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读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后来对于他写的武侠小说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我尤爱先生武侠故事的格局架构与历史博识，武侠里的情爱故事放在战争的背景里，也尤其符合我们男生的胃口，英雄救美的理想大半被金先生的小说样式凝固。
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论文与做的研究已经深度关心改革开放中的事件人物，王光英先生创办的光大集团算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企业，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些有他老先生作为工商联领导或者人大领导出席的场合，对于他的言简意赅、以生动的故事和话语触及本质的魅力，印象深刻。
后来因为常去CCTV参与筹划节目的缘故，认识哈文和关注李咏，他是在CCTV这个平台上演绎娱乐风格大概到了最顶峰的人了吧，后来在杨晖筹划李咏主持的《爱拼才会赢》这个创业节目里，我作为评委之一一起参与节目录制，还是对于咏哥的反应能力推崇备至。
而这些先生们居然就在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去了，引动的哀痛不止有我。
为何有的人的离去让我们如此动情，而有的人不会？
如果你是我们至亲的父母尊长，或者兄弟姐妹，知己闺蜜，同学战友，他们离开就让我们如同割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其痛烈，其情哀，适应的阶段好长。
如果是我们有点认识或者小有交往的人不在了，我们至少会觉得应该对他们的家属或者朋友表示下哀悼的姿态，说些保重节哀的意思。
而如果是我们完全不相识的人，则我们虽做些评论或者观看，但不容易有切身的个人反应，有的人甚至还对那些在事故、自尽场合离开的人看热闹。
金庸、王光英、李咏，他们是一定范围的公众人物，按照社会心理学原理，人们的人格魅力来源自相似性、相关性、第一印象与标杆效应——是我们的校友、老乡、业界同仁、同一爱好等等这是相似性；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得到欢乐、得到鼓励、得到帮助，这是相关性；我们的印象里留下了他们的风度、气质、形象、个性和某些独特的故事；还有他们做了我们也期待做，正在做，还没有做到，或者努力去追求的目标，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标杆甚至偶像。
当这些效应的一点或者数点存在的时候，他们的离去就会形成对我们的震动。
我也注意到有些人会对于这些先生的某些做法有些评论甚至非议，但往往为大家不欣赏。
这里面有我们常说的逝者为大的传统，也是因为对于逝者我们希望更多留下他们曾经烙印于我们的美好点，而轻忽他们的瑕疵点，甚至本来有点对立情绪的人也对亡者更加宽容，这是对于活着的人往往过于偏执的提醒，也是因为逝去的人再不能在场为自己辩护，人后说事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道德可取性，再者我们即使在人活着的时候说点啥是期望他们或者能闻过思改，既然往者已不可追，在他们的背后说三道四又有何益呢？
我们在今天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若能想那逝者是自己，其他人那么说你如何呢？或者我们自己给自己警醒，期待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更多人能怀着更多的对我们过往作为还有我们后人作为的善意。
我们怀念这些在我们生命中带来光亮的先生，感恩此生的际遇，祈祷他们的安息，也愿更多的光亮与我们生者同在，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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