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阿惠，紧起来，卖困啦，连眯要走了。”模模糊糊之中，听见阿母说话的声音，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阿母，要去哪里？”
“婴人免问，紧把衣服穿好。”
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没有点灯的屋子里，阿母的身影像一座漆黑的雕像般立在床前。这时我才听清楚阿爸收拾东西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大姐已经穿好衣服，手里抱着小弟。阿母转头又去叫同一张床上睡的东倒西歪的三妹阿娜和小妹了。
过了一会儿，阿爸压低嗓门催促“卡紧”的声音传来，阿母一手挽着一个大布包，一手牵着阿娜，教我们不要发出声音，走出了家门。皎洁的月光这时清楚地照在阿母的脸上，使她的脸看起来十分苍白。
离开了家，离开了高雄，来不及向学校的同学说再见，我离开了出生的地方。那年我九岁，三妹江淑娜七岁，那是五0年代的末尾，我们家境非常清苦，经常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菜，阿母用酱油拌饭给我们吃，就解决了一餐。小时候，我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在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搬走，但是深印在脑海中的是，平常左右邻居都看不起我们，让阿母受了很多气。邻居看到我们都会瞪起眼睛，很凶的样子，所以，肯定是生活不下去了。离开这样的地方，我也没有一丝留恋。
坐了十个钟头的火车，到了阿爸一路上告诉我们“以后会过好日子的台北”，使我对这个新地方充满期待。但是，在台北，我们举目无亲，又没有钱去住旅馆，阿爸急着去找朋友想办法了，阿母只好带著着我们五个孩子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等，等阿爸带好消息回来，累了我们就睡在椅子上。糟糕的是阿娜大概是火车摇晃太久了不舒服，吐了一地，使阿母非常狼狈。睡在台北车站的经验，就是我对台北第一个印象。
阿爸终于找到了一个在北投做布袋戏的阿伯可以投靠，他来带我们到了北投，暂时安顿在一家小旅社里，虽然只是一间小小的旅社，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优待了。等阿爸在附近租到房子我们总算是在这里落脚了。
由于阿爸会雕刻的手艺，白天，他就帮那位演布袋戏的阿伯做木偶，从雕木头到钉上假头发、画上眼睛嘴唇，都一手包办。阿伯还帮忙弄来了一辆手推车，阿母就出去卖煎。阿母卖完煎饼回来，到了晚上，她就替阿爸做好的木偶缝衣服，我们就七手八脚帮木偶的脚里面塞棉花、布条再由阿母缝起来。
阿母卖煎饼的地方，就在新北投火车站对面，北投公园的门口，有时候我们会跟去，帮忙她把煎好的葱油饼包起来，交给客人。到今天，偶尔我回家（位于关渡山上一处别墅）的路上，绕一下，不走大度路，而经过北投公园前看看，那里有我阿母熟悉的身影，但是她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搬到台北，爸妈为了营生，光是喂饱我们就忙得团团转，还来不及设想其他，所以我自然休学在家。那时，我对唱歌就很有兴趣，经常咿咿呀呀的，而北投有许多日本观光客，流行由年纪很小的妹妹，穿日本和服，手上拿花去饭店唱给他们听。她们打扮得那么漂亮，看在我眼里，也十分羡慕。
阿母见我这样，就和阿爸商量，凑出一点学费，送我去学唱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阿母这么做，可能也只是想，我去北投的饭店唱歌也是一条门路，可以赚点钱回来帮助家里生活。但是，没想到，这却开启了我和妹妹江淑娜从此与歌唱的不解之缘。
阿爸昨夜回来，告诉阿母，那位做布袋戏的阿伯帮我早到一位学唱歌的老师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阿爸淡淡的口气，但是我去紧张的一阵燥热，想来想去，好久都没有办法入睡。
阿伯搬演布袋戏，这一带相关行业的人都很熟，他帮我找的老师就是在北投各饭店弹唱“那卡西”的师傅，第二天阿爸就带我去跟老师学唱歌了。
第二章
老师家就在北投，阿爸按了一下门铃，我紧张得两眼直瞪门口，过了好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脸上还留着残妆蓬着头身上穿著睡袍的女人站在门后，正张嘴打着哈欠。
“借问，林先生有在吗？”阿爸客气的探询。
那女人一面打着哈欠，一面转身走了进去，我看到她睡袍的领子敞开着，领口很低，露出一大片胸肉来。
北投的街上，随时可以看到打扮得很摩登的女郎，脸上的粉擦的厚厚的，眼睛四周画得黑黑的，嘴唇涂的红红的，脚上的高跟鞋像踩高跷，阿母告诉我们这些是“上班小姐”，我觉得上班小姐很像在演布袋戏。
“这一位一定也是上班小姐。”我心里这样想，但是嘴上却不敢说，跟着阿爸进入屋内，她也不招呼我们，就径自走道房间去了。
过了一阵子，一个看人走了出来，他的头发凌乱，嘴上还叼着香烟，一面走一面穿衬着衣，扣子来不及扣，睡眼惺忪的样子。阿爸看到他，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推我向前：“阿惠，去叫老师。”
阿爸走了以后，我心里很害怕。阿爸为什么会带我来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选择的机会，一切都是天意。老师开始教我唱歌了，他很凶，和那位阿姨又很亲热，这两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提心吊胆，很不自在。常常我一句唱不对，老师便沉下脸来，厉声：“你在干什么？昨天教的马上忘了是不是？”小孩最怕有压力，使我对唱歌愈来愈有恐惧感。
有时候，我忍不下去了，回家告诉阿母：“不要学了，老师好凶啊。”换来阿母一阵责骂，她对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然没有解释，但结论总是一句：“不学不行！”那时受了委屈，每天哭，觉得大人在逼我，现在回想起来，怎么能怪妈妈狠心要求呢？说穿了，家里已经凑出学费来，就是希望我能学成，到北投各饭店走唱，赚钱贴补家用啊。穷苦人家的孩子原本就像飘萍一般，许多事怎么能随一己之兴呢？
到北投的饭店走唱，是要唱日本歌的，我死背活记，终于学会了一首《爱你入骨》，这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那一天，我连蹦带跳跑回家，告诉阿爸阿母这个好消息。吃过晚饭，阿爸阿母照例做木偶，我就拉开嗓门唱给他们听，一声声“苦累妈歹”“苦累妈歹”的日本腔唱的声嘶力竭，听的大姐、三妹小妹笑做一团，我真的很得意，看见阿爸频频点头阿母面上露出笑容，我真的充满了成就感。
同样的夜晚，从此以后，我的听众就换成了北投各饭店里一批批莫生面孔的日本观光客人了。跟老师学了很短的时间，很少几首日本歌，老师就带着我出去唱了，因为他本身就是饭店的“那卡西”走唱师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从此便踏上坦途。
九岁的小女孩，初次置身北投饭店特殊的气氛里，我感到很不习惯，看到那些客人往往醉得东倒西歪，搂着阿姨动手动脚的样子，我很害怕。在我想像中，唱歌应该是有个台子，站在台子上唱给大家听的，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唱呢？我们就在房间他榻榻米的一角弹唱起来，好几次客人醉得太厉害，我都傻住了，断断续续的唱不出来，老师一面拉风琴一面唱，我的心更慌了。
这一段日子不长，却在我的回忆里难以磨灭，我初尝走唱生涯的艰苦，但是，如果和日后一连串的走唱日子走起来，这段过程又不算什么了。一切得从我们家随后从北投搬到三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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