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朝的制度大部分继承延续了秦朝，因此很多人用“汉承秦制”，来概括汉朝的中央行政体制。
与秦朝相似，汉朝也出现了修筑城池宫室、平定叛乱、抵御外敌入侵等事件，再加上代的统沿制度脱胎自秦，则自不免承袭了其律令制度中的不少弊端，比如徭役沉重等等。
但是，汉朝的百姓鲜有过激之举，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什么相似的体制，汉朝没有和秦朝一样灭亡？
民怨已经得到释放秦末战乱的积极因素虽然酷烈的战乱，给新兴皇朝造成了重重的困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全民大扫除”。
在这次全民卫生活动中，不仅原先那个暴虐的政权被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原六国遗族那点残存的威望也被战争悉数驱除。
自战国以来久蕴于民间的戾气也几被荡涤一空，那些草莽英雄们集百姓之怨愤，乘势而起，先依傍名族而驰骋，后自树赤帜以逐鹿，最终失败者战死疆场，成功者南面称孤，正所谓各得其所，民怨早已消了气。
战乱不仅使人口大减，而且对社会经济也造成了极大破坏，据说当时天子也不能找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将相或乘牛车而出，百姓则穷困得家无储藏之物。
因此当时物价暴涨，以至于米至一石值万钱，马则一匹值百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极其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
事实上还是在楚汉战争期间，双方士卒就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汉四年(前202年)，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后，军中即皆呼万岁，因此楚汉战争的结束，正符合了人们渴盼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
故而虽然当时承接秦朝的弊病，壮年男子去打仗，老弱者转运粮饷，使得百姓因徭役频繁无暇耕织而财用匮乏，但百姓却鲜有过激之举。如楚汉战争后，刘邦与其异姓王集团的矛盾很快便表面化，结果引起多起叛乱，但由于百姓多不参与，结果旋生旋灭，竟不能成事。
新兴政权施仁政新兴政权以亡秦为鉴普施德政也是一大重要原因。事实上，还是在汉元年(前206年)十月的时候，刘邦就因“约法三章”而声名鹊起，后来到了汉五年(前202年)五月楚汉战争刚一结束，刘邦便让士卒复员，并下诏对复员的士卒、流民、卖身的奴婢、高爵者等进行安抚。
如对于复员的关东土卒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其十二年的赋役，回到关东家乡的免除六年的赋役。对于因战乱而成为流民的人，则下令让他们各归其县，恢复他们固有的爵位和田宅。
对于因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人，都被免为庶人。由于新皇朝的统治者是爱护黎民百姓的。那么一时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因此百姓选择忍耐，而没有选择揭竿而起。
汉重视民众，且君主承认其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乃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君臣不仅都非常重视民生之疾苦，并且君主也相当乐意听取臣下的建议，于是国家便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走上了正轨。
吸取秦王朝灭亡教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这个新兴的皇朝没让百姓失望，因为此后数十年间，它一直提倡黄老之学，大力推行与民休息政策。
立国伊始，从长治久安考虑，刘邦君臣就对秦之亡与汉之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不像秦的统治者那样，把百姓看作无法改变自己命运，任人摆布的弱者，只有他们才能解之于倒悬。
亲眼目睹了民众揭竿而起的威力的汉初统治者，认为民众中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如果统治者处理不当，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如陆贾就认为秦覆亡的原因在于一直任用刑法而不做变更，且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彻底得罪了民众的缘故。
陆贾认为新兴的皇朝必须以亡秦为戒，行施仁义之政，效法古圣先王，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顺民之情，与民休息，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他得以“无为”为宗旨的闻述治国之道的政论每奏上一篇，刘邦都无不称善，左右侍从都高呼万岁，刘邦还欣然称陆贾的书为新语。
萧何为相时，鉴于百姓痛恨秦的法令，因而顺从民意推行符合他们愿望的政策。后来惠帝时期，曹参继萧何为相，萧规曹随，继续推行无为政策。继曹参为相的陈平，治国时也以休养生息为主。
惠帝、吕后亦对此非常支持。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地推行亲民政策，如减轻赋税徭役，田租十五税一，并注意减少大工程的兴建和用兵，以免劳民伤财。开通关卡鼓励商品流通，放松对山泽的控制，任由人们开发。
同时，汉王朝还鼓励生殖，在汉七年下令百姓生孩子的免除其徭役二年。惠帝元年规定女子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至三十岁而不出嫁的要征收五算的人头税。
总之，在以上多个方面积极因素的引导下，汉帝国取代秦帝国后终于走出可怕的梦魇，没有像秦帝国那般“短命”。这个新生的帝国踏上新的征程，抬眼望去，一个伟大的盛世之阳正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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