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后来疯了最后死了
在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几乎等同于电影的历史。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电影的《定军山》虽然是一则戏曲短片，但它同样包含武和侠的成分。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片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这也是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电影刚刚进入长片时代。
《定军山》（1905）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1920年制作的《车中盗》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武侠电影，本片根据林琴南翻译的一部小说改编而成，这类改编模式在当时是电影界的主流做法，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当时上海的盛行。
20年代中期，观众对西式题材的影片渐感厌烦，要求看到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作品，从而导致大量历史古装片的问世。这批影片是否真的弘扬了中国文化另当别论，但武侠电影却借着这个势头走向前台。
《火烧红莲寺》（1928）
无论是《水浒》《施公案》《儿女英雄传》这种旧式小说，还是平江不肖生、顾明道等人的武侠新作，又或是民间传说、传统戏曲，通通成为武侠电影取之不竭的故事源泉。
这段时期每年的武侠电影年产量达到40-60部，这些影片不遗余力地营造各种荒诞不经的银幕奇观，神怪、武打、破案、神秘、恐怖等耸人听闻的元素应有尽有，竟渐渐发展至无政府主义态势，引起舆论警惕，特别是左翼文人在报章上谴责武侠片教坏青年观众，麻痹人民心智，增加社会不安因素，于是呼吁政府查禁，终于导致武侠热潮退却。
根据今天残留的断章残简，我们知道当时那些武侠故事十分简陋老套，无非是讲一些江湖上的门派争斗，或者反清复明、劫富济贫的陈旧主题。
《王氏四侠》（1927）
从30年代中期至1949年，武侠电影并未彻底消失，但声势已大不如前，直到50年代方迎来复兴。1949年后，大陆禁绝了一切武侠文化，同时无数上海影人流落香港，使得香港成为华语文化圈的电影中心，新一代的武侠电影也应运而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武侠电影显然是粤语片黄飞鸿系列，多数由胡鹏执导、关德兴主演。
黄飞鸿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他在佛山设馆行医，门下再传、三传弟子不计其数。真实的黄飞鸿是何等样人且不计较，但他在银幕上集各种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武功高强，儒雅谦和，比2、30年代优柔寡断的男侠客胜出多多，一时间风靡东南亚华人圈。
黄飞鸿真人
实事求是的说，50年代粤语武侠电影虽数量巨大，但制作水准却良莠不齐，很多影片在几天之内赶拍完成，实乃粗制滥造。武侠电影亟待突破，正好赶上邵逸夫先生从东南亚到香港主持邵氏公司制片业务，邵氏以国语片为主，初时以黄梅戏曲片闻名，但邵逸夫对当年上海风靡一时的武侠高峰念念不忘，又对时下这种类型的质量不满，决心制作一种新的更加精良的武侠片。
邵逸夫鼓动旗下导演尝试走出武侠新路，包括李翰祥在内一开始失败的居多，直到张彻拍出实验性质的《虎侠歼仇》，才摆脱了旧式武侠片花拳绣腿的缺陷，令人眼前一亮。稍后是徐增宏的《江湖奇侠》《鸳鸯剑侠》、胡金铨的《大醉侠》、张彻的《独臂刀》，及同时期左派公司的《金鹰》《五虎将》《云海玉弓缘》，这批作品一起开创了华语电影历史上武侠电影的又一次高峰。
《虎侠歼仇》（1966）
这一波武侠电影热潮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邵氏在张彻、胡金铨之后还有楚原、刘家良，而嘉禾也有罗维/李小龙的功夫片，这段时期武侠/功夫电影占据了香港电影市场上的半壁江山，甚至影响到台湾。当时台湾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市场，主要的香港导演几乎都曾在台湾长期工作，而台湾本土也培养出了张曾泽、郭南宏等知名武侠导演。
这个时期的武侠故事分为好几种类型，一部分是改编或演化自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张彻拍过多部金庸，楚原则以拍古龙见长。还有一部分是电影公司的原创故事，不外乎寻仇称霸、锄强扶弱之类，其中邵氏最主要的编剧是小说家倪匡。
由倪匡编剧的《楚留香》（1977）
另外，以南少林传说为主题的武侠片是70年代一大显著现象，三德和尚、方世玉、洪熙官、陆阿采等广东民间流传的英雄成为银幕上经久不衰的主角。南少林电影基本脱不了反清复明和师徒传承的母题，「侠」的色彩较淡，更为强调「武」的表现，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功夫片。
80年代后，大陆对武侠影视解禁，各种合拍片、国产片纷纷问世，例如《少林寺》《神秘的大佛》《八卦莲花掌》《无敌鸳鸯腿》《天下第一剑》……但无论是制作水准还是打斗技巧，大陆武侠电影比起香港还差很远。
《少林寺》（1982）
代表这一时期华语武侠片最高水准的是90年代初的徐克，他导演和监制的《笑傲江湖》系列、《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等片至今无人敢轻言超越。可惜的是香港电影在90年代后期急速坠落，武侠电影也几乎同时遭到灭顶之灾。
《新龙门客栈》（1992）
进入新世纪后，香港影人北上，他们并未停止武侠片的创作，再加上内地一些从未有过武侠片经验的著名导演也先后加入到这个行列，所以从表面上看，武侠电影的创作依然繁荣，但真正得到认可的佳作不过凤毛麟角，武侠电影的复兴仍有待来日。
武侠电影九十年的历史生动地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侠文化在不同年代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不论是黄飞鸿还是令狐冲，也不论是桂武还是萧少兹，侠的形象一变再变，时而「忠君爱国」，时而「反帝反封」，时而「抵御外侮」又「为国为民」，侠的精神就仿佛中华文化中一个不死的幽灵，永远依附在不同的时代精神之上。
《一代宗师》（2015）
但总的来说，一些挥之不去的共性总是存在的，不论是什么时代的侠客，他总是急公好义、铁面无私、向往自由、视死如归、爱惜名誉、仗义疏财、克己复礼、宽恕仁爱，堪称正义、智慧和力量的完美化身。
侠的盛行，反映了人们对既定体制的失望和反抗，寄望于某种纯粹的超级人格来施以拯救，然而这种理想大多数时候都会落空，电影的happy ending也只是宣布危机暂时「告一段落」，是以很多武侠电影由始自终都浸透着强烈的悲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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