/李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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