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第三年，出国旅行成为需要仔细打捞的回忆。
踏上远方的土地，被陌生的语言和异族的面庞包围，转身离开，回到故乡与邻人中间，或者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接受新一轮冲击。来去之间，一段“在路上”的生命，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
前不久，由中信出版·大方出品的文学播客节目跳岛FM，请来了老朋友柏琳作为特约主播，与《中东死生门》一书的作者周轶君，以及青年学者晓宇聊了聊行走观察对一个人生命质地的改变。
两位嘉宾都有着丰富的现场经历，曾分别作为记者和学者亲历中东、拉美等地的危机事件。
周轶君在豆瓣上曾被打出了8.3高分的巴以行走观察文集《中东死生门》推出新版，如今回望那段人生，她会如何阐释“不安”对自己的召唤？作为时代气旋中的外部观察者，两位嘉宾会选择在何时潜入深水，又何时抽身离开？
当全球化再度成为一种愿景，不安全感迅速蔓延，除了呼唤远方的共情，能够逆转极化、重建信任的，或许正是这样和其他民族切身交往的经历。
正如节目中周轶君所说，交流的力量可以跨越高山大海。每个人都渴望走出家门，或许不是为了逃离。
在世界的另一端回望，才能看到故乡真正的模样。
1、现场的召唤：冲入大气旋还是驶入风平浪静，这是一个问题柏琳：我们今天的讨论将着眼于旅行文学和行走观察的相交地带，以及这种经历对行走者本身生命体验的改变。两位都有着丰富的游历经历，首先想请你们谈一谈，最初吸引你们出发去到他者土地的动因是什么？
周轶君：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走出家门的冲动。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近几年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比较喜欢有一点不方便、不舒服的状态。
如果目的地的语言文字需要我重新学习，风俗习惯需要我重新适应，我会很兴奋，因为这能给我一个全新的切入点。
我最初学习阿语是出于偶然，但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今天的中国研究大多以欧美为对照，而中东就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参考。
晓宇：我的话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和周老师说的一样，也是觉得舒适圈会让人不安，不安的环境反而让人舒适。
我是去了非洲之后才发现了这个切口。当时在学人类学，课上谈了很多亚非拉的事情，激起了我的求知欲。后来实地去过现场之后，觉得做个学者挺好，可以名正言顺地去这些地方做研究。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不太适应书本上讨论这些地区的方法，特别反对学者式“观察”的姿态。
我觉得至少应该做到观察性的参与，或者参与性的观察。我也很喜欢挑有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进入，比如大选或者危机，一进入现场，我就容易忘记自己的学者身份。
周轶君：对，进入的时机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晓宇当时是在选举期间去了秘鲁，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记者”的方式。我过去也经常这样做。
打一个比方：你想要了解一大片海面，却不知道从哪下手，这时候，大事件就像一次巨大的气旋，把海底的每一个层次都翻搅出来让人看到。这也是我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的一种工作方式，毕竟作为记者，都是有事情发生才去报道。
晓宇：我非常同意。事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但学者一般不会这样做。对我而言，以事件为入口，是一个可以让我去到现场的理由。
最近我在整理之前的采访，突然发现个体叙事的重要性。2019年我在大马士革和新华社的记者一起聊天，初次见面，聊的是当时的战况、战后重建的问题和各国之间的协商等等。
第二次吃饭聊天时，话题就变成了学习阿拉伯语的经历。我记得他们提到大马士革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大的虫子，在以色列、约旦还有叙利亚之间，甚至还有官方讨论这种虫子从何而来。
2、随时可以抽身离开的外来者，是否有权“干涉”当地人的生活？柏琳：周老师刚才谈到自己在加沙地带的经历，晓宇也说到自己在大马士革的发现。
但是作为外来者，无论怎样“深度”地参与当地生活，始终是随时会离开的人。那么对于这个外来者而言，要怎么去区分自己实践中“参与”和“干涉”的界限呢？
我记得晓宇曾写到一个细节：一个难民营门口的标语写着“不了解这里，就不要谈论这里”，而周老师的《中东死生门》里也说过，“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
晓宇：我在《利马之梦》中谈到过这一点。
我在海外遇到的一些华人会有一种天然的不介入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任何深度参与的尝试。
这给我很强烈的反差感，因为与此同时，英美人却在这些地方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写作、拍摄、来来去去，甚至参与当地政治，人们都觉得很自然。
关于参与和干涉的区别，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看对方的反应就知道了。如果他觉得你干涉了他的生活，让他感觉不舒适了，他一定会在日常互动中让你感受到。
周轶君：刚刚说到那句难民营门口的标语，让我蛮惊讶的。可能拉美自我叙事的意识相对较强，而在中东却相反，那里的人们很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所以他们会非常乐意有人去讲他们的故事。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巴林，大约是2011年。当时整个国家处于封锁状态，外国记者很难进入。当我们去到民众中间的时候，很多民众都特别高兴。他们特别希望自己被看到，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说句笑话，我觉得我对巴勒斯坦人最大的干涉是——引入了酱油。记得当时他们来我家里玩，我煮茶叶蛋招待，结果发现男性不太容易接受这种新口味，而女性都吃得特别开心，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说是干涉也好，参与也好，最后的目的可能还是在于交流。
3、共情的多重维度，从探头探脑的好奇到与屠刀为邻柏琳：周老师在《中东死生门》中写到，边界地带的“和平绿洲”组织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的典范，然而您通过访谈发现，虽然大家共同生活，但内心并不见得相通。
在修建隔离墙之前，巴以之间早就存在着一堵墙，墙两边不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也不信任对方。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07年获得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时谈到巴以之间问题的症结：“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这里说的都是冲突地带内部的共情，我们作为外部的观察者，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该如何把对当地不幸的共情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你们如何看待共情的不同维度？
周轶君：记得我有一次采访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他说很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觉得彼此是青面獠牙的魔鬼。这样的妖魔化在各地的政治环境中都很常见。
我想偏见一定是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本能当中的，但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当我们真的和他说过话，往往自然就会放下敌意——这就是交流的力量。
晓宇：观察极化双方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不共情，而是“极度的共情”。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和行动，是因为选择与某一立场产生极度深刻的情感共鸣。
周老师曾采访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我也做过类似的访谈。他们的表述中很少出现直接的对暴力的宣扬，反倒能让人感觉到他们对于苦难者深刻的同情。
所以极化之中也有共情，共情会引来对话、理解，也有可能会引来分裂与激化的立场。
周轶君：刚才晓宇说到需要制度化的保障，我想到法德之间的例子。二战后，双方都规定本国学校中要教授对方的语言，此外还有煤钢联盟等经济上的一体化努力。
到今天，虽然法德之间依然存在着偏见，但已经不至于再因为这一点爆发冲突。
真正障碍不可能完全消除，所以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努力，才能达到比较长久的和平。
4、在不平坦的世界，行走并自我教育着柏琳：我曾看到过晓宇老师的一个访谈，谈的是“当下的中国青年应该如何平视世界？”
我认为“平视”这个词似乎不足以准确表达青年介入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毕竟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不过是一种幻觉。
我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现场，有些深层的文化机制却始终无法触及。除了平视，我们是否还有别的角度去介入、理解和感受世界？
晓宇：我先澄清一下，这个标题不是我起的，我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世界是平的”或许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想象。它提供了一种愿景，提醒我们世界本来是没有那么多边界的。抛开交通的进步，过去的世界事实上可能更平，因为那时国境上的障碍更小一些。
但我也认为，国家边界的存在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来理解他者。毕竟即使是身边的亲密关系，我们都很难做到真正理解对方。而有时即使跨越国界，语言不通，经历没有什么相关性，彼此之间也能心领神会。
有时候就是一种运气，让你能够在茫茫的生命海洋中，恰好碰到那个可以与之共情的人、事或动物。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能力有关或是与教育有关，我觉得都不好说。
周轶君：我想回到刚才提到的奥茨的那句话：“巴以之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其实缺乏好奇是不安全感造成的。要产生好奇，必须是大家都觉得彼此是友善的，互相探头探脑，才会有交流。
我记得加沙一个边界检查站里的以色列士兵曾告诉我，那一片的误伤率特别高，经常有无辜的平民经过时被射杀。因为在对方可能构成威胁自己又看不分明的情况下，先开枪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好奇或者有效的交流。我想所谓的“不平”，就是在全球蔓延的不安全感，让我们倾向于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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