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来说，要完整保存几十年的记忆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有些文明却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漫游了几千年。
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
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枚枚玉器，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从黄尘古道走来，与今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却是几千年朝代更迭、疆土变迁的见证者。这，令人对中华文脉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敬畏。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记者：石峁遗址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乍一听，这是一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但如果用夏朝建立的前夕这个方位来表述，就亲近多了。这样一想，好像穿越4000年也如电光石火一般，并不遥远。
孙周勇：一眼千年，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考古学是一个不断发现的学问，是通过物质资料来说话的学科，通过实实在在的文化遗迹或者文物，不断地更新或者纠正着人们原先对于历史、对于文明的认识，这些实物连接着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人感受到新奇、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对我们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充满自豪感。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很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说，挂在墙上的每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从消息推测，我想这个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们团队也几次到遗址去考察过，看到了后来被确认为城墙的石墙。但刚开始为什么没能认定这是一座石城？因为石墙是断断续续的，加之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石墙包括皇城台一些护墙，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的附属设施，谁都没有推测到会是城墙。转折点是2011年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我们把整个区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后绘制成一张图。当把石墙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匹配到一张图上以后，发现有一个高度的吻合，直观判断它应该是龙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确认的话，将是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后来也是通过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相关联对比，判断到石峁遗址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城址。一些学者还从聚落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记者：跑遍10万平方米，一定是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吧？
孙周勇：“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现在回想起当时还是略带心酸的。1996年我们从西安去榆林考古，虽然在一个省内，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开一辆吉普车，一走就是三天，忍饥挨饿也是常事。后来，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榆林到靖边高速公路开通后，我们就坐一晚上的大巴车，历经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了开始工作。即使在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启动早期，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没地方住，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就喝窖水；手机信号基本不通。现在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西安到榆林的航班每个小时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车一样便利，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能到达。遇到野外一些复杂路况，普通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辆越野车。我们还在当地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文化的交流中体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记者：近年，随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文物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流行的现象。如果让您选择一种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会选哪一种？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雕之前，我首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祖形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雕。石雕原本是大型宫殿上的装饰，营造出一种比较有仪式感、威仪、震慑力的氛围。受疫情影响，目前实地参观还不是很方便。《人民政协报》的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在网络上找一些图片看看。石雕的图案分几种，有一种典型的神面型图案石雕体量庞大，形象也特别丰富；第二种是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神面状的，有的像饕餮纹，有点儿像良渚的纹饰；还有的是比较写实的，脸部圆润带着笑容，但因为要刻画在石头上，就会被拉长成为近乎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铜人面鼎。第三种是阴刻的线条，基本上是一种浮雕的创作方式。艺术创作肯定是夸张化、拟人化的。我们推断，这要么是石峁王国的祖先，要么是英雄一类的人物形象。每每与他们注视，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也正在看着我，想对今人讲述曾经的一件件趣事，或倾吐往昔的荣耀。
记者：您前面讲到，石雕上的饕餮纹，和良渚的纹饰有些相似。这让我联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个共同点，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据说，这两个地方的玉器还有所相似。这是否说明，在几千年前，不同的文明就在融通、交汇？如果是的话，会是通过什么样的介质来实现传播的？
孙周勇：当石峁出现时，良渚文明已经衰落了，这两种文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正如你所说，我们在石峁看到良渚时期的玉琮，当然这种玉琮已经被改制过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个天圆地方的柱状，而在石峁时期就被切为薄片了。这说明古人上层社会高等级的礼器或者说奢侈品，交流的网络一直是比较通畅的。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也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段，它汇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齐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遗址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能跟关东地区、中原地区产生过一定的交集。其实很多文化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强势文化在产生形成的时候，会吸收周边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这些年，我们还在皇城台发现了扬子鳄的骨板和一些海贝，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这都是长江流域或者大海里面才有的东西，可是它们竟然很早就出现在西北内陆。所以，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讲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的文化面貌。至于你问我，当时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什么，究竟是车、马还是船，坦率说我也不清楚，到现在依然是未解之谜。
记者：除了皇城台展示的王和贵族的生活场景外，有没有发现当时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孙周勇：我们团队通过植物遗存，分析出石峁的生业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农作物种类主要包括粟、黍两种小米；豆科植物较丰富，显示家畜饲养业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也许在当时已经形成，石峁先民已经能够饲养上述动物作为家畜并自给自足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考古就是不断迫近历史真实
记者：石峁人是怎么消失的？
孙周勇：石峁城址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现在还没有确凿的原因。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在大河套区域，就是广义上的北方区域，内蒙古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陕西的北部大概10万平方公里这个范围里头，从距今4000年前后发展到380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前期遗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见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来自“蛇纹鬲遗存”的人，占据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气候变化，或者是资源的日趋紧张、战争因素有关。
记者：石峁遗址也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平台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周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几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关键阶段确定石峁遗址的性质和认定它的价值的时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专家们为主，在现场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具有节点意义的会议。记得2012年，张忠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说这是石峁古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关于中国早期的一些认知的高度。
记者：中国考古已经走过100年了，您怎样看待这项事业？
孙周勇：我的回答应该跟大部分的学者是一样的，考古发现是在不断地丰富古人社会的真实图像，不断迫近历史真实，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因为我们通过史书记载看到的往往是后代或者更远的人追溯前代的历史，很少有当代来记述的。所以，“地下这本书”应该是最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途径。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2年09月22日03版）
记者：司晋丽
版面编辑：王慧峰
新媒体编辑：薛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