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德怀
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信誉良好鉴定专家。主要研究突厥语言学，维吾尔语、汉语翻译理论与实践。著有《维吾尔谚语翻译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特色项目3项。
摘 要：文章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维吾尔谚语的汉译文刊布情况进行了介绍，对维吾尔谚语汉译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式叙述，以期对今后的维吾尔谚语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维吾尔谚语 翻译研究 评述
维吾尔族民间谚语渊源流长，至今所发现的古文献说明，最古老最原始的维吾尔谚语源头是鄂尔浑碑铭，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谚语，此后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突厥语言学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所收的近300首谚语，还有思想家、文学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巨著《福乐智慧》中引用的180多条谚语。此后的许多维吾尔族诗人，自古代的鲁提斐、阿里希尔·纳瓦依到现代的鲁·穆塔里甫等都汲取维吾尔谚语的营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运用，使维吾尔谚语日趋丰富、深化、定型、成熟。现今出版公布的维吾尔谚语的数量众多，大大超过了国外出版的维吾尔谚语的数目，数量最多的是资深翻译家赵世杰编译的《谚海·维吾尔族》（1990），约有6000条。尽管如此，我们大约也只翻译了维吾尔文现已出版的谚语的一半。
自金占祥等编译的《维吾尔民间谚语三百句》（1958）出版至今，维吾尔谚语的汉译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了。笔者认为维吾尔谚语的翻译及其翻译理论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译本出版、译文发表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2）谚语翻译方法、原则的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3）谚语的文化翻译学研究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本文就按这三个阶段简略评述一下维吾尔谚语的汉译研究情况。
1.译本出版、译文发表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
最早的维吾尔谚语汉译本是1958年由金占祥等编译的《维吾尔民间谚语三百句》，此后相继出版的汉译本还有：刘锷等编译的《维吾尔谚语）（1962），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译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谚语》（1978），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译的《维吾尔族谚语选》（1978），黄祥荣编译的《维吾尔谚语》（1981），阿里木·卡德尔等编译的《维吾尔谚语·维汉对照》（1984）等。其中阿里木·卡德尔、张春实、赵世杰编译的《维吾尔谚语·维汉对照》是唯一的维汉对照本，此版本收译谚语数量较多，便于懂维汉双语的读者及翻译人员对比学习和研究。此外，新疆大学中语系编的新文字版《维汉词典》（1982）也收译了1000多条维吾尔谚语（包括俗语），值得一提的是，该词典中对不少较难理解或易理解错的谚语，除直译原意外，还在译文后面用括号意译或点旨明义地加以说明。如：
瞒住了疾病，瞒不过尸体。（欲盖弥彰）
译文读者若只读译文不一定能理解此谚之意，读了括号内点旨明义的说明才会明了。像这样的谚语多有两层语义，表层义（人生病） ，深层义（人对做错事的态度），明说表层义（人隐瞒疾病会死亡），但实指深层义（欲盖弥彰），在括号内指明深层义，对译文读者真正理解原意很有必要。同时，《新疆民间文学》（1980-1985）上也发表了不少维吾尔谚语的汉译文。另外，此阶段还发表了不少《突厥语大辞典》中谚语的译文：阿不都秀库尔、郝关中的《<突厥语大辞典>收录诗歌谚语选译》（1979），陈宗振的《<突厥语大辞典>的谚语》（1980），阿里木江、赵世杰译的《维吾尔族古谚语》（1983）等。此阶段的译本、译文中的谚语后被陆续收录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谚语汇集中。以上这些译本、译文的作者在翻译谚语时一般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遵循了“意思对应，语言简明、易懂”的原则。
这一阶段，经历了维吾尔谚语的汉译文从无到有、从零星发表到规模化出版的过程，翻译出版的谚语总数大约有6000多条。这些译本为维吾尔谚语的翻译理论研究莫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2.谚语翻译方法、原则的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此阶段开始有正式的专论谚语翻译的论文发表。国内第一篇谈维吾尔谚语翻译问题的论文是马鸿坤的 《关于维吾尔谚语的翻译问题》（1981），马氏在该文中提出了翻译谚语的6种方法：对等翻译、直译翻译、取意翻译、说明性翻译、音译、加词或换词翻译等。其中“对等翻译”实指借译（又叫套译）。这几种归类，较全面具体地总结了谚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马俊民的《论维吾尔谚语的汉译》（1985）一文提出了翻译谚语的原则：“语言条件允许，就采取直译的方式，既保留原文的思想内容，又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如果语言条件受到限制，就采用意译等方式。”并着重从“理解正确、适当变通、点明含义、押韵对偶、加注说明”等几点举例对照自己的译文阐述了要译好维吾尔谚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该文对33条译文进行了重译、改译，为译者更好地翻译谚语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看法。但也有几则谚语的翻译尚待商榷。刘珉在《熟语翻译琐谈》（1985）一文中说：“……可摆脱字面表层结构的束缚，根据本民族的表达方式或语言习惯，依照词语深层结构的含义，灵活翻译。”刘氏还认为“对原文的民族特点、时代精神、语言风格，定要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以便让对方闻其声，明其意；原文的形象、比喻、色彩，也必须完好无损，以便让对方见其形。”约提库尔在《浅谈维吾尔谚语的译法》（1986）一文中，主张采用“……从实际出发，方法不能一刀切，要不拘一格，既采用借用代替，又采用直译的方法，力求保持原文风格，使其简练自如”的翻译方法。该文对26条谚语进行了改译、重译，有些改得很正确，有些改得较精彩；但有些能直译的是否非意译不可，这还有待商榷。刘文性的《维吾尔谚语的汉译琐谈》（1990）一文从简练、用词确切、易懂出发重译了9条谚语，有的比原译有了进步，但有的改译却不如前译。如baturluq bilɛktɛ ɛmɛs jyrɛktɛ.刘氏改译为：“力大非好汉，计高方英雄”。这是刘氏比附汉语文化——心计，把jyrɛktɛ错译为“计高”。凡懂维吾尔语的人都知道这个常用词语的语义：jyrɛklik是“胆大”，
是“雄心”，toxu jyrɛk是“胆小”，jyrɛk（心）的隐喻义在汉语中是“心计”，而在维吾尔语中是“胆量”。词的隐喻义是有强烈的民族性的，同一个词（如“心”）在不同民族谚语中的隐喻义是不同的，这样的比附翻译在周江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全编》等书中也有。王启在《漫谈维吾尔熟语的汉译》（1992）一文中，凭借自己较丰富的口译实践认为：“凡有引申意义或转义”的熟语，在翻译时“先用汉语注明其字面含义，再加上汉语的对应词”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办法。这种做法始于新疆大学中语系编的《维汉词典》（1982），王氏在文中举例进行了论述。王文中还指出：译文与原文的熟语种类不一定对应，可以“互相交叉”，即原文是成语，可译成谚语，原文是谚语可译为成语；用汉语方言熟语对译维语熟语会“既确切，又生动”；同一则熟语在不同语境下可以选择不同熟语的对应翻译。这些总结都具有一定实践指导价值。李文新的《浅谈维吾尔谚语的语义分类及其翻译》（1997）一文，按照前苏联突厥学家们对熟语分类的观点，从语义上把维吾尔谚语分为“融合性谚语、综合性谚语、组合型谚语”三类。把谚语的语义类型同翻译方法联系起来，认为“融合性谚语采用意译法，综合性谚语采用借译法，组合型谚语采用直译法。”对翻译方法的这种总结，虽看法新颖，但会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此种语义分类翻译法一般来说用于口译是可行的，但不太适合书面语的翻译，尤其词典中的翻译。若融合性谚语都采用意译法，不但会失去原语的民族特点与民族风格，更会失去谚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内涵。第二，综合性谚语数量很多，翻译中多数综合性谚语是找不到现成的对应谚语的，无法都用借译，因此，不具有普遍性，此问题还须进一步探讨。赵世杰编译的《谚海·维吾尔族》是空前的维吾尔谚语译文汇集，其中对不少难以理解的维吾尔谚语，用括号进行了语义说明，是此阶段最重要的维吾尔谚语汉译汇编本。
总而言之，此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形势喜人。从翻译实践上看：有黄祥荣的译本（1200多条），新疆大学中语系《维汉词典》中的谚语译文（约1000条），有阿里木·卡德尔等的译本（约2580条），有赵世杰的译本（约6000条）等。总的译文条目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一阶段。从翻译理论研究上看：总结了翻译谚语的方法（马鸿坤等）；提出了翻译谚语的原则（马俊民等）；提倡了翻译要摆脱字面表层结构的束缚，依照词语深层结构的含义进行活译（刘珉等）；主张对有引申或转义的熟语在直译后加括号给出对应熟语（王启等）等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对维吾尔谚语的汉译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值得强调的是，对翻译中的难点和重点，还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对指导翻译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黄祥荣在编译的《维吾尔谚语》（1981）前言中主张“只为维吾尔人民理解，而不易为懂得汉语文的人们理解的谚语……便处理为歇后语的形式；托乎提·巴克在《初探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问题》（1982）一文中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要反对“直译其表，忽视其义的现象”；李国香在《谚语的翻译》中认为翻译谚语“……只有细心琢磨，设想它所含有的全面意义，才可望译得妥贴，字斟句酌，丝丝入扣，得当不移，绝不可客观主义地浮泛的就字面作表译。”这些认识，极有见地。《新疆民族语文翻译研究》（1991）中有关谚语翻译问题的论文里，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此外还有刘宾在《从民间文学特性谈翻译》（1985）一文中谈了民间文学翻译的三个标准和应注意的问题，这对谚语的翻译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此阶段维吾尔谚语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1）汉译文中比附现象的存在；（2）死译、硬译现象的普遍存在；（3）未区分口译谚语和书面译谚语的区别；（4）虽意识到翻译谚语要译出其深层含义（真实含义），但还没有提出较全面的较系统的翻译方法论。
3.谚语翻译的文化翻译学研究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及文化翻译学、功能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新兴学科和理论的兴起，在维吾尔谚语的翻译研究领域中也开始用文化翻译学等新理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的目的不只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重要的（尤其是文学翻译）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交流；翻译研究的中心已不是原文和原作者而是译文、译者、译文读者，译文的优劣服务于译文读者，是译者的再创造力和原作新生的充分体现。谚语属民间文学的范畴，是语言词汇单位中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部分，因此，挖掘谚语中的文化内涵并在译文中显现出这一语义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既是谚语翻译的重点，又是谚语翻译中的难点。对此首先涉足并研究较多的是王德怀。王氏近十年来撰写发表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11篇。王氏似在《议维吾尔谚语里的民族文化词在汉译中的处理》（1997）一文对在书面语翻译中，对民族文化词（有人称“文化局限词”“文化专有项”等）的处理提出了不同于马俊民的看法，认为“适当变通”时，民族文化词不能变通，“如果谚语中的民族文化词被删除了，译文就会失去原文的民族文化信息，被译文中的文化词替换了，那就会给译文读者提供错误的信息，产生错误的认识。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失去或歪曲谚语的‘社会历史文献’特征”。这一观点随即得到吾提库尔的赞同。吾提库尔在《从口译角度谈维吾尔谚语的译法》（1998）一文中认为王氏的这一观点“在维吾尔谚语的译法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提出，因口译特点的需要，使用对应熟语在以语言沟通为目的的翻译中效果会更佳，这一认识是实践的总结，译法上的概括。王氏在《翻译的四项原则》（2000）一文中提出了“保留文化原则”“要增补词语，补出隐形的文化背景”的观点，文中还提到：“在表达中，不可能使译文语义与原文语义信息度完全对等”的看法。后王氏在《论谚语的“显影法翻译”》（2003）一文中对以前观点进行了较系统较深入的分析论证，用摄影作比喻指出“……把原文里，原文读者熟悉了解而译文读者不熟悉不了解的省略了的语义（包括语用义、文化背景义等）在译文中‘显现’出来，不至使译文读者看到的是未经过‘显影’的底片而看不清原作的真实面貌。”王氏提出的“显影翻译法”正是翻译研究以服务读者和发挥译者创作力为中心的思想的体现。当然，王氏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同时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文还有汗尼克孜·茹孜的《关于谚语的翻译》（2003）等文章。海尤尔·阿不都卡德尔的《汉维谚语对照词典》（1999）也是这一阶段的一项研究成果，是第一本汉维谚语对照词典，对维吾尔谚语汉译同样有借鉴意义，作者共译了近2000条汉语谚语，难能可贵。廖泽余、马俊民主编的《维汉词典》（2000）收录翻译了约980多条维吾尔谚语，它继承新疆大学中语系编《维汉词典》的传统，对难解难懂的维吾尔谚语在译文后进行了说明或借译。还有陈世明、廖泽余编的《实用维汉词典》（2001）也收录翻译了不少维吾尔谚语。2006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著的《维汉大词典》中对维吾尔谚语的汉译，对更多的民族文化特异的难解谚语，在译文后给予了注释和说明或借译，更值得称道，是维吾尔谚语汉译的最新实践研究成果的总汇。
总而言之，此阶段在谚语翻译领域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在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在维汉翻译研究领域中谚语的翻译研究比起诗歌的翻译研究，小说的翻译研究等理论研究成果要多一些，深入一些。
陈世明在《新疆现代翻译史》（1999：230）中指出：“评论译品是探寻翻译技巧和方法，总结翻译经验的最好方法，但这项工作却没有认真开展起来，大量高水平的作品没有得到及时的评价，大量足以上升为理论的东西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这就在不同程度影响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青年译者没有借鉴的机会，茫然不知所措。”众多译家以维吾尔谚语汉译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选择点和立脚点，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对不少原译、改译进行了评论、再译，探寻了一些翻译理论和方法，可谓是初步开展起了“评论译品”的翻译研究工作，着实可喜可贺，但今后任重道远，还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推动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发展。
【注】文章原载于《语言与翻译》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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