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斗中成长
1922年10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泰西地区泰西县武家南仇村，我的原名叫武之业。1936年我高小毕业，那时时局很不稳定，中学都办在城里，我因家境不好，上不起中学，就没去读。父母在农村给我找了一个私塾学堂，老师叫武炎武，是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先生，我跟他读四书五经，这样学了一年。我们泰西地区，东依泰山，西跨黄河，南毗济宁，北濒济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全力组织抗战。1937年底，日军相继侵占了济南、泰安等地。1938年，中央从黄河西派来两名特派员，一个叫段君毅，一个叫夏振秋，到我们这里发动群众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并宣布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自卫团共有九个大队，我在第九大队第五中队，五中队的队长叫武魁家，他是我们家族的一位叔叔，他的家境较好，思想上进步，有一定的号召力，那年我17岁。我们那里是老根据地，老革命比较多，有一个名叫武大觉的，在抗战时期搞宣传工作，非常有名。1939年，中央指示地方武装要进行整编，原则是要挑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人到部队去，一部分年纪大、身体弱地留在家乡。我因身体不好，也留下了。有一个叫武梅轩的教师，在附近的村里教书，他是老地下党员，他给我改名叫武琴轩，并安排我到新组建的武村抗日小学去教书。留下的几个地下党员坚持搞抗日活动，我记得有贾化一、刘建民、高纪云等，他们经常到我那里去开碰头会，商量事情，我一直教了三年书。1944年，泰西县四区区长贾化一调我到区里当文教助理员。
这里有个小插曲，之前我在五中队的时候，夏振秋的弟弟夏天任想介绍我入党，当时因年纪还不到18岁，就没有办手续，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党的人了。1945年4月，在区里工作的党员李兴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说我是假党员，政工组外调的人找到李兴华核实情况，李兴华是当时上海市市长的侄女婿，因受牵连也被打倒，他不敢承认介绍我入党。文革结束后我找到原四区的区长于雷等，他们都说是李兴华介绍我入的党，于雷也写了证明，他出面去找了李兴华。再去外调的时候李兴华已经被解放出来，他对外调的人承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的入党时间不是1945年4月，而是1946年6月。实际上1946年6月，泰西县委已调我带领土改工作组到六区搞土地改革，从此我的入党时间组织上就定格到了1946年6月，这是后话。
1946年6月，泰西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精神，抽调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新解放区泰西六区李家庄、六郎坟等地进行土地改革。经过四个多月时间，发动群众，组织贫民协会，控诉地主剥削罪行，没收地主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平均分配，使无地少地的贫农都能得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还没有完全结束，县委又调我到七区去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目的是击断解放区的左、右臂；然后从东西夹击华北解放军主力，阻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解放军的联系，各个击破，最后出关占领东北。同时利用黄河为屏障，将解放军主力阻击在黄河以北，使战争始终在解放区内进行。1946年10月，县委调我到泰西七区任副区长。这个区是个半山区，是泰安县到肥城县公路交通的中心，也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牛俊山是区长。1947年4月，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共出动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在4个月内先后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三次进攻，均被华东野战军粉碎。第一次攻势在4月下旬，华野进行了泰（安）蒙（阴）战役，歼敌4.5万。5月11日，敌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势，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进，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将突进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包围在孟良崮，15日发起总攻，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整编74师。孟良崮战役共歼敌3.2万余人，打乱了敌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6月25日至7月中旬，敌人又调9个整编师25个旅，向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避开敌正面绝对集中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经过近一个月的南麻（今沂源县）、临朐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攻势。至此，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宣告失败。
国民党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泰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大的损失，通知我区将所有干部、农村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跟随解放军转移到黄河西根据地。留下牛俊山和我，还有部分党员留在泰西七区就地坚持工作，监视和打击地主反坏的活动，保护群众。近两个月的时间，环境非常艰苦，我们既没吃的，也没地方住。我们住在黄山里峪的山洞里，依靠群众掩护和支持，白天藏在洞里，夜间分头到村里的联络点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由于群众基础好，同时又根据群众举报，及时镇压了鱼池村一个造谣惑众、企图反攻倒算的地主坏分子，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这样区不离区，就地坚持，基本上达到了县委的要求。因我们就地坚持游击战创立了功绩，县指挥部给我们记功一次并颁发了奖状。
1947年9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一区任区长。这时，党中央发布了整党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三查、三整”，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我到任没几天，区委根据县委指示，通知我和区里几个负责同志到黄河西参加整风学习，学习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深刻的教育，收获很大。回来时间不长，县里又通知我带领部分民兵，去鲁西南支援前线，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当地筹借粮草物资，和群众一起运送军需物资和其它物品，组织担架队接送伤病员等。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经过20多天的连续作战，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了大别山。我们民兵队员不怕艰苦，不畏危险，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8年6月，县委又调我到泰西四区任区委书记。1948年秋，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段时间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动员群众踊跃参战补充兵源。1948年9月济南战役之前，根据县委布置的征兵任务，在区委所在地夏张镇召开了一次“动参”大会，到会人数之多，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更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场涌现了许多父送子，兄弟争着参军的动人情景，深受感动，催人泪下。有百余人当场报名参军，超额完成了征兵任务。接着是搞好军用食品的供应工作，县里分配我区需要准备的食品是馒头、煎饼和窝窝头。这些食品的加工比较复杂，需要很多劳力和工序才能完成，妇女们制作这些食品非常辛苦，她们付出了很多。再就是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运送物资，那时没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扁担挑和用背扛。还组织担架队接送伤员，担架不够群众就想办法自制，他们用两根木棍将麻绳编成担架，有的老乡将家中的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就不可能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南下征程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已彻底失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迎接全国胜利，接受全国政权，开展新区工作，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抽调5.3万名南下干部随军南下。泰西地区抽调697名南下人员，组成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七大队。泰西七地委有7个县，地委要求一个县组成一个中队，我们泰西县是五中队，有73名南下干部，一个区一个班，区的班子也配备好了，县区共计有90多人。1949年2月10日，县委县政府在三区东向镇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决定，原泰西县副县长孙汉杰为中队指导员，南下后任县委书记；梁玉如为中队长，南下后到淳安任县委书记；原民运部长胡晓民为副中队长，南下后任副县长；我任宣传部长，徐冰航任组织部长，孙义友任民运部长，原五区区委书记赵仲一任公安局长。1949年2月14日，我们步行到长清县万德火车站，乘运煤的火车第二天到临城休整待命，学习接受新区约法三章。学习了20天后换上解放军军装，归入地方部队，跟着解放军边打边前进。一路上枪声不断，炮声不绝。我们经过的村庄因受战争创伤，破烂不堪，群众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吃住行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同志们意志坚强，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掉队，在枪林弹雨中，紧跟着解放军前进。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覆灭。4月30日，我们五中队紧随部队，从镇江北岸强渡长江。5月9日我们到达浙江湖州，次日下午乘汽车直达杭州一个叫卖鱼桥的地方等候分配。省委决定七大队接管建德，建立浙江第四地委、专署，崔健同志任地委书记，李荣村同志任专署专员。5月17日我们从杭州乘车跟七大队到达桐庐县城住了五天。地委决定五中队接管建德县。5月22日，我们从桐庐步行到建德乾潭大畈村，中饭后进驻梅城镇，与当地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会合。
三、初到建德
到达建德后，我们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积极投入到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中去。1949年6月开始，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生产、剿匪反霸，刚开始那里很不稳定，土匪、散兵游勇很多，枪声连续不断。要全面清剿土匪，我们的力量显然不足。194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301团到各个区帮助剿匪，他们在区里都有兼任乡长或者区干部的职务，帮助我们一起剿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持秩序，并配合部队一起把土匪全部消灭了。1950年3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胡晓民和我一起带着干部在杨村桥搞土地改革试点，当时的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起初老百姓都不敢与我们接近，我记得有一个叫王老大的老乡，家里非常贫苦，他给我们当翻译和宣传员，这样慢慢地打开了局面。9月土改工作结束。我们到省农村工作部汇报工作、介绍经验后受到了表扬，接着全县各区都开展了土改工作。年底全县5个区的土改工作都基本结束。
1950年4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销建德专署，原属建德专署的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6个县划归金华专署管辖。
四、扎根金华
1951年的金华，从火车站到机关都是黄泥路，除了九德堂、祝裕隆布店外，没有像样的商店。还有一家酱油厂、一家布厂和一家福音医院（后属金华医院）。街道两旁都是小茅屋，城墙背（现新华街）上住着乞丐和流浪汉，附近都是荒芜的土地，有时还会出现狼的踪迹。1951年4月，我调到金华地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部长是曾少东。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宣传党的政策为主，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我们搞了一个宣传网，下设宣传站，各县都有。我们培训宣传员，联系指导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地委很重视，金华搞得最好。记得有一次在省里开会，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林乎加在会上表扬了金华，大会交流时林书记叫我发言，说：“大个子，你要讲一讲。”我就作了即兴发言，得到了大家的掌声。
1953年，我到地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干了不到一年。1954年4月至1958年2月任地委办公室主任；1958年2月至1960年11月担任专署农业局局长。“大跃进”期间，地委又调我到金华农学院，1960年11月至1961年8月，我担任农学院副院长。时间不久，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各地区要负责教育培养农村知识青年，又调我去筹建金华地区政治学校，任党委副书记，一直干到1963年6月。学员由各县选送，学制半年一期，办了两年，为充实基层提供了后备力量。
1963年6月至1968年4月我担任地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这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委抽调各县县委书记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在金华县临江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办公室设在择竹林公社。由我组织几个人负责与各试点联络。1964年8月地委集中学结试点经验后于12月份转移到诸暨县牌头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时的名称是浙江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金华分团。分团驻地在牌头镇，地委书记李学智为分团团长，我在分团办公室工作。在诸暨搞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又转到东阳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团住在东阳县卢宅大队。虽然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的看还是有成效的。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整顿健全了一些基层组织等。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我们这些人调回了各单位，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9月，造反派把我们这些所谓走资派，赶到大黄山“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三年来过着犯人似的生活，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够了折磨。我们住在“牛棚”里，天天劳动，经常被轮番批斗，还要强迫接受被扣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暑热寒天，我们每天饭前都得先在食堂前低头请罪，然后才有饭吃。所干的劳动是挖山、挖沟、开发丘陵、种茶叶、种田地、种经济作物。经常要拉着双轮车到城区肉联厂去运垃圾，从装猪下水的水池里挖肥料，一趟要二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不知多少趟，累得头晕，真是吃不消。李学智的夫人周惠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女同志体力弱，单独一人拉着一辆双轮车，上坡的时候，拉上去了又滑下来，反反复复，非常可怜。作为我来说，不仅个人受折磨，而且还连累了全家。我的母亲年近古稀，在金华给我照顾孩子多年，也被迫遣送回山东老家。老母亲因受到惊吓，回去后不久，带着满心的牵挂致疾而逝。我和妻子被赶到“五七”干校后，年仅13岁的女儿孤零一人无人照顾，幸有邻居帮忙渡过难关。后来军分区苏政委得知后，把她送到省体委篮球队当运动员。我儿子和未婚妻在杭大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金华，不能留在城区工作，把他们分配到龙游溪口山区罗家村教书。我原来也是被下放到开化县工作的，因在一次雨天的夜晚被造反派叫去守护秧田，右脚踏入水沟造成骨折，没去成。
1971年10月，我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以后，回到了原单位。地区革委会军代表陈浩找我谈话，叫我参加革命宣传队，带几个同志到浦江县黄宅区，后来又到义乌平畴大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抓革命促生产，先后搞了几个月。1971年11月调回地区革委会农业办公室当副主任，一年多后的1973年5月，又调到地区革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一直干到1979年地委行署分开办公，领导叫我组建行署办公室。我担任行署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工作到1983年8月。
五、跟着李书记搞农业
每当回忆起1953年到1965年这一段历史，我就常常想起地委书记李学智，他是一位好书记，老百姓对他评价很高。这几年金华全区在地委的领导下，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根据金华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农业、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绩是显著的，是我最值得回忆的几年。
李学智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农业是基础，他常年蹲点农村，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机关干部也轮流到农村去。当时地委办公室只有十几个人，要联系的县很多，多的时候有17个县，少的时候13个县，人少事多。办公室的同志确实很辛苦，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当时没有什么通讯和交通工具，通讯联络只有几部手摇电话机，整个机关只有三部车，一部是华沙，一部嘎斯六九，还有一部吉普车。我们机关干部背着小背包经常到乡下去，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和生活上都非常节约，机关经费有限，也反对铺张浪费，办公室没有接待费，待旧报纸、刊物卖了以后再买点茶叶。省委书记江华经常到金华来调研，他把金华视为浙江的第二个商品粮基地，对金华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农业的发展，曾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关照。总之，省、地、县的领导对金华农业的开发和利用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垦殖拓荒。金华地区属低丘红壤，历代都有开发。1952年起，开始转向有计划地开发。在开发形式上，有国家和集体建立农场，大面积开发的；有以公社（乡）、队（村）为单位集体分散开发的；也有村民个人少量零星开垦扩种的。
首先说农垦场的建立。1953年12月，省公安厅在汤溪县蒋堂附近划低丘荒坡2万余亩，建立了蒋堂劳改农场。1955年7月，专署建立山区经济开发委员会，吸收来自杭州、绍兴、萧山及金华本地城镇社会青年、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2600多人，在金华县石门建立“金华专区石门农林牧试验场”（后改名为石门农垦场），划低丘坡地2万余亩，垦荒种植。1956年初，专署在武义县桐琴建立桐琴果园，有垦殖人员180多人，垦荒2600余亩，种植果树，培育果苗。这一年，在金华县马鞍山、雅畈等地建立金华专区马鞍山农业高级社，社里有垦殖人员500多人，第二年并入石门农林牧试验场。1957年金华县在孝顺建立金华县孝顺农场，农场有垦殖人员50多人，垦殖粮田200余亩。1959年12月，兰溪县在金村山岗建七里坪农场，面积2500余亩，这个农场1963年开始归属省民政厅。1960年专署在金华县平水殿、蒋堂、杨梅弄等地建立金华专区平水殿农场，有垦殖人员600多人，垦荒2000余亩（后改为金华八一农场，1971年底撤销，职工大部分并入石门农垦场，土地及建筑物归当地驻军）。1961年东阳县建立县属集体性质的北江农场，有垦殖人员90多人，垦殖地300余亩。1962年东阳、永康、义乌等县分别建立东白山茶场、永康茶场和城北农垦场，共有垦殖人员200多人，垦殖粮地300余亩，建造林地500亩，茶园200亩及果园1000余亩。
二是群众性的开垦，即面上的低丘红壤开发。1958年前农业合作社时期，仅为小范围扩种。1958年后开始以公社为主进行开发。公社化初期，各地兴办了一批猪场，开垦低丘缓坡建立饲料基地。1960年为缓解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政府号召户户开荒，增收百斤粮运动，至1962年全专区3年内新垦面积5万余亩。此后，随着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库建成效益，初步解决了部分地方水利问题，地委、专署提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和“治山治水改土相结合”等方针，各地大批旱地改为水田。同时，组织力量，对沿铁路和公路干线2800多个宜林荒丘，开展绿化造林。1964年后，各地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规模劈山造地，建设“大寨田”。那时，部分县还规定社队建造梯田梯地优免农业税5年。
改造低丘红壤耕地。上世纪50年代开垦的低丘红壤，由于受水利条件的限制，实行的是坡耕旱作，主要种植小麦、甘薯等一年二熟制作物。60年代后，在“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采取“水利先行，肥料紧跟，改良土壤，相应改制，绿化保土”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对已开发的幼龄或初步熟化的红壤旱地改为水田或梯田，致使低产面貌得到改善。1964年全区范围有17万亩有条件进行“旱地改水田”，当年即改成水田2300余亩，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省委提出要求金华地区建立省第二商品粮基地后，在低丘红壤上建设的稳产高产农田逐年增长。改造的主要途径是改善水利条件和“以磷增氮，以氮增粮”，以及其它各种农业措施。
首先是改善水利条件。1958年前，水利建设规模小，仅能小范围灌溉，新开发低丘红壤土地很少。1955年秋，金华地委贯彻中央和省提出的“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根据金华地区丘陵起伏，缺水易旱的特点，进一步推广兴修小型水库。1957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特邀金华专署水利局派代表参加，介绍小型水库发展情况。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钱正英等出席这次会议，邓子恢在报告中对金华地区发展小型水库，解决干旱问题，给予了肯定。会后有22个省、市自治区来金华参观。1958年起，水利事业迅速发展，一批大中小型骨干水库先后动工，多数将开发低丘红壤的水利灌溉列入工程设计计划之内。浙江省当时兴建的蓄水5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9座（时称金兰加“八大”水库），在金华地区范围的就有金兰、横锦、通济桥、安地4座。其中1958年4月动工的金兰水库是全市第一座中型水库。除此之外，还投建了金华的莘畈水库，东阳的东方红水库，永康的太平水库，义乌的岩口水库等，并在沿江相继建机灌站、电灌站，改善水利条件。1960年后，这些工程先后建成，陆续发挥效益，使低丘红壤开发面积逐年扩大。金兰水库灌区中的开化乡开化村，过去滴水如油，水库建成，渠道绕村而过，不仅原有农田保证灌溉，而且使800亩低丘红壤改成水田，500亩旱地改成水浇地，新垦面积超过原有耕地一半以上。金华的水利建设在全省属搞得比较好的，全民动员，兴修水库，地县的领导和机关干部都要到水库工地上去劳动。现在云南贵州旱的老百姓连水都没得吃，我们全靠有水库，旱灾减缓了许多。
二是以磷增氮，以氮增粮。20世纪50年代，金华全区开始平整土地。对缓坡地进行水利配套，把旱地、荒地改成水田。当时全区低产田普遍缺磷缺钾。1959年12月，化学工业部在兰溪化肥厂召开全国钙镁磷肥生产会议。1954年春，义乌县金村乡王界村一户农民在紫云英田施用过磷酸钙获得增产。1958年起在地委领导的倡导下，专署农科所和少数公社生产大队进行钙镁磷肥试验，结果表明对豆科作物增产显著。1960年至1962年，由地区农科所、工科所牵头，针对全区的红壤特性，试验和推广在紫云英等豆科绿肥上施用磷肥，以增产绿肥增加氮肥，培养地力的方法（简称“以磷增氮”）改造低产田，后在全地区5800多个单位开展对比试验。省农科院在金华石门农垦场建立红壤试验站进行综合研究。1962年秋，地委书记李学智在金华县联合大队、专区石门农场、专区农科所等地，与干部、农民（农工）一起在紫云英和大小麦田进行施与不施钙镁磷肥对比试验。同时带动全区5800多个单位，共2万余亩搞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施用磷肥对绿肥增产显著。1963年秋，李学智书记以石门农场西迷塘垄100余亩低丘红壤低产田改造试验作为样板，部署全区开展大规模“以磷增氮”改造低丘红壤的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到了1963年底，通过初步改造的有40万余亩，均获得显著增产。1963年后，“以磷增氮”成为全区改造中低产田的主要技术措施，普及应用后，获大面积增产。接着，经过1964、1965两年探索，全区有200万亩低产田，取得“以磷增氮，以氮增粮”大面积增产的改选成果。
改造低产田，单季稻改双季稻。金华是丘陵地带，水稻大都只有一季，很少有两季。李学智下决心要解决金华的单季稻改双季稻问题，他对农村工作抓得很紧，机关干部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到农村劳动，帮助农民推广单改双，搞改造低产田。1957年，全地区水稻面积19万余公顷；其中晚稻6万余公顷（占水稻面积的31%），总产13万余吨，单产2000千克/公顷。60年代初，全区开始有组织地开展低产田改造。1962年，全区（含衢州）低产田（俗称落后田）面积14.7万公顷。地委根据“全面规划，蹲点试验，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以水、肥为突破口，配套耕作制，选用良种，开展低产田改良。至1965年，低产田面积减少至2万公顷；粮食总产量比1962年增加25%，单产增产33%。1960年，矮秆早稻——矮脚南特试种成功，全地区进一步推广双季稻。1966年，早稻面积13万余公顷，总产5000万余吨；晚稻面积8万余公顷，总产22万余吨，早、晚稻总产分别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59%和22%。
开发黄土丘陵。金华地区黄土丘陵资源丰富，共有291万余亩，占低丘岗地总面积的61.9%。经过历史上代代垦殖，到建国初尚有150万余亩可供开发。60年代后，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开发黄土丘陵的水利条件逐步解决。根据浙江省委提出的关于要求金华地区建立第二商品粮基地的指示，开发黄土丘陵成为金华市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新开垦的耕地逐步达到稳产高产。同时，利用黄土丘陵发展经济特产，建立经济特产基地。改造黄土丘陵，植树造林，与水土保持平稳。那时黄土丘陵是包袱，现在是宝贝，当时我们也都去参加过改造黄土丘陵、植树造林的劳动。省委书记江华来金华经常检查黄土丘陵的改造工作。记得1955年4月，江华书记到金华检查工作，我跟随去东阳县，江华对县委书记侯庆荣说：“小侯，你这里的山和我的头一样光光的。”意思是植树造林势在必行了。
六、晚年生活
1984年，我61岁时正式离休。当时正值机构改革，有的人叫我帮忙，我没去。中央对我们这批人很关心，要各地都建老年大学。让老同志退下来，老有所学，老有所养，发挥余热。我就到老年大学去学习，增长知识。1986年中央有精神，要各地建立离休干部书法协会，为了与省里统一起来，后来增加了个绘画的内容。市里叫我筹建离休干部书画协会，因没搞过这项工作，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王心城同志很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为我出主意想办法，并确定协会办公地址等。市委领导很重视，也很支持，给我们拨了点经费。一开始报名的人不多，协会开办时不到50人，市委领导到会讲话，鼓励我们办好，给我们增强了信心。后来会员慢慢增加了，现在会员有200多人，很多老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学有所成，得到群众的好评。我在离休干部协会干了四届，近二十年。我现在还在老年大学学书法，并力所能及地为协会办点事。我今年已经91岁了，只要体力行，还要认真学，力争活到老，学到老。
静心回忆过去，对比现在，感慨万端。晚年又逢盛世，祖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和谐，生活美好，深感幸福。饮水思源，铭记党恩。
武琴轩，1922年10月出生，肥城南仇人，1946年6月入党，曾任文化教员、区助理员、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49年2月随军南下后，曾任建德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金华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农业局长等职。1984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