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被誉为“诗魔”和“诗王”，他与元稹共同倡导了唐代中期的“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他不论仕途如何，都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一份良知，关注平民的苦难生活，始终胸怀忧国忧民之心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他所写的诗篇，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被广为传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坐酌水看煎茶图》
年少显诗才
和李白、杜甫不同，白居易没有经历过唐朝开元盛世的繁荣，对他来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应该只从父辈那里听说过。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安史之乱”对于唐朝来说是一个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此时，一向被人们所称道的大唐盛世，在近十年兵革的摧残下已经一去不复返，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则流离失所，生活困苦。
白居易生于书香家庭，其父白季庚做过几任地方官，他正直清廉，过着一般官吏的生活。白居易十一二岁时，正赶上军阀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不服从朝廷的号令。白季庚因劝说徐州刺史李洧脱离平卢节度使李纳（李正己之子）的羁绊，服从中央而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州刺史的辅佐官员）。他眼看北方要继续战乱下去，于是决定送儿子到南方去避难。就这样，尚未成年的白居易过起了南北奔走的生活，这种饱经苦难的经历，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了解百姓疾苦、关心百姓生活的现实主义诗人，是有很大影响的。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对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充满了同情和伤感。
白居易很早便开始了诗歌创作，而且水平很高。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十六岁那年，白居易到了唐朝首都长安。一次，他拿着自己作的诗去拜见一位有名望的诗人顾况。顾况性格高傲，对他人的作品不放在眼里，特别是看到十六岁的白居易，更有轻视之心。当他看到诗卷上“白居易”三个字后，戏谑地说：白居易？可知道长安的米价昂贵，白居是大不易呢！但当他打开诗稿，立刻被许多动人的诗句所打动，特别是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后，更是大吃一惊，反复吟咏，十分赞赏。随后改口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在长安住下来是不难了。
这首诗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春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纵然肆虐，也奈何不了它。诗中描述了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同时又联系到人也应该像野草一样坚韧而不怕磨难，要顽强地生存下去。应该说这是白居易在经历漂泊的生活后产生的感想与慨叹，情真意切，况味无穷，也体现了诗人白居易的才情和诗歌造诣。
在长安居住，开销确实很大，当时白居易还没有做官，生活的压力让他倍感艰难。大概两三年后，白居易就从长安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中的白居易，没有因为自己取得的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志得意满，他的志向是要成为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于是，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后来他回忆自己这段学习时光时说：我白天读赋，晚上读诗，每天在书案上练习写字，手肘都磨出了茧子。
白居易刻苦攻读，为的是走科举这条路。在当时，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是读书人的最好出路。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二十八岁的白居易拜见了宣歙观察史崔衍，崔衍很赏识他，推选他去应考。白居易没有辜负崔衍的希望，次年中进士第四名。考取进士，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这时白居易虽然已经二十九岁，但在考取进士的十七人中，却是最年轻的，因此，他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唐代考取进士者，照例要在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下题名，以示荣耀。
四年后，白居易又应吏部的考试，列入甲等，被任命为秘书省（古代中央政府掌管图书的官署）校书郎。这个职位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级别比较低，而且没有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机会，这令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白居易颇感不快。也是这次吏部考试，元稹同时登科，被任命为秘书郎。元白二人的深厚友谊从此开始，并传为一段佳话。
当上了校书郎，也算走进了官场。然而，白居易看到的却是官场中争名夺利、互相排挤、结党营私的不堪场面。有一次，他愤慨地说：“长安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名利场，就连鸡狗都不能安居了。”这对一个初入官场、又有着崇高理想的人来说，是一种打击，更是一种刺激。
宪宗元和初，白居易与元稹将应制举，二人“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并把想法写成文字，最终成《策林》七十五篇。我们今天提到白居易，更多谈论的是他的诗歌，其实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有见地的。他见到朝政的腐败，认为要使国家政治清明，就必须广开言路，使民情可以上达。因此，他非常推崇周代的采诗官制度，认为这是“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一种必要方式。此外，白居易认为国家的虚弱、政治的腐败、百姓的贫困，归根结底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堕落、挥霍浪费、战争不断导致的，所以他提出了“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让”等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应该说，白居易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也是较为全面的，他虽然没有做高官，但他切实从国家利益和民生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白香山诗集》白居易 撰
关心百姓疾苦，敢于直言进谏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举考试，他指出要安抚百姓，就要减轻赋税，而盗贼是否存在，取决于官吏的好坏。这些话，切中时弊，很有见地。但这也触痛了为官者的伤疤，是考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以出言太直为由，给了白居易一个很小的官职—盩厔（zhōu zhì，今陕西周至）县尉。
县尉与县丞同为县令的佐官，执掌治安捕盗之事。这当然也不是白居易想做的职位，因而有了“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的感叹。然而，县尉这个职务，使白居易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苦难，于是，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劳苦大众的形象，同时也对当时统治者的奢侈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其中有一首为人们所熟悉的诗歌，就是《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上来就描绘了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景象。接着，还有更惨的场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原来，贫妇人家里割下的麦子，已经完全拿去交税了，如今只能靠拾取些麦穗勉强度日。这个场景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简直不能比。当时，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味地索取征收。最后，诗人发出慨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没有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逃避现实，他把农民的困苦与自己生活的优裕做了鲜明的对照，由此感到自愧，这是他爱民重农思想的体现。其实，县尉的俸禄并不高，白居易此处其实还有暗比，就是那些京城的达官贵人比自己的俸禄不知高了多少，他们只知道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顾百姓的温饱，这是为官者的失职，甚至是罪恶。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正体现于此。
盩厔这个地方，离马嵬坡不远。提到马嵬坡，就让人想到“安史之乱”，想到唐玄宗和杨贵妃。这里正是杨贵妃自缢的地方。一次，县尉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等到马嵬坡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之事，大家多发感慨。朋友劝白居易把这件事写成长篇叙事诗，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这首诗，一方面体现了诗人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同情，更主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国君荒废国政的下场，并引以为戒。
元和二年（807）秋，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做了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次年五月间，改任左拾遗。从而开启了他三年的谏官生涯。拾遗是谏官，职位虽然不高，却有批评朝政，向皇帝陈述己见的权利和机会。对于想有作为的白居易来说，能够获得这个官职，自然是很高兴的。而且他还表达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重视，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
果然，白居易没有违背初衷，他在任上，敢于谏诤，敢于直言政治得失，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奏请免去江淮赋税以解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又请释放宫人，以减少宫中用度。一次，宪宗要让得宠的宦官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叛乱。在当时，宦官因为靠着皇帝的恩宠而飞扬跋扈，甚至把持朝政。如果再让宦官带兵，其势焰就更嚣张了。因此，白居易上书反对，言辞非常激烈，甚至当面跟皇帝争执了起来，大声说：“你错了！”宪宗大怒，对大臣李绛说：“白居易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居然敢这样放肆，实难容忍。”幸亏李绛说情，白居易才没有受到处分。他在诗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刚直之气：“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由监察御史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原因是元稹在做御史时，举奏不避权势，因而受到权贵们的忌恨。白居易非常激愤，冒着生命危险三次上书，在奏疏中，他列举了陷害元稹的权贵和宦官们的许多罪恶。当然白居易没能救元稹，但他写了《和大嘴乌》这首寓言诗，诗人用大嘴乌代表狡猾的权贵，用鹦鹉代表正直敢言的谏官。大嘴乌因为善于欺骗而得逞，鹦鹉却因为直言而获罪，诗人在此表达了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更体现了自己的正义感。
在谏官任上的三年，也是白居易创作的黄金时代。他最富于“人民性”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包括《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便是这个时候写成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诗歌视为当时社会面貌的反映，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新乐府》诗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卖炭翁》了。这首诗意在揭发“宫市”的罪行。当时，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由官府负责向民间采购。德宗贞元末年，改为由太监直接办理，经常派几百人到热闹的街坊，他们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要的东西，口称“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价钱，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这一弊政给商人和手工业者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诗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烧炭翁，辛辛苦苦烧成一车炭，本想卖个好价钱，以维持生活，不料却遇到了负责采办的“宫市”，“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是多么令人愤慨的行为，诗人在这里，对他们的强盗行为和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此外，还有揭露统治者奢侈浮华生活的诗篇，如《红线毯》《买花》等。《红线毯》写的是宣州（今安徽宣城）地方出产的一种红软的锦毯，用贵重的丝线织成。宣州太守为了获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逼迫百姓为宫廷织造歌舞用的红毯。诗人在最后，指责太守说：“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百姓尚未保暖，为官者却还一味地加以盘剥，阶级矛盾不断尖锐，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讽喻诗，题材广泛，直面社会现实，把统治者阴暗、丑恶的一面揭发出来，为的是掀起社会舆论，促使政治的改革。但是，这种做法却遭到了权贵们的忌恨。
江州司马青衫湿
宪宗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左拾遗期满。他做谏官时，因直言而得罪了不少权贵，很多人将他视为眼中钉。于是便找借口把他调去做京兆府参军。这是明升暗降，实际是把他驱逐出近臣的行列，剥夺他进谏的权利。次年，白居易的母亲病故，他因此要守孝三年。于是，白居易全家在渭水北岸的一个小村庄居住下来。
守孝期间，白居易经常与农民往来，因而对百姓的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是清苦的，没有了薪俸，只靠几个朋友不时寄些钱物来资助，以维持家人的生活。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在朝中，他感到的是相互欺诈、相互排挤、相互陷害的无情和冷漠，而在这里，他接触的却是勤劳朴实的劳动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可以在此享受“人情味”，于是他写诗道：“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
三年时间过去了，对于前途的抉择摆在白居易的面前，是就此隐退，还是重新走上政坛？白居易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还是想尽自己之力，有所作为的。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又一次走进了长安，他出任的官职是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专门陪太子读书的闲官，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他不得过问政事，做好“文职”工作。这与白居易的初衷又是不相符的。更加不幸的是，第二年（815），一场风波冲击了他。当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暗中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刑部侍郎裴度。白居易认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他难以容忍这种叛乱行为，于是愤然上书，要求捕杀刺客。当时的权贵，已经对白居易的直言怀恨在心，这次他们抓住时机，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而越职上书与法制不合，对他进行攻击。最终，一纸令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唐代，司马一职是没有实权的，只是留给被贬官员的一个名号。
到江州不久，白居易就给老友元稹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与元九书》。在信里，白居易对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活动和文学思想做了一个总结。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他列举了古代的一些民歌，认为文学一开始就是根植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的面貌，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社会问题。因此，他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强调文学要为改善社会服务。
此外，白居易还谈到诗歌的特点，认为诗歌不是用理论来说服人，而是用深厚的情感来感染人的。他打比方说，一首诗就像一株果木一样，感情是根，语言是苗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歌，就是没有根的果木，是没有生命力的。一首好诗，应该是思想感情和语言艺术的全面结合，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又是思想感情，它是一首诗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他还特别赞赏《诗经》这部作品，认为其中有很多描写百姓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愿望的优秀民歌，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直接反映了百姓的疾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情感。
白居易的这些文学和诗歌理论具有进步意义，他的诗歌既有情感，又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成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江州司马任上，他写了一首长诗，即《琵琶行》。末句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如果我们了解诗人的遭遇和处境，就能清楚地知道，“江州司马”就是指诗人自己。这首诗对后世古典戏曲也产生了影响，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曾根据这首诗写了《青衫泪》这一剧本，清代学者、戏曲家蒋士铨也根据此诗写了剧本《四弦秋》。直到今天，这首诗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名句，仍为人们所传诵。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得到敕令，由江州司马升为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刺史。忠州的百姓生活困苦，白居易到任后，尽力减免徭役赋税，并亲自指导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使当地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
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去世，穆宗继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这次，年近五十的他仍怀着一腔抱负，想担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谁知，穆宗将其召回，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文学才能，而不是重视他的政治才干。白居易几次上书论得失，都被穆宗驳回。面对此景，白居易有些沮丧，他认为，与其这样庸庸碌碌，不如出任地方官，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
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外调任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比如疏通水道，解决居民生活中的用水困难，修护堤防，引湖水灌溉田地，等等。长庆四年，刺史任期已满，白居易被调往洛阳。临行时，杭州百姓纷纷出门相送，表达不舍的情怀。
到洛阳不久，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又接到去苏州任刺史的命令。于是他再次南下。在苏州任上，他依旧不忘百姓的疾苦，兢兢业业地做事。然而，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主动提出辞官的申请，并得到批准。临别苏州，他写了《别苏州》这首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能名。青紫行将吏，斑白列黎甿。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
此后，白居易又做了几任官，直到武宗会昌二年（842），七十一岁时才正式休官。会昌四年（844），白居易住在洛阳。此时的生活是闲适的，但他仍没有忘记百姓的疾苦，于是自己出资，为百姓做了一件大事。当时，洛阳龙门潭南面有所谓“八节滩”“九峭石”，很多天然的石滩阻碍着船只的通行，为此船工要赤脚下水去推船。当地的官府，勒索舟民的捐税，只用来享乐，却不顾百姓的利益。为此白居易自己出资，开凿了龙门石滩，解决了船工的困难。
次年，白居易又与同在洛阳的六位年过七旬的朋友，组织了一个“七老会”，后来又加了两位，号称“九老图”。他们饮酒作赋，高谈阔论，成为诗人中的一段佳话。后世有画家还根据这一题材，绘出了《香山九老图》。又过了一年（846），白居易卧病不起，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七十五岁。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享年七十五岁，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高寿了。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怀有抱负、勤政爱民的官员。只可惜，生不逢时，白居易的才能没能得到充分施展，其政治理想更没有实现，但是他始终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一有机会（任地方官员），就为百姓谋利益，从而赢得了百姓的称赞。他的诗歌作品，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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