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的一天，苏格拉底被雅典人送上了法庭，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诱导青年，因为他喜欢拉住年轻人问东问西，最终使他们放弃已有的成见和信仰，陷入怀疑和思考中。苏格拉底最终被判鸩刑——喝毒酒身亡。
公元前5世纪的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逃难的人群中走散了，弟子们四处打听，有人给他们指点，说刚才碰见一个像“丧家犬”一样的人，好像是你的老师，一找，果然是。孔子听说后笑道：“别说，还真挺像”。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二位应该是东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
古代的知识分子好像都命运不济，有因言获罪的，有怀才不遇的，还有四处碰壁的。但是他们都最终收获了我们的尊敬，虽然有时这份尊敬会来得晚一些。
在现代，“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至少已经大大贬值。
大众对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虚伪、空谈、故作高深、崇洋媚外。
失去了大众的尊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将无从发挥。
在网络平权时代，每个人都有面向公众发言的机会，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能做一回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言论影响大家——我们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观点。既然这样，“知识分子”这个词似乎越来越接近伪概念。
在这种处境下，知识分子这种古老的角色已经声名狼藉，被社会围剿到几近销声匿迹。从这个角度讲，那个四处奔逃的丧家犬似乎还更幸福一些？
知识分子的名声是怎样搞臭的？我们现在还需要他们吗？
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最要紧的是先厘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什么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抛掉那些鱼目混珠的伪知识分子，真正合格的知识分子应该什么样子？
在我眼里，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叫“公共性”。
据说有一个词叫“公共知识分子”，这明显是同义反复，因为公共性天然地包含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之中。
何为“公共性”呢？
普通人以自我利益为目标去奔波，以自我诉求为宗旨去发言。而知识分子不是，他们不代表自己，甚至不代表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或群体，他们代表社会和历史发言，他们关注的是广泛的社会问题、是关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问题。
历史老师们经常会讲到一个概念叫做“阶级局限性”，意思就是一个人很难脱离他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身份去参与社会生活。
但是知识分子是例外，一旦一个人作为知识分子去思考，那么这个人不属于任何阶级。他的胸怀不允许他忽视最广大的人民，不允许他保留个人和小群体的私心。他们是一群将自己的文化生命寄托在广阔的民族命运里的特殊“阶级”。
既然自己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整个民族命运中，那么知识分子就有义务走出书斋，面向大众发言。
这里涉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区别。
知识分子不同于专家，虽然他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比如，他们都具备一定的学术知识基础，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是知识分子还需要多走一步，那就是不只顾着埋头读圣贤书，只在艰深的学术圈子里打转，还有走出书斋的勇气，有将艰深的知识传播出去的能力和兴趣。
可惜的是，在中国，当具备了很高的学术造诣时，专家们一般很难再俯下身谈论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了，他们宁愿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拓展学术前沿上，认为这才是进步。回过头去和群氓对话，不能给他们的学术生命带来任何延展，只会陷入低效和无聊，这种事情还是交给阿猫阿狗去干好了。
精英主义的逻辑谬误就在于，群众的普遍智识就是精英得以成长的土壤，贫瘠的土壤无论如何也不会生长出参天的大树。
我猜，专家们可能当然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之所以不愿意屈尊，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生命要看的比耕耘土壤更重要吧？但愿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特点是“独立性”。
知识分子当然无法免俗，他也有自己的利益相关。但是至少在作为知识分子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旁观者，必须和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知识分子必须和政权保持距离。
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是针砭时弊，不管多好的政权，都会有决策失误的时候，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指出来，知识分子责无旁贷。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尽量和公共权力撇清关系。
当然我说这话，意思并不是知识分子随时准备处处和政府对着干，以落个“不畏强权，敢说真话”的美名，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破坏者。古往今来每一个以破坏为务的知识或思想，无一不最终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以自我否定、自我爆破告终。
从法律角度讲，知识分子也是公民，有义务在政府要求的范围内遵纪守法，但当然也有权利充分使用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
我相信，在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只要我们的心愿是为国家好，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拿到明面上讨论的。
有的人认为批评时政就是反动，或者有人认为批评时政就是敢说真话，这些都是以偏概全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固定的立场或派别的，至少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自我设定，他只对真理负责。
知识分子还应该和市场保持距离。
知识分子和别人不一样，他拥有非常强大的社会能量。在现代社会，知名度就像矿产资源，随时都可以转化成经济利益。很多网红可以借关注度带货挣钱，但我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这样，或者说一旦一个知识分子踏入市场开始盈利，那么它将失去知识分子的光环（如果这也叫“光环”的话）。
为什么？
知识分子的关注度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自己秉公直言获得的大众信任，因为自己两袖清风获得的客观公允的美名。一旦利用这个知名度为自己逐利，相当于是在消费大众对他的信任。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假公济私。
讲到这里我还想到，有很多人很反感知识分子在公众传媒中露脸。这就很奇怪了，知识分子保持沉默，你说人家装清高，他在公众传媒上露脸了，你又骂人家不老实。你到底想让人家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有权利也有义务借助公众传媒放大自己的音量，为这个社会加入更多理性的、专业的声音。但另一方面，他们不能参与综艺节目或者去打广告，总之不能盈利（确切地说是不能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盈利）。
不让知识分子挣钱，难道让他们饿死？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作为劳动者赚钱养家，但是不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赚钱。“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一个获利的凭借，他只是一种附加身份，脱去这个身份，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柴米油盐的普通人。
知识分子还需要和社会保持距离。
很多知识分子能够坚守利益诱惑的底线，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忍受社会的误解和责难，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大众或是没有兴趣，或是没有时间，或是没有能力对社会做细致冷静的剖析，很多观点都是从舆论场中的直接接受过来的。大众的思想、对时事的立场往往就像随风起伏的麦浪一样，容易受到干扰和煽动，一旦社会情绪被煽动起来，就显得异常狂暴，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势力，对所有胆敢质疑的人一律党同伐异。在舆论世界，最大的强权和暴政不来自于政府、不来自于所谓“和平演变”，而是来自于狂热的民众。
但越是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越要挺身而出，透过狂热看到暗流，透过升平看到隐患。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让知识分子一定要和人民对着干，以泼冷水唱反调为能事。知识分子当然有权利加入到民众的行列中支持大家，但就算是加入，也不能不加思考地加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自觉地加入。而且当民众的情绪明显违背公共理性的时候，知识分子有义务指出来，虽然这种螳臂当车的行为很容易被所谓“民情”碾作齑粉。
从这一点上来看，知识分子是一个高危“行业”。
不管是什么时代，有勇气“螳臂当车”的知识分子总是凤毛麟角，选择“清醒的沉默”的大有人在，而那些煽风点火、纵容舆情的更是多数。如果说那些沉默的尚有良知存在，只是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那么煽风点火的一批人，他们不配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投机者，是“知识贩子”。扩大利益是他们的准则，舆论场是他们的市场，流量、关注度是他们的DPI，“人设”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他们从来不以言论可能产生的效应为准则来遣词造句，只以大众的喜好为准则，投其所好，以赚取大众盲目的拥护。这类人不仅不能给我们提供冷静的思维方式，甚至会使本来就激昂的社会情绪更加失控。
知识分子的第三个特点是“严谨性”。
说到底，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引导作用，最终靠的并不是渊博的知识，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观点。而是一种民主的辩论姿态，一种求实的学术立场，一种就事论事的宽大胸怀，总之，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共交往理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权社会，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喜欢那些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好为人师的智者，更不喜欢那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权威”、“专家”。知识分子一定要引以为戒。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知识分子连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也要抛弃，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是他们最基本的素质。我只是想说，当我们面对社会发言的时候，不要扮演一个永远正确的、高高在上的教导者，而应该是一个平凡的参与者，你的不同点在于你只是比别人想的更多而已，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优越的地方。
知识分子，你是一个分享者、参与者，不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圣人。现代社会连上帝都可以死亡，还有谁敢超越普罗大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你当然可以自信地畅所欲言。但是在领域之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没有什么丢脸的。让大众看到你的局限，意识到连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有未知的领域，进而怀疑那些哗众取宠的“万能知识分子”，这未尝不能算功德一件。
以上就是我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设想出来的三点特征，这三个特征中，没有一个和“知识”有关，倒都是和“分子”有关——社会的一分子，这一分子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与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
符合这三个特征的知识分子现在应该属于稀有物种了吧？如果有，请大家当做国宝对待，不要再让他们被判处“鸩刑”或像丧家犬一样颠沛流离。
因为有雅典和鲁国的命运仍在历史中被讲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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