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下午，作家刘以鬯于香港东华学院去世，享年100岁。
被誉为香港新文学一代宗师，刘以鬯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和《酒徒》，成为了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起源。
王家卫昨天在微博悼念，这句“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是电影《2046》的台词，最早的出处就是刘以鬯的小说《酒徒》。
刘以鬯（鬯，音chàng，古代祭祀用的酒，古又同“畅”），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刘以鬯，主持过多家报纸的副刊，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深情回忆在上海的那段岁月：
“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今江苏路）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学校了。
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上海国际饭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国际饭店。IC图
”
刘以鬯先生自称是“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了下来”，办副刊，培养了一批香港年轻的作者，如今，这支领华语文学现代主义风气之先的笔断了。
特刊登2017年8月15日夜光杯上的一篇旧文，以寄托对这位自上海出发的文学老人的敬意！
百岁刘以鬯
张昌华/文
二十年前，我曾为时在香港的东瑞先生出了本书，一直乏面缘。2013年岁末，我赴港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学研讨会，东瑞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召宴。他问我还要见谁？我说想拜会文坛老前辈刘以鬯。东瑞说太巧了，他与刘老是忘年交，曾为他出版过“文集”。果不其然，那日，东瑞将九五高龄的刘以鬯、罗佩云伉俪请来。
刘以鬯，读者或许陌生，一提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谅大多熟悉，这两部由王家卫执导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先生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以鬯，1918年出生，今年恰逢虚岁百年诞辰。刘以鬯先生大名灌耳，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唯极短篇《打错了》印象极为深刻。
电影《花样年华》中直接引用了刘以鬯原著中的句子
虽是初识，但不觉生分。刘老听说我来自故土江浙，显得异常亲切。面对我的提问，他不假思索即席应答。95岁的刘以鬯先生身体健朗，竟与老伴两人坐地铁、搭轮渡由港岛太古城到九龙赴宴。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
鉴于他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香港文坛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教父”。当我提及这一殊荣时，刘老摆摆手说，“对于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崎岖的路，我还得往前走。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编过报，还办过出版社。”又自谦说“我是个写字匠”，说罢自己也笑了。
接着，他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
我问，听说你有两个外号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刘老点点头，说我是汇丰作家，讲我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我是严肃作家，是我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我当“垃圾”淘汰掉了。我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
写作《酒徒》时的刘以鬯。图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侧的东瑞先生补充说，刘老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六十多万字，出书时删去五十万字，仅留六分之一。我们听罢，不禁咋舌。
刘以鬯谈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他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不要过时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手法上要创新（他的《对倒》有人称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极短篇《打错了》分两大段，文字基本重复，仅几百个字不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尾）。
我们请教他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看法时，他说平等的，没有尊贵高低之分，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类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刘以鬯谈论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他说：“我祖籍浙江宁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长。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我不仅能文，还会武，我武是会打篮球，是校队的后卫，拿过冠军，不过也付出代价。”刘老幽默，说时伸出因打球而留残疾的无名指、小拇指给我看，至今不能伸直。
上海给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说上海是他文学之路“发迹”的地方，十六岁读高二时，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写的是上海霞飞路上的故事，“为我配图的是大同中学高我两届的大师兄华君武，那是我俩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画报》上。”
1946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风萧萧》，还为施蛰存、戴望舒出过书。他说他最怀念的是提携过、奖掖过他的柯灵先生。柯灵那时在办杂志，欣赏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灵还亲自送稿费到他胶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动得不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恢复通信，刘以鬯在他的纯文学出版社为柯灵出了“选集”。
刘以鬯亦不无自豪地说，他曾帮助过姚雪垠。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带着书稿向他求教，刘以鬯见他写得不错，接纳了。又问他在上海住在哪儿，生活如何。姚说住在一亭子间，穷得有时饿肚皮。刘以鬯请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让他住在库房里安心写作，跟出版社同仁一块吃饭……言语中看得出，暮年的刘以鬯是位情感丰富、怀旧念旧的人。
刘以鬯说岁月无情，当年上海作家扎根香港的老朋友有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訏等，一个个都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人了。说到此，感慨颇深。我问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不错，有太太精心照顾，身体好，基本上已经不再笔耕，旧作都由太太整理，他现在是安度晚年了，其太太罗佩云女士比他小二十岁，当年在新加坡是红极一时的舞蹈演员。自下嫁给穷编辑码字匠刘以鬯以后，近六十年来，一直做他的秘书、管家、跑腿。晚年又是他的“拐杖”，现在不离他寸步，真是天作之合。
刘以鬯、罗佩云伉俪
告别时，我请刘以鬯先生赐墨，他潇洒地写了“相见欢”三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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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花样年华》片尾字幕中，特别鸣谢了刘以鬯（经调色处理）
送别百岁刘以鬯
上海是他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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