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可
我和朱文伟是同一年到电台工作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玫瑰花开得最茂盛的时节，晚上7点多钟，我拿着一个超市用的菜篮子，里面装满了磁带和播出稿件，准备去播音。突然，从直播间的花坛上跳下一个黑黢黢的身影，胖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满脸笑容，看不出年龄。他的衣服被花枝挂住了。他递给我一枝花说，帮我拿一下。整理好衣服问我，新来的吧？我说是。他说，准备把这枝花送给一个姑娘，还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第二年，我们分到了一个组里。我是播音员，他是记者，经常一起外出采访。一个三伏天的下午，我们去郑州火车站采访，坐29路公交车。这趟车人多，听说贼也多，上车以后，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他在车上找个位置坐下，不到2分钟，就开始在公交车上打呼噜，我突然觉得他不是个凡人。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年轻有热情，整天背着包满大街跑。每次跑完事儿，我都会问他，我们到底忙了点啥？他总是笑眯眯地给我解释半天，反正每次我都没弄明白。后来看曾国藩的书，知道了大致意思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不知疲倦地奔向下一个旅程。
记得是1994年的春天，一天下午在办公室门口碰见他，灰头土脸的，他说刚从农村采访回来，还问我他看起来有多大。我说啥意思？他说去兰考采访了，有一天晚上找路边修车摊一位农村老大爷给自行车打气。老大爷打量了他一番问：老弟，你看着不像本地人，多大了？他笑眯眯地说你猜。老大爷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客气地说，老弟有四十八九吧？他突然不想打气了，他才二十二三！没过两天，他递给了我一篇稿子，我至今还记得那篇稿件的题目《泡桐花开了，兰考人笑了》。那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里没有空调，晚上播出的时候，我出了一身大汗。稿子里说的是一些干事不惜命、对事讲担当、对人讲感情的人和事。从中，我大概看出了他的影子。那篇稿件最后得奖没有我记不得了，我想文伟也不在意，但我清楚地记得兰考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很幽默。每次到兰考看到泡桐开花我都会笑，同事问我笑啥，我说想起了一位朋友。
那位兰考的大爷，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民间高人。小朱则是纯粹的上海人，有着上海人的精明，可性格和外貌一点儿都不像上海人，他穿上盔甲，活脱脱就是一千多年前的秦叔宝。你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找他，只要能帮上忙，他都会一管到底，他是那种永远都相信美好事物即将发生的人。小朱酷爱读书，他是我们周围朋友公认的“百科全书”。他有三个手机号，如果都开机，24小时都不会消停。不管你向他请教啥问题，啥时候他都能给你说得踏踏实实，心里热乎乎的。近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原因，他们单位一直在加班，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春节期间都没怎么休息，3月11日晚上10点57分他才离开办公室。
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宅在家里，他给我打电话说最近想了很多事，还说他最近的状态很像一本书《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描写的那样，还说相信所有的梦都是真的，说完哈哈大笑。在他去世前的七个小时，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了，他打开免提，里面的人在说事，说节目，很热闹。我说忙着呢？他说是。我说以后再打。他说好。第二天一早同事打来电话说，文伟走了。我说去哪了？他说：走了。我突然明白了，心头一堵。后来在医院看到他，他躺着很平静。没有戴眼镜，满脸微笑。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的神情一模一样。
他去世那天是3月12日，植树节。阳光依旧灿烂，绿意扑面而来。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25日河南日报中原风版
编辑：河南日报文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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