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像服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向我们的心脏袭来。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同时也包藏着危险。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市也许强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车开慢点，约瑟普·布罗兹
1912年10月，刚在维也纳落脚的外省青年约瑟普·布罗兹，给在老家库姆罗瓦茨的母亲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母亲的信回得有点着急：快去找马丁，他住在维也纳新城。
马丁是布罗兹家的老大，比约瑟普大八岁，比他早十年出来闯荡。马丁在新城火车站当扳道工，一份不错的差事。马丁不但有稳定的工作，而且有安逸的家庭，已经娶妻生子。在布罗兹家成功养活的七个子女中，马丁的发展对应了他的排行，他是率先不让母亲操心的那一位。
马丁和约瑟普，以及布罗兹家其他五个孩子，是十九世纪后期克罗地亚人口剧增的写照。但在库姆罗瓦茨所属的扎果烈地区，贫瘠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常年丰收的人口。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扎果烈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资源是人力。
像很多当地的农家少年一样，约瑟普也渴望去城市碰运气，譬如维也纳。那意味可以摆脱在奥匈二元帝国内直接统治他们的马扎尔人的压榨，和有着豪饮习性的父亲在经济上的纠缠。不消说，更多的钱、不上锁的碗橱、厚实的背带工装和腰身束得很细的姑娘，也在约瑟普对城市生活想象的清单上。在约瑟普游移不定的世界观里，有一套说辞似乎颠扑不破，这源自他小学老师的蛊惑：未来是属于机械工人的。如果你能洞悉了一把锁的奥妙，你自然就会修缝纫机、修自行车，能造汽车、能造铁路和桥梁，于是，你就拥有了打开世界的钥匙……
1911年3月，约瑟普出门远行，行囊里揣着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他先是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汽修厂干了四个月，添置了一套城里款式的衣服，这是每一位农民工都会赶的时髦；而后他去往卡姆尼克，在当地最大的五金厂干了十个月，参加了一个带有浓厚斯拉夫色彩的体育俱乐部“鹰社”，对手是受罗马教会庇护的“鹫社”；就在卡姆尼克五金厂走下坡路时，约瑟普与五十多位工友一起，被火车拉到波希米亚小城琴钦夫，到了地方才知道他们是被用来填补当地工人罢工而造成的劳力空缺；三个月后，他来到啤酒城比尔森，在斯柯达兵工厂谋得一份工作。不久又复离开，去德国曼海姆、鲁尔逛了一圈。
最终，约瑟普像被磁铁吸引的金属丝，来到了奥匈帝都维也纳。火车站旁的报亭里挂着一幅克林姆特《玛丽·布吕尼夫人》的劣质仿作，不知何故，这触动了旅客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离家19个月后，他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而母亲点拨了他。
投奔大哥马丁，开启了约瑟普此后一年的开挂人生。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在马丁家安顿下来不到一个月，约瑟普与大哥成了新城火车站的同事。圣诞节前，因为在机修方面的一技之长，约瑟普被戴姆勒汽车厂录用。他的工作很拉风，试车员，摆弄的是最新款的梅赛德斯Simplex牌汽车。看着那些马力强劲、带有笨重黄铜铸件、怪异橡皮球喇叭和刹车外置的大家伙，20岁的约瑟普·布罗兹觉得自己站到了机械世界的顶端。每当他穿着猎装、戴着防尘护目镜、驾车奔驰在四年前为庆祝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登基钻石之禧而铺建的道路上，行人驻足观望，他看起来就像那个年代的蝙蝠侠。蝙蝠侠的偶像，是曾在“尼斯之旅”汽车大赛上夺冠的埃米尔·耶利内克。此人是奥匈帝国的外交官，兼职代理戴姆勒公司的产品，他的小女儿叫梅赛德斯，这个名字成了汽车界的不朽品牌。
当然，蝙蝠侠上扬的人生曲线并不止于此。进入1913年，好运以更谄媚的姿态委身于他。约瑟普是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梅赛德斯汽车只是满足了他职业的虚荣，但远不足以耗尽他的精力。他在业余时间发展了两项爱好，一是击剑，二是交际舞。前一项爱好使他在次年五月的奥匈帝国军队击剑大赛上获得银牌，这是奥运级别的赛事；后一项爱好让他找到了被世界宠溺的感觉。
舞池里的约瑟普是受欢迎的，矫健的身材、干脆的步点，还有周游各地所培育的不羁气质，使他成为女性最期待的舞伴，她们都有着纤细的腰身。其中，一位穿着硬质鲸须胸衣的女士，后来成了约瑟普常规的舞伴。她叫丽莎·施普纳，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小姐，眼界高不可攀，却会宿命般地被浪子俘虏。无从考证约瑟普与丽莎是否相识于舞池，但他们的关系迅速超越了舞伴，形影相随，如胶似漆。丽莎身上有她那个阶级所特有的任性，当爱情来临，这种迷人的品格会被无限放大。丽莎替约瑟普支付了报击剑班的费用、跳华尔兹的费用，给了约瑟普数倍于试车员工资的零花钱，只求他试车时顺路去成衣店代购几条当季的裙子。
很快，丽莎·施普纳怀孕了。这对她不是什么好消息，约瑟普的年纪还无法以审慎的态度来处理两人的关系。他离弃了她，一个供养他的女人，时间给了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1913年10月，年满21岁的约瑟普·布罗兹应征入伍，作为奥匈帝国义勇军第25团的士兵回到故乡克罗地亚，驻守萨格勒布。
维也纳的这一年，是约瑟普生命中一段惬意的时光。尽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自称没有闲钱进维也纳的咖啡馆。可在丽莎·施普纳的供养下，他快活如花花公子，说“工人贵族”都显得不够诚恳。享受奢华生活，甚而成为他终身的嗜好。玩心重的人多半政治冷感，很难说当时的约瑟普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诚然，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对在奥匈帝国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他有着本能的反感。可四处游历的经验，缓释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总的来说，他还没被政治打上太深的烙印。
约瑟普·布罗兹戏剧性地转变为一位政治人物是在他从军之后，更为传奇的经历重塑了他，而他缔造了南斯拉夫，并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被分裂出来的不同国家的人缅怀，或者埋怨。他后来的名字叫铁托。
当时的约瑟普，不会知道后来铁托是何等牌面。当时的约瑟普，乃至后来的铁托，也不会知道：当时约瑟普不慎闯入的是一个多么恢宏的片场。
1913年的维也纳，有四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共用了这个舞台，他们是铁托、希特勒、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他们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坛翻江倒海。上述四人在时间上有一个交集，那是1913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20多天，斯大林在维也纳短暂居住。这个时间段，成为四位历史主角在维也纳片场的最大公约数。只是当时惘然，除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其余人并不彼此知晓。
历史大数据，多情又无情地锁定了他们。
二、来，跟勃朗施坦先生下盘棋
1913年，当布罗兹开着梅赛德斯在维也纳街头兜风时，托洛茨基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六年。布罗兹不认识托洛茨基，那时的他是政治小白。托洛茨基也不认识布罗兹，那时的他是流亡政治家群体中绝对的大BOSS。
布罗兹第一次听说托洛茨基，应该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很巧，他当时就在俄国。1915年4月，奥匈帝国士兵布罗兹在加利西亚与俄军作战时，不幸被一位切尔克斯骑兵的长矛刺中肋部，伤重被俘。此后四年，布罗兹逗留在俄国，亲历了那次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站在革命领导团队C位的正是托洛茨基。
布罗兹第一次对托洛茨基留下深刻印象，应该是1919年苏俄内战时期。作为国际赤卫队一员，布罗兹为摆脱高尔察克匪军的追剿，躲在了离鄂木斯克65公里的一个哈萨克人村庄。年底，红军击溃高尔察克匪军，收复鄂木斯克，红军总指挥正是托洛茨基。
1935年7月，布罗兹已经改名铁托，他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托洛茨基，是一个禁忌的名字。那时，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在海外流亡了六年，五年后他在墨西哥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不断革命论的炮制者，以不断流亡来践行自己的美学。
寄居维也纳，是托洛茨基一生中的第二次流亡。1907年10月，他入境奥匈帝国时，假护照上用的是真名字：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是1902年他第一次流亡时用的化名。证件造假乃流亡者的惯用伎俩。可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作风显然感染了整个国家，老迈而失察以及与之伴生的包容和放纵，成全了托洛茨基。有着标志性的浓密黑发、宽阔前额、山羊胡须和夹鼻眼镜的先知兼撒旦，顺利进入了欧洲最腐朽帝国的心脏。那一年他28岁。
托洛茨基最喜欢的德语城市其实不是维也纳，而是柏林。柏林有一种令他神往的精神氛围，还有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满头皓发目光明亮的小老头考茨基，执拗得有些抽风的干瘦老头倍倍尔。但柏林警察不是他朋友，由于护照的问题，警察拒绝他长期居住。
托洛茨基
令人费解，托洛茨基对接纳他的维也纳要苛刻得多。从言语中可以看出他的挑剔，他称此处的生活如小松鼠蹬轮子般忙碌，此处的人又满是市侩气。
忙碌而市侩的城市，收留了托洛茨基一家七年。
他们租住在城市郊区的许特尔多夫，一片滑雪场附近的别墅区。这是一个汇聚秋冬两季美景的特色楼盘，透过窗户能看到漫山红叶的秋色，穿过篱笆不远便步入白雪皑皑的旷野。托洛茨基夫人谢多娃曾盛赞她家租的房子“好得超乎想象”，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廖沙1908年就出生在此。遗憾，托洛茨基一家子也只能享受秋冬两季。因为开春后，房东稍一提高租金，他们就得搬到同样是郊区但价格更亲民的西弗林。
经济上时不时捉襟见肘，是托洛茨基维也纳生活的基本面。美籍俄裔社会主义者奥尔金曾拜访过租住在西弗林的托洛茨基，他回忆道：“这家人比普通工人要更穷一些，男主人穿着廉价的服装，女主人有忙不完的家务，两个可爱的男孩无人照看。家具极其简陋，唯一使房屋增色的是堆满角落的书。”
给房屋增色的书，有时能派上更大用场。家庭开销吃紧，托洛茨基就会挑几本送到旧书店换钱。他夫人谢多娃，跟他熟悉旧书店一样熟悉去往典当行的路。子弹全打光时，极其简陋的家具将抵付拖欠的房租。
理论上，托洛茨基不应如此拮据。维也纳七年，他担任《基辅思想报》的特派记者，他还是俄国、德国以及比利时六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对于报纸发行人们来说，他的笔名安季特·奥托是块金字招牌，是发行量的保证。
稿费收入，足以让托洛茨基一家的生活超越维也纳中产线。之所以日子过得寒碜，因为托洛茨基把从报纸挣来的稿费又投向了另一份报纸，他自己的报纸《真理报》。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是托洛茨基占领舆论阵地的需要。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他是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要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去影响国内普通的工人。
《真理报》于1908年10月创刊，在维也纳编印，读者却在俄罗斯，横亘于两者之间的是沙皇政府的审查制度。这道高墙难以逾越。堆积在敖德萨港的《真理报》，解释了主编托洛茨基何以清贫。更重要的是，原本希望利用《真理报》来调和列宁与马尔托夫矛盾的主编发现，他自己成了两派共同攻击的靶子。紊乱的出版周期，表明这份报纸是多么不合时宜，周刊、月刊、季刊。1912年4月，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停刊。与此同时，另一份《真理报》在彼得堡创刊，主编是不显山露水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朱加什维利办的《真理报》是联共党史里的《真理报》，托洛茨基办的《真理报》只能叫维也纳《真理报》。那个剥夺托洛茨基《真理报》创刊主编荣誉的人，后来又从他手里窃取了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托洛茨基失意了一阵子，于1912年10月，也就是约瑟普·布罗兹来到维也纳的同一个月，在布罗兹抵达维也纳的同一个火车站，登上了去往贝尔格莱德的列车。他将作为《基辅思想报》军事记者去采访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战争，对托洛茨基个人生活有些许影响。塞尔维亚在战争中做大，引起奥匈帝国不安，两国的敌对使战争成为必然。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维也纳街头刷满了“消灭塞尔维亚人”，托洛茨基六岁的小儿子谢廖沙却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高呼“塞尔维亚人万岁”。儿子的站队并不代表父亲的立场，父亲身上最难看到的政治光谱是斯拉夫主义。可民族情绪已至沸点的奥地利人哪管这些，驱逐俄国移民的浪潮开始。战争爆发一周，托洛茨基一家匆匆告别维也纳，转道苏黎世前往巴黎。
在伊萨克·多伊彻所写的托洛茨基传记里，传主在维也纳的这七年，被定义为“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但高规格的政治社交却是“没有政治成就”一章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柏林小老头考茨基家里，托洛茨基结识了《金融资本》的作者鲁道夫·希法亭，此人后来担任了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希法亭则将托洛茨基推销给了维也纳的朋友，一群左翼的政治人物，包括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等，前者在一战后担任了奥地利的总理，后者是该届政府的外交部长。
托洛茨基同未来总理和部长们碰头，优选地点是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他抵挡不住咖啡的诱惑，他更无法放弃对国际象棋的迷恋。在全神贯注又满怀困惑地听完维也纳朋友的布道后，托洛茨基总会邀请他们对弈一局，在黑白64格棋盘上梳理纷乱的思绪。他的棋友迅速超出了政治圈子，不少在中央咖啡馆消磨的文化人也时常凑上来，在宽脑门的俄国人面前自寻其辱。托洛茨基是中央咖啡馆的卡斯帕罗夫，他手下败将里集齐了当地最会写作的人：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和阿尔滕贝格。很多年后，当卡尔·克劳斯在报纸上看到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革命领袖的照片，不禁惊呼：“谁能想到呢，这事儿居然是勃朗施坦先生干的！”
勃朗施坦先生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一盘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棋。或许，摆棋时他还在为自己碌碌无为而焦虑。
三、庸才，最杰出的庸才
1913年，大约是1月底，在采访巴尔干战争的间歇，托洛茨基短暂回了一次维也纳。有一天，他约孟什维克成员斯柯别列夫见面，地点在老布尔什维克特罗扬诺夫斯基家，一座位于美泉宫城堡街30号的公寓楼。托洛茨基和斯柯别列夫曾在《真理报》编辑部合作过，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两人在茶水间谈话的温馨一幕简直可以入画。
突然，一个身材矮小、面色灰暗憔悴、脸上长着麻子的陌生人闯入了画里。一个重要的细节，麻脸陌生人进茶水间之前没有敲门。这让托洛茨基惊讶万分。他敏锐洞察到托洛茨基的诧异，在门口顿了一下，喉头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随后，他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走到炊台边，端起茶壶往杯子里加满了水，没说一句话就走出去了。
斯柯别列夫告诉托洛茨基，这个人是他的高加索老乡，刚从克拉科夫过来，住在特罗扬诺夫斯基家，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对，就是后来联共党史里的《真理报》创刊主编朱加什维利。
在朱加什维利动身来维也纳之前，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了一篇批评托洛茨基的文章，将批评对象形容为“爱吵爱嚷的徒有其表的大力士”。文章末尾，朱加什维利第一次署名“斯大林”。从此，朱加什维利成了斯大林。
这次没有对话的交流，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第一次正式见面。此后十几年，两个同龄人将在党内联袂主演一场对手戏。193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来的刺客拉蒙·梅尔卡德用冰镐凿碎脑壳的前一年，托洛茨基在回忆录里第一次披露了他与斯大林在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偶遇。他对斯大林当时留给他的不寒而栗的感觉印象深刻，格鲁吉亚人阴郁的外貌、敌意的眼神和如同荒原小木屋里发出的喉部声响，复刻在他的记忆里，至死方休。
托洛茨基并不知道，1913年的维也纳，其实不是两人的初次见面，至少不是斯大林初次见托洛茨基。
维也纳偶遇六年前，1907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伦敦会议上，托洛茨基以广场英雄的姿态第一次宣讲了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目空一切、舌战群儒的架势，被正席之外一位格鲁吉亚代表尽收眼底。他就是朱加什维利，那时还不叫斯大林。当托洛茨基将工人战斗队斥民粹派的恐怖主义时，格鲁吉亚人阴沉的麻脸上闪过了不易察觉的愤怒，他正是列宁心怡的队长。朱加什维利没有参与关于战斗队的讨论，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场的是列宁，但他默默地又牢牢地记住了托洛茨基，并在私人报告里定义了托洛茨基：华而不实。
托洛茨基也对斯大林下过定义：最杰出的庸才。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完美的取反版本。上天赐予托洛茨基无穷才智和非凡魅力，以及付之一空的结局。斯大林则天资愚钝、乏味至极，独独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事后证明，斯大林才是那位凭借个人力量碾压一个时代的人，而力量的源泉是他鲜明的目标导向型人格。从鞋匠的儿子、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学生，到各民族的父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一以贯之。
从左至右：斯大林、列宁和加里宁（1919年）
如果说1907年的朱加什维利在党内还是无足轻重的路人伊万，那么1913年的斯大林已经进入权力中心。其间六年，列宁同党内各路反对派斗争，亟需壮大自己的联盟。而斯大林是他的好学生、好助手，是作为公理的他所推导出的演算公式。
无论是否赞同，对列宁指令全天候无条件的执行，是庸才最杰出之处。
去维也纳之前，斯大林先去了克拉科夫，列宁在那儿召唤他。或者说，维也纳是去克拉科夫的附加题，因为去维也纳正是列宁在克拉科夫对他下的指令。
在克拉科夫，与列宁相处的日子，使斯大林品尝到追随列宁的甜蜜。他是列宁家的座上宾，为了让他每天过来吃晚饭，克鲁普斯卡娅特意为他准备了他喜欢的餐前啤酒。列宁有让下属感到轻松舒适的诀窍，并且待对方放松后下达任务：神奇的格鲁吉亚人，暂时放下手头的事，就民族问题去写一篇长文章吧。
斯大林遂于1913年1月下旬来到维也纳，手里拿着列宁给他的假护照，假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斯塔夫洛斯·帕帕索普洛斯。希腊人的名字，俄罗斯人的装束，完全是高加索人的长相，如此明显的不搭，却被边检官见怪不怪地忽略了。
奥匈帝国早就被自己万花筒般的民族搞得抓狂了，帝国内允许使用的语言高达十种，为此议会索性取消了口译员，议员们直接用肢体语言交流，交流的最高形式是斗殴。对致力于民族研究的斯大林来说，还有比奥匈帝国更适合解剖的麻雀吗？他的木制手提箱里，装满了关于麻雀的书籍和资料。
斯大林在维也纳的住处，特罗扬诺夫斯基家，是列宁替他选定的。当他被保姆引入底楼的客房，发现主人已经为他置备了一张书桌和一只可坐可卧的沙发。足够了。何况，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离维也纳图书馆很近，那里的藏书远非克拉科夫可比。
为了干成一件事，斯大林的状态会迅速切换到清教徒模式。在维也纳20多天，他作息规律得令人生厌，如同一种节奏的复制黏贴。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回寓所写作。傍晚时分，他会小歇片刻，临窗欣赏附近街景。夕阳撒在积雪的城堡街上，给路面镀上了一抹暗淡的金色。斯大林不是想象力丰富的人，但他对繁华沦为废墟、归于寂灭却有很强的感知力。眼前的情景，像极了奥匈帝国，谁都明白岿然不动离风雨飘摇仅一步之隔，可谁都不知道该如何调拨历史的时钟。
美泉宫就在不远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就住在里头。在接连痛失爱子和爱妻后，美泉宫的主人自称是“找不到家的孤魂”。孤魂与他的臣民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互动着，每天上午当他坐着马车去霍夫堡宫办公，美泉宫门口围观的人群都会一阵骚动。去图书馆的斯大林，偶尔也会猫在人群中。马车上的人心里清楚，人们更大的兴奋点其实是在等着他突然不出宫的那一天。老皇帝为自己的发现而得意，脸上露出调皮的笑，雪白的胡丛中吐出了一个浑圆的烟圈。此时，他已经在位65年，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和笑话。他在霍夫堡宫用德语下的每一道政令，都要被翻译成其他九种帝国语言，其中包括特罗扬诺夫斯基家通用的俄语。不可思议，九种异族语言，老皇帝居然都能熟练掌握。
一旦触及民族问题，斯大林的思绪就回到了正题。该工作了。他要继续写他的长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这是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的同题作文，而鲍威尔就是在中央咖啡馆同托洛茨基下国际象棋的那位。斯大林的作文，以鲍威尔和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批判对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同弗朗茨·约瑟夫达成妥协，放弃了统一建党的原则，按不同民族拆分了基层党组织。问题是，鲍威尔没有老皇帝的语言天赋。
斯大林的工作很有效率，与托洛茨基偶遇时，他搭建了文章的框架，到1913年2月中旬，他完成了文章的初稿。他登上了返回俄罗斯的列车。
从1912年12月底去克拉科夫见列宁，到1913年2月中回俄罗斯，是斯大林最长的国外生活经历。他在维也纳20多天里写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不久后将被彼得堡的《启蒙》杂志分三期刊发，只是作者本人未能第一时间看到油印的杂志。
斯大林回到彼得堡不到一周，便在纪念国际妇女节的舞会上遭逮捕。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多不少，整整四年。这是斯大林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四、同一切颓废的艺术斗争
在维也纳期间，有那么几次，为犒赏奋笔疾书的斯大林，特罗扬诺夫斯基夫妇会邀他去美泉宫公园散步。在行走的成年人前面，是奔跑的宠物加琳娜，房东六岁的女儿。斯大林很喜欢这孩子，她让他想起远在格鲁吉亚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每每向加琳娜许诺“高加索绿巧克力”，总是被小女孩不识趣地拒绝。是的，高加索人喉头深处发出的声音显得过于刺耳。
尬笑的斯大林并不知道，差不多同一时期，落榜的艺考生阿道夫·希特勒也时常出没于美泉宫公园，他在给自己的新作《凯旋门》寻找灵感。在美泉宫公园转悠的希特勒，大抵是如下模样：中等身高、骨瘦如柴、面色愁苦、冰蓝色眼睛、二手黑呢大衣，还时不时干咳几声。
这是过去五年维也纳生活对他相貌的定型，他称之为“最悲惨的时刻”，当然也是“最全面的学校”。
或许，斯大林曾与希特勒擦肩而过，或许根本没有。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前一种低概率事件。哪怕两位伟大的路人，在美泉宫公园真有过匆匆一瞥，也不会在他们被宏大叙事填满的记忆中留下丝毫痕迹。这是认知的第三类，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斯大林和希特勒真正作为重量级对手开始彼此算计、相互琢磨，要待20年后希特勒上台。回到20年前，希特勒琢磨的事是：我未能考取美术学院，这对世界是个多么重大的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命运注定要让希特勒干点别的，所以，在他追求艺术的道路上设置了地狱难度的障碍。
1907年10月，维也纳美术学院发榜。对于来自林茨的落榜考生希特勒，校方有寥寥几笔评价：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生人，天主教徒。复试画作平庸，无人物形象，且缺乏创意，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
这是希特勒第二次来到维也纳，第一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
首战失利，希特勒回老家陪患乳腺癌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走完最后一程。克拉拉生前希望宝贝儿子能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并出人头地。若天假以年，她会发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一半，希特勒出人头地了，但他从事的工作从来算不得稳定，无论搞艺术还是搞政治。
1908年2月，希特勒第三次来到维也纳，第二次备考维也纳美术学院。好友库比泽克与他同行。希特勒怀着对友谊和未来双重的美好期盼：他考上美术学院，库比泽克进入音乐学院。他的愿望实现了一半，库比泽克进入了音乐学院，而他连美术学院的准考证都没拿到。
随后几年，希特勒过得挺惨。母亲留给他的钱所剩无几，他不得不搬离在斯通帕加斯租住的房子。由于库比泽克回乡治疗眼疾，希特勒又没将新地址留给房东查克雷斯太太，两人就此失联。不过，即便希特勒留下新地址也于事无补，因为很快他又要搬家了，并且新住址越来越有个性，低等客栈、咖啡馆、公园里、门廊下、躺椅上。艺术家总要去流浪的，希特勒不幸在于，还没成为艺术家，却已经成为职业的流浪汉。
直到1910年2月，曼纳海姆的流浪汉之家收容了希特勒，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曼纳海姆位于多瑙河畔，是维也纳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区，希特勒在此一住就是三年零三个月。
尽管生活窘迫，希特勒对缪斯女神却并未死心。在流浪汉之家安顿下来后，他动了第三次报考美术学院的念头。他找到霍夫博物院切尔教授，请教授帮忙推荐他进入美术学院。教授看了他抱来的习作后说：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是一堆精确的图纸，但作为画作我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不少作品，尤其是建筑画都很好看，但缺乏艺术性。就技法论，他更像是个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家。多么痛的领悟。总有人说，元首是被政治耽误的画家，事实上他是一个被绘画耽误的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考建筑学院，是希特勒最初的梦想。这需要高中毕业文凭，但他没有。
被切尔教授打了闷棍的希特勒，趋于冷静。他干了两件务实的事情：其一、他开始卖画了，拳头产品还是建筑画，《明诺科特教堂》《维也纳歌剧院转角》《凯旋门》等等。这些画或印在明信片上，或直接通过画商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卖个好价钱；其二、解决了温饱，他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流浪汉之家三楼的宿舍就是他演讲的舞台。他越多地谈论政治，就有越多的人来听他谈论。原来演讲才是老天赏他的饭。后来，他演讲的舞台超出了维也纳，也超出了奥匈帝国，所有德国的庸众都成了他的听众。
政治，也给了他一个跳出艺术看艺术的视角。维也纳美术学院，我为何屡试不中？考官们早就被克里姆特和席勒师徒所俘虏！色情的、香艳的、堕落的、颓废的现代主义，正在侵蚀艺术健康的肌体。古典主义无人喝彩，分离主义的画展却门庭若市。维也纳的艺术已经偏离了正轨，因为这座城市充满异族味道。德语沦陷在无处不在的捷克语、罗马尼亚语、马扎尔语、斯拉夫语和意第绪语中，日耳曼人竟成弱势民族。
回过神来的希特勒，站到了救世主的高度反思个人际遇。让他过得不顺的是什么人？哦，主要是那些可恶的犹太人。克里姆特和席勒师徒都是犹太人、只会制造噪音的马勒是犹太人、叫嚣着“给艺术以自由”的海韦希是犹太人、没能救活他母亲的布洛克医生是犹太人、盘剥他的画商阿尔登伯格是犹太人、整天催着他交房租的查克雷斯太太还是犹太人……齐活了。日后，希特勒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来消解他早年在艺术道路的失意。相对来说，克里姆特和席勒要幸运一些，希特勒没机会收拾他们，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带走了他们。
一战中的希特勒（左一）
从失意的艺考生到亢奋的演讲者，希特勒完成了华丽而可怕的转型。多元的世界主义城市维也纳容不下他。在美泉宫公园欣赏凯旋门之后没多久，1913年5月，希特勒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破口袋，离开了曼纳海姆的流浪汉之家。他的下一站是慕尼黑，一个真正德国人的而非奥匈帝国的城市。一年后，他主动参军，作为德军第16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的士兵开赴西线。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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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手卡尔·克劳斯说过，柏林严肃但并不绝望，维也纳绝望但并不严肃。1913年初的维也纳，有着一股子明知大难临头却又放任自流的洒脱。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超强的生命韧劲，加剧了这种绝望中的不严肃态度。他的侄子、1889年就被立为皇储的弗朗茨·斐迪南苦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能等来即位的那一天，却等来了普林西普黑洞洞的枪口。他的遭遇则更像一出末日的闹剧。
维也纳是孕育这份戏谑的温床。这里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野心家、冒险家或是玩家，都把此处当作舞台，在此公开练习。铁托、希特勒、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他们的故事也是维也纳集体神话的一部分。你可以在舞台上模拟、推算他们或真或假、若有若无的交汇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特罗扬诺夫斯基家不期而遇，斯大林与希特勒在美泉宫公园擦肩而过，铁托开着梅赛德斯从中央咖啡馆门外轰鸣而过，而咖啡馆内托洛茨基正用一招王车易位羞辱着卡尔·克劳斯……如果你相信历史的偶然性，完全可以把神话当作事实，毕竟他们的确共享过这个舞台。
当能量巨大的自由电子们离开维也纳，将上演更精彩也是残酷的故事。一战是新故事的推动力，它摧毁了奥匈帝国，也摧毁了奥匈帝国的对手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的子民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统治，他与其他三位为敌；奥匈帝国的另一位子民铁托拥有了新的祖国南斯拉夫，他是南斯拉夫的囚徒、英雄和统治者，他与希特勒为敌，以斯大林为师为友后又反目为仇，而托洛茨基于他是禁忌的名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联手缔造了苏联，却很快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斯大林消灭了曾经的敌人希特勒，也消灭了曾经的战友托洛茨基，还驱逐了反目为仇的铁托，一杆收尽。
幸运儿却是被驱逐的铁托，他比斯大林多活了27年。晚年的他，在布里俄尼岛的行宫里品着美酒、叼着雪茄，回味着维也纳的幸福时光。
参考书目：
《铁托传》，菲利斯·奥蒂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铁托自述》，达姆扬诺维奇等编，新华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约翰·托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
《希特勒的艺术大盗》，苏珊·罗纳德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先知三部曲》，伊萨克·多伊彻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斯大林传》，罗伯特·谢伟思著，华文出版社2014年2月版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著，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
《1913，一战前的世界》，查尔斯·埃莫森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版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弗洛里安·伊利斯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2月版
《打开咖啡馆的门》，张耀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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