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考察时，向游客和市民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2001年4月，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 资料图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福建考察。这是22日下午，在南平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向游客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1997年6月30日，出席林则徐出生地、故居、纪念馆等修复竣工仪式。 资料图片
1990年6月8日，在福州华林寺调研。 资料图片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严复故居。 新华社发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2021年仲春时节，考察福建，第一站就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朱子理学，感慨而言。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殷殷话语，重若千钧!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对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以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倾注了巨大心力——
在厦门，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在福州，为保护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古厝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保护城市文脉的制度性安排；
在省里，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关工作，实现了福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治理木兰溪，让千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新的生机；从炸药包下抢救文化遗产，使“南方周口店”三明万寿岩遗址幸免于被摧毁；积极推动福建土楼申报世遗；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对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与发展经济、城市建设之间关系的思考，高屋建瓴，振聋发聩，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汲取这一片热土璀璨文明的丰厚滋养，踏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途，仿佛能感受到这声音穿越时空，直抵心扉。
第一篇章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存完整，是中国都市为数不多的“里坊制度活化石”。
这里物华天宝，面积仅39公顷却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5处，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
这里人杰地灵，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1年3月24日下午，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坊七巷，听取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介绍，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岁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脉悠悠。当年，正是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
一场抢救林觉民故居的紧急行动，一系列包括“四个一”机制在内的创新之举，揭开了福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崭新一页，为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美丽古城保住了文脉、留住了乡愁。
2002年4月，时任省长欣然为知名学者、福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书作序：“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正焕发愈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紧急行动保护林觉民故居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与杨桥路交汇处，历经百年沧桑的林觉民故居静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门前矗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
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仅走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1911年5月，林觉民在广州英勇就义。消息传到福州，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杀，躲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先生小时候曾在此生活多年。
1983年8月，林觉民故居被确定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没过几年，一场风波降临。
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印刷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
时不我待。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也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拆》，发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社会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看到来信后，立即让福州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暂缓拆迁。1991年1月27日，他又作出批示，要求市委办核实情况。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亲自主持。到会同志视察了林觉民故居、黄巷、衣锦坊以及琉球馆等，并就加强文物工作进行了讨论。
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启权参加了会议。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问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
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
“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的话语很简洁。
在会上，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会议议定了1991年福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办好的七件实事，其中第三件即为“立即动手修复林觉民故居，作为辛亥革命纪念馆开放”。
当年5月31日，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一直为保护林觉民故居奔走的李厚威，也由工厂调入林觉民纪念馆工作，后来担任馆长。
“开馆当天，同志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三次来馆了解观众反应，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回忆说。
“四个一”机制惠及长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保护文化遗产，既需要行动，也需要制度和法治保障。
1991年3月10日，主持召开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以下简称“现场办公会”)，不仅改变了林觉民故居的命运，也建立了惠及长远的“四个一”机制。
“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黄启权回忆说。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会议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当时，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1997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培伦接受访问时说。
“一个队”——“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考古队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特别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平潭“碗礁一号”“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都作为骨干力量参与，考古成果丰硕。
“一颗印”——“现场办公会”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现场办公会”议定，从那一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除了“四个一”机制，“现场办公会”还催生了一项创举——“福州瓷牌”。
顺着文儒坊的石板路，寻至大光里北侧8号，坐落着福州“首屈一指的诗楼”，斑驳的红木门上挂着一块搪瓷铭牌——“福州市名人故居·陈衍故居”，落款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这块铭牌用搪瓷烧制而成，不惧风雨，昭示着这座楼房的身份。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如现今强烈，福州市创新探索出挂“福州瓷牌”保护历史建筑的做法，在当时尚属全国首创。
正是在“现场办公会”上，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名人故居、遗址采取多种形式挂牌，并一律建立档案。
1991年3月12日，在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
1991年9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处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
30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门前依然挂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1991年“现场办公会”确定的不仅是一件件具体实事，还有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那就是：抓紧制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从1989年4月开始起草，“现场办公会”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马上加紧制订。1995年10月2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持召开福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1997年1月23日，经福建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1997年2月4日，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
这个条例的制订和施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也是率先之举。
注重精神血脉的赓续传承
在福建工作期间，倾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其旨归不仅是重视保存历史遗迹，也是弘扬民族文化、赓续精神血脉。保护林则徐系列遗迹，就是典型代表。
福州是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林则徐的故乡，是他出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退养之地，这里留下了一系列与他相关的珍贵遗迹。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林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系列遗迹，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年久失修、房舍被侵占等突出问题。省政协委员陈以强等多位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吁多年。
1990年5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发表《林则徐故居及墓地现状》，反映了保护林则徐遗迹存在的问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福州市政府立即进行了调查，在实地调查研究和核对文物普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保护和修复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出生地、林则徐墓等遗迹提出初步意见。
1991年7月，在有关汇报材料上批示：抓紧修复林则徐故居及做好墓地开放。此后，在福州市委常委会等场合，他又多次研究此项工作。如1995年5月8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林则徐诞辰210周年纪念活动及林则徐遗迹修复等事宜。
1996年2月6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林则徐系列遗迹修复、充实工作，决定成立林则徐系列遗迹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纪念馆、故居、出生地作为福州市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归市文物局统一管理。
这次会议还议定收回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徐出生地。当时，林则徐出生地所在地块已经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
这次会议后，福州市有关部门迅速与开发商协商，以1200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同时，省长基金下拨200万元，林则徐基金会协助筹资400万元，大力支持林则徐出生地的修复工作。
1996年3月31日，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典礼举行。1997年6月30日，修复竣工并对外开放。
“开工和竣工两次仪式，同志都亲自参加了。”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林则徐后裔的林强说。
与此同时，位于鼓楼区文藻山路的林则徐故居也逐步完成被占用房舍清退、拆迁等工作。2003年5月，一期修复“七十二峰楼”工程动工，当年8月竣工。2015年8月，林则徐故居二期修缮工程启动，目前正在有序进行中。
为何对林则徐系列遗迹的修复保护如此重视？这源于他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
1990年6月18日，到任福州月余的就到林则徐纪念馆瞻仰、调研。
1995年6月3日，林则徐铜像在福州南大门——白湖亭竖立。在揭幕仪式上，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们故乡人民竖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同年8月24日，在福州市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后，多次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自勉联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今已成为福州的城市精神。
彪炳中国近代史的福州籍先贤，除了林则徐，还有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2021年3月24日下午，在福建考察时，到访三坊七巷，在郎官巷的严复故居驻足良久。“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故居墙上，在闽工作期间所作题词清晰有力。
严复晚年最后一段时光是在郎官巷20号的宅子(现为严复故居)里度过的，1921年10月27日病逝于此。
面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严复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译介《天演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阐发救亡图存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在转型时代发出的启蒙强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在福建及福州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严复思想的研究和弘扬。1993年至2001年，福州及福建先后5次召开严复学术研讨会，十分重视，关心会议筹备情况、出席大会发表讲话、会见专家学者和严复后裔、为论文集撰写序言……
1997年12月，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了“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为研讨会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
2001年，是严复逝世80周年。当年11月，福建省政协、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等牵头召开纪念严复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汇编论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任福建省省长亲自担任主编，并写了序言，对严复的爱国情怀和启蒙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推动“福建土楼”申遗
在福建，独具特色的土楼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
1986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民居”邮票，展示全国各地最具特色的民居，其中，代表福建民居的是一座环环相连的精美土楼，这取自龙岩市永定县(后改为永定区)闻名遐迩的承启楼。
像这样的土楼，建于15至20世纪期间，遍布龙岩永定及漳州南靖、华安等地。这些最初为了防御而建造在水稻、茶叶和烟草田间的土楼，内沿为圆形或方形，中央是开放式庭院，只有一个入口，每座土楼最多可供800人居住。作为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聚族而居的大型建筑，常常被称为“家族的小王国”或“繁华的小城市”。
福建土楼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关，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土楼中，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历朝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
走进土楼，人们可以感受到居住在其中的人对伦理道德的崇尚，他们忠君爱国，敬宗睦族，崇文重教，勤俭耕读，刻苦耐劳，平等相待，热情好客。同时，土楼蕴含着同宗血缘凝聚力，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凝聚中心。
1998年起，永定、南靖两个县都启动了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后来，华安县也加入到土楼申遗行列。
龙岩、漳州两地对土楼申遗的“署名权”——到底是叫“客家土楼”还是“闽南土楼”，各执一词。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同时也是学者的汪毅夫回忆，当时，有些领导和专家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遗，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
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论不已，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
“笔墨官司”打到了时任省长那里。2000年4月30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了土楼申遗有关问题。
时任副省长潘心城回忆：“同志说，福建到处都有土楼，现在整个福建的土楼都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称为福建土楼，这样八闽大地都有份。大家觉得同志说得有理有据，又顾全大局，纷纷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确定了申遗的“福建土楼”范围为“两片一线”，即永定县湖坑镇、下洋镇、高头镇，南靖县书洋乡、梅林乡，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等。会议还决定成立福建土楼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后来，福建省政府正式确定由永定、南靖、华安三县的“六群四楼”共46座土楼，以“福建土楼”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名正则言顺。解决了申遗名称争议之后，龙岩、漳州两地齐心协力，加快土楼保护、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福建土楼申遗进入快车道。
2008年7月7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省第2个、中国第36个世界遗产。
“土楼以其建筑传统和功能作为典型范例被列入，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公共生活和防御组织，并且体现了人类居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福建土楼如是评价。
十年申遗，几代接力，一朝梦圆，八闽大地又多了一张世界级名片。
在省长任上，在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时关心过问土楼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2001年10月11日—12日，结合全国人大、省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深入永定县调研，先后视察了棉花滩水电站建设工地、龙湖风景区等地。
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时，特地提到了土楼资源。他说，龙岩的旅游资源开发超前了，这很好。龙湖要建成生态旅游区，进一步完善整体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好龙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防止造成旅游污染和生产性水资源污染。永定有世界级旅游品牌资源——客家土楼，要做好“东有客家土楼，西有龙湖”的旅游文章，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如今，永定已经形成“东楼西湖”大旅游发展格局：东边，世遗土楼，每年吸引海内外无数宾客，寻奇探幽；西边，龙湖风景区已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湖域面积65平方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东楼西湖”交相辉映，全域旅游发展红红火火。
第二篇章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2014年3月27日，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此后，他在一系列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
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文明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
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行展开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
呵护百年海上明珠
中国近代史上，鼓浪屿，这座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曾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19世纪中期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后，本国居民、归国华侨、其他国居民汇聚于此，岛上先后建起千栋风格各异的建筑，文学、艺术、教育繁盛一时。它是“万国建筑博物馆”，是“钢琴之岛”，也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行走鼓浪屿，你能品味老建筑散发出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然而你更不能忽略的，是诞生于这些老建筑之中的、值得代代铭记的历史。
这里曾是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前哨之窗，徐继畬从侨居于此的传教士雅裨理手中获得素材，编著了《瀛寰志略》。这里曾是开风气之先的国际社区，岛上的幼儿早在1898年便有机会接受蒙台梭利教育；林语堂、林巧稚、周淑安……完备的教育设施、中西融汇的教育理念让鼓浪屿上名人辈出、星光熠熠。
这颗闪亮的宝石，却一度蒙尘。
1986年的一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在鼓浪屿刚作完一场报告，走出大厅，时任厦门市博物馆馆长、负责八卦楼修复工作的龚洁拉住了他。
“副市长同志，请您参观一下八卦楼。”龚洁发出邀请。
“好啊!”答应得很干脆。
兴建于1907年的八卦楼，是鼓浪屿上的地标建筑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被用作电容器厂厂房。1983年，厦门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此建设博物馆。前来探访的龚洁看到，楼里被三个单位切割成“盘丝洞”，地下室住着10多户人家，走上几步，楼板还跟着颤抖……
来到八卦楼，在院落转了一圈。
龚洁说：“还有楼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马上说。“缺多少？”他边走边问。
“30万元。”
“明天来拿。”
彼时，厦门到处都要发展、到处都缺资金。对于八卦楼的维修，厦门市之前筹措了50万元，国家文物局下拨了48万元，但很快就不够用了。批下的30万元，十分珍贵。
龚洁至今难掩激动，“就是这么干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他拨出的这30万元，彻底扭转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运!”
整修后的八卦楼，红色大穹顶格外显眼，如今是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在后来申遗过程中，成为鼓浪屿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之一。
1986年8月，牵头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特别做了一个附件报告——《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对于鼓浪屿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
“国之瑰宝”!这座小岛，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和八卦楼一样，当时的鼓浪屿正面临着一些十分紧迫的问题：自然景观遭到挤占、蚕食、侵吞和分割；人文景观衰退速度也在加快。
保护鼓浪屿，迫在眉睫!
为此，《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报告提出，“我们亟需有一个统管整体和全局的统一规划”，并建议“鼓浪屿还应有这么一种政策规定，即岛内各种建设、扩建、改建、翻修、拆建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经统一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实施，而审查内容应包括功能、外形、体量、结构、色调、风格及其与周围环境是否协调或有否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市旅游局工作、曾参与《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的彭一万说，同志为大家打开全新思路，不仅限于风貌建筑，更用全局眼光进行全岛保护，包括岛上的一草一木与历史人文资源。
2001年9月底，时任福建省省长再度登岛。旅游时代的鼓浪屿，如何保护与传承文脉？他提出新的思考——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
2002年6月14日，到厦门调研，又登临鼓浪屿，看着眼前百年风华的小岛，诗意地指出鼓浪屿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强调要把鼓浪屿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秉承着当年的战略规划，一系列法规措施应运而生、相继出台，严格保护着全岛931处历史风貌建筑和183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17年7月8日，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2个世界遗产项目(第3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中外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见证了世界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欣闻鼓浪屿申遗成功，作出重要指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留存千载丝路印记
如果说百年鼓浪屿是福建文明交流史上一段浓墨重彩的华章，那么与厦门紧邻的泉州，则见证了千年来多种文明包容互鉴的恒久力量。
每年春天，泉州满城遍植的刺桐树树冠上就会缀满红花，远望似火，泉州也因此别称“刺桐城”。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泉州刺桐港曾与世界近百个国家保持着海上贸易，外国商人从泉州带走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
1991年2月16日，作为泉州港重要组成部分的九日山，迎来了来自非洲、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员30多人。
历史上，九日山前的梁安港古渡，一江晋水浩荡东去，波通外海。在原九日山文管所所长胡家其的讲述下，一幅官方祈风祭典的历史画卷渐渐展开：“当时只能凭风远洋，中外商船，夏御东南风而来，冬乘西北风出海。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举行祈风祭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
在“山中无石不刻字”的九日山，考察队员留下一方英文石刻：“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的。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福建省歌舞剧院以此为主题，编排了舞剧《丝海箫音》。舞剧推出后，反响很好。没想到，有一位观众，观看演出后一直惦记于心，并在20多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这位观众，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简称“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提出不能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建议筹备组进行补充。他还特地提到，23年前曾在福州看过舞剧《丝海箫音》。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通知，以《丝海箫音》为母版，新编《丝路梦寻·海》，准备亮相上海。”福建省歌舞剧院原编导、《丝海箫音》主创人员之一吴玲红记忆犹新。
经过紧张排练，2014年5月20日，《丝路梦寻·海》作为“亚信峰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
此后，福建省歌舞剧院在《丝海箫音》基础上，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重新创排了大型舞剧《丝海梦寻》。
2014年8月，《丝海梦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2015年2月和4月，又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上演。
当代的故事由今人演绎，先民的故事则透过文化遗产娓娓道来。留住共同记忆，势在必行。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省长到泉州调研，考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的进展时，明确表示，“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2001年11月12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省文化厅提出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同意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同意成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此前，省文化厅作了一份可行性报告，提出泉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许多文化遗迹与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这些文化遗迹完整展现了长期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古代中国，在其海洋文明发展高峰时期的航运设施水平、文化交流与港口城市的建设情况。同时，体现了古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重要港口城市的历史地位，从不同角度勾勒出10至14世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的繁盛图景。
2002年6月，再赴泉州市调研时，对泉州市请求省政府支持的事项作了议定，同意由省财政给予泉州市财力补助，要求泉州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如今，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如同一艘远航归来的海船，静静停靠在泉州东湖边。馆内，国内发现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宋代海船，数百方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石刻，各个年代的外销陶瓷器，以及数量繁多的反映海外民俗文化的器物……展示了中国古代海洋交通、航海科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讲述了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融共生的历史故事。每年2场以上的外展，则让更多的观众领略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
虽然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明清两朝的海禁，让泉州港盛景不复，但融入血脉的文化烙印，却永久改变了泉州城的面貌。
福建最古老的佛寺开元寺里，婆罗门教的塔、印度教图案的柱、狮身人面的台基、飞天乐伎的翅膀……这些细节讲述着来自海外异国的传说。涂门街上，充满异域风情的清净寺，虽地处闹市，却古朴幽静；抬眼望去，就是飞檐翘角的关帝庙，不远处有一座供奉“海上女神”妈祖的天后宫……面朝大海的城市里，人们胸怀像大海，征程向大海，兼容并蓄、爱拼会赢。
2019年10月12日，主席在金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时提出，支持中国福建省和泰米尔纳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城建立友好省城关系，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2017年1月，国务院确定“古泉州(刺桐)史迹”作为我国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8年6月29日，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古泉州(刺桐)史迹”项目列为“发还待议”，即缔约国需补充有关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
2020年1月，我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重新编制的申报文本，项目名称调整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呈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福建省第五处世界遗产。
凝聚多彩文明力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如何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主席明确回答：“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闽工作期间，如何借助多样化的交流媒介，以文化交流促民心相通，有着深邃思考。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福建，有着1600多年的产茶历史。17世纪的万里茶道，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到19世纪中期，茶道延长到13000多公里。
盛夏时节的宁德福安市坦洋村，茶山青翠。百年前，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西欧后风靡欧洲皇室，成为英式下午茶文化的主角之一，曾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然而，上世纪中叶，由于市场变迁等种种因素，坦洋工夫日渐没落。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先后四次来到坦洋村调研，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的建议，并对茶文化“走出去”提出要求。“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工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990年5月4日，即将赴福州上任的来到坦洋村，对坦洋工夫寄予厚望。
如今，宁德已成为福建茶叶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打造了坦洋工夫、福鼎白茶等特色品牌。
闽茶在“一带一路”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国最大的产茶省份，依托“闽茶海丝行”活动，福建累计在海外设立12个“闽茶文化推广中心”，闽茶香飘世界，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中享有盛誉。
八闽大地那抹清香，也始终萦绕在心中。2021年仲春时节，武夷山脚下，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里，在福建考察的叮嘱乡亲们，“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在外交舞台上，多次以茶引题、以茶会友，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阐释中国主张。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主席送出的国礼，正是由福建代表性名优茶种——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福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武夷山正山小种组成的礼盒。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014年，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以茶与酒，形象比喻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与茶叶制作技艺一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瓷器烧制技艺，不仅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见证了中外交流的繁荣历史，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始于宋、盛于元明的福建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曾被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带回欧洲，享誉世界，被西方称为“中国白”。然而，近代以来，陶瓷作为德化县支柱产业，较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小、散、低”模式。
2001年4月19日，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德化县调研，为陶瓷业发展指明方向：“要紧紧抓住陶瓷这一支柱产业，结构调整要围绕特色来优化，并不断向工艺县发展。”
不仅如此，还对瓷文化寄予厚望。“他详细了解陶瓷烧制工艺流程及陶瓷成分材料，对每件作品的创意构想、表现形式都饶有兴趣地谈论，还提出了殷切期望：精美的瓷器做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桂玉对当年调研宏益陶瓷研究所的情景记忆犹新。
牢记“传出去”的殷切嘱托，千年窑火重放光彩。“陶瓷伉俪”陈桂玉、柯宏荣的作品《鹭岛女神》与《祥云平安》，被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国礼。“世界陶瓷之都”德化持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乘着“一带一路”东风，“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中国白”再出发。
以茶、瓷为媒，得海洋文明风气之先的福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一路先行。在闽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福建特色文化的交流传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扩大“朋友圈”的桥梁纽带。
日本长崎县历史文化博物馆里，“明朝体”书法作品、唐寺模型、妈祖雕塑……一件件藏品、一幅幅图片，都在诉说着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2015年5月23日，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特别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他说：“中日一衣带水，2000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在闽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福州与日本那霸市的友好往来，率团赴那霸参加两市结好10周年纪念活动；支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强调“妈祖文化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品质，很好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通过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树立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今日福建，接续保护文化根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之力。
第三篇章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如河，川流不息。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强调：“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粹，赓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明根脉。
炸药包下抢救万寿岩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有一座金字塔状孤峰。这便是万寿岩。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一廊万寿十二景，树绿花红果飘香”，似乎正透过山水，娓娓讲述着史前的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万寿岩遗址。90年代末，经科学考古发掘，万寿岩出土大量远古人类制作的石器、人工石铺地面及哺乳动物化石，将福建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18.5万年前。然而，这个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万寿岩，却险些毁于炸药包下。
上世纪70年代，三明一家钢铁生产企业买断万寿岩开采权，为此专门修建了30公里公路，从厂区直通矿区。岩前村村民担心采矿将破坏史前人类遗迹，于是推选出陈蕃发等五位老人作为代表，为炸药包下的万寿岩奔走疾呼。
1998年6月起，“五老叟”不断与企业协商，要求停止开采，同时向各级部门发出了抢救万寿岩的呼吁书。然而，开采并未因此停止。
对于岩前村村民来说，万寿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对于拥有开采权的企业来说，万寿岩是一座富矿。按照当时的企业产能，万寿岩的石灰石可供持续开采100年。一旦停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不说，矿源也将面临中断，每年预计损失近亿元。
矛盾愈演愈烈。“最尖锐时，村里老人干脆坐在埋了炸药的开采点上。”时任岩前村党支部书记王源河说。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权衡？万寿岩的命运何去何从？时任代省长的介入，让这棘手的难题有了定论。
1999年12月底，福建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进入21世纪的第一天，在这份报告上作出批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他在批示中明确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决定由省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万寿岩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
时隔不到一个月，2000年1月25日，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保护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意见》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调，做过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
矿山可以再找，人类史前家园一旦灭失便不可恢复。接连两次批示，让“五老叟”悬着的心终于落定。很快，企业全面停止在万寿岩爆破开采，将石灰石加工厂房和万寿岩山体无偿转让给当地文化部门。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企业很快异地选址，确定了新的采矿点，每吨冶炼成本因此增加15元。
2000年11月28日，省文化厅和三明市政府举行“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重大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再次明确指示，务必使三明万寿岩的遗址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利于我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促进我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
在此之后，万寿岩遗址保护工作换挡提速，渐入佳境。
2002年5月，三明市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福建省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总体保护规划》，之后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由福建省政府公布实施。2002年8月，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万寿岩从此有了一支专司保护、展示、研究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队伍。2006年11月21日，占地面积5600平方米的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福建省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2017年10月1日，《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三明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出台的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通过合理的活化利用，万寿岩既是三明的城市名片，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2017年12月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9年6月2日，适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福建省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
这处集遗址展示、科普教育、学术研究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公园，让文物活了起来，为广大公众构建了穿越时空、与远古人类对话的媒介。岩前村也从保护中尝到了甜头。“生态美了，人气旺了，村民腰包也更鼓了。”村党总支书记王远秋说，该遗址公园每年接待参观者达8万余人次，带动周边兴起了农家乐和休闲产业等。
曾经因为矿石开采而与“五老叟”剑拔弩张的三钢集团，也在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2018年，三钢获得“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授牌，2019年被评为福建省首家钢铁工业观光工厂，成长为年产1200万吨钢、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一以贯之的理念。时任政和县外屯乡党委书记许绍卫，还记得一段往事。
1997年3月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来到政和县外屯乡稠岭村调研。稠岭村海拔较高，处在半山腰，通村道路只有一条竹林小路，路宽不到3米，坑洼泥泞，中巴车难以前行。就在路口下了车，沿着竹林小道步行前往。
“这个村毛竹林多、山多、空气好，生活也挺富有的吧!”边走边问。
“以前稠岭村山高水冷，交通不便，农民生活困苦，小伙子娶老婆都很困难，被戏称为‘愁岭’。但近年来，农民种起了香菇，收益见效快，现在稠岭‘不愁’了。”听完汇报，没有应声，随后询问全县、全乡每年砍多少树，种菇收入多少。
当得知生产2000袋食用菌需消耗一立方米阔叶树，全县年种菇8000万袋需砍伐阔叶林木材在4万立方米以上后，继续前行。
突然，他停下脚步，望着对面奇特雄伟的主峰，问道：“那是什么山？”这座山峰像佛，当地人称为佛子山。
远眺佛子山，缓缓道出思考：“稠岭村靠山吃山这条发展路子是对的，但是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离别之前，他又叮嘱道：“这里自然风景很好，要改变发展思路，发挥山区的生态优势，既要保护好青山绿水，又要让村民富起来。”
小山乡由此开始谋划生态旅游。如今，佛子山风景区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两块国家级“金牌”。乡民们依托生态优势，过上了好日子。
做好武夷山“双世遗”这篇文章
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文化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隐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在福建工作时，就喜欢看县志。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回忆道，“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
1998年10月21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调研南平建阳考亭外资果场农业发展项目后，察看了正在重建的考亭书院。他一路仔细了解朱子的生平事迹，在石牌坊下驻足良久，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之后拾级而上，来到建设中的文公祠前，绕着还未拆除脚手架的文公祠走了一圈。
他仔细询问：书院原来就有这么大的规模吗？考亭书院有没有什么图纸？古籍书中有没有什么记载？
得知南平不仅保存了相关史料，还成立朱子文化研究会，着力传承保护弘扬朱子文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有这些文物史料，要加强保护和传承。”
此后，建阳市加大了保护力度，在重建书院上尽量保持原貌，全力把历史古迹保留下来、把朱子文化弘扬出去。
对朱子理学研究和传承，的关注始终不渝。正是在他的支持推动下，院地合作，首开先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落地在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武夷山，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意义重大。
2002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函福建省，建议在朱子学的发祥地福建武夷山设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时任福建省省长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办好，并拨款支持。
经三年精心筹备，2005年10月20日，“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在南平师专(今武夷学院)挂牌成立。多年来，该中心不断阐发朱子文化精髓，努力守护朱子文化根脉，已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朱子学研究的重镇。该中心共编辑出版学术类和普及性著作23部、1000多万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系统梳理传统文化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惠泽流芳。
上世纪90年代，在朱子理学发祥地——武夷山市，一个旨在更好保护包括朱子文化遗存在内武夷山水人文的设想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申报世界遗产。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在朱熹71年生命中，“仕宦九载，历朝四十六天”，近50年都居住在武夷山。这片碧水丹山，不仅因朱子理学而名，还因闽越王城遗址、因从古至今的各类文化遗存而名。
1997年11月，武夷山正式向建设部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定位为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的摇篮，在评价武夷山文化遗产时指出：“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武夷山申遗成功，实现我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1999年12月2日，时任代省长致信祝贺，强调“武夷山申报‘世遗’成功……为我省填补了一项空白，巩固提高了福建旅游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和知名度”。
对武夷山“双世遗”始终记挂于心。15天后，12月17日至18日，他就来到南平调研。在南平市工作汇报会上，他称赞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并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无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对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叮嘱“这篇文章要好好做”。
2001年12月20日，时值武夷山跻身“双世遗”两周年之际，特意来到了闽越王城遗址博物馆。
闽越王城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南方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城址，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之一。
博物馆典藏部原主任赵福凤回忆说，看得仔细，听得认真，对馆内展品表现出极大兴趣：“闽越文化是武夷山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古汉城等一批文化历史遗迹，才有了武夷山‘双世遗’的申报成功。”
参观完博物馆后，又实地察看了闽越王城宫殿遗址。他指出闽越王城遗址不愧是我省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诸侯王城，学术地位高，科研价值珍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做好闽越王城遗址的考古保护工作，并仔细叮嘱：“古汉城的开发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形成不断的可持续开发研究态势。一定要根据武夷山景区总体规划保护好、管理好，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他看来，既要薪火相传，坚守武夷山水人文，又要与时俱进，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才是做好“双世遗”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更好让这些文物、遗产“说话”，保存这些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还倾心倾力解决实际问题。
“习省长还帮我们解决了博物馆建设的资金问题，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赵福凤记忆深刻，临走时交代博物馆尽快递交申请报告。调研结束后不久，博物馆就接到了福建省文化厅的电话。“原来我们以为习省长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回去后亲自打电话到省文化厅过问此事。我们很惭愧，赶紧做了项目预算报告，送交省文化厅。”赵福凤说，没过多久项目资金就批复下来。
武夷山跻身“双世遗”后，为“双世遗”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时任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有关武夷山“双世遗”保护的条例。此后，经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于2002年5月31日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为世世代代保护好武夷山无与伦比的生态人文资源提供法治保障。
如今，“双世遗”已经成为武夷山最亮丽的品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那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感受那山水之间流淌的深厚文化底蕴。
2021年3月22日，来到福建考察，首日就来到了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
故地重游，鉴古知今，一路感慨于所见所闻，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智慧与担当守护文明之源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21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善治国者必先重治水。
水可以浇灌良田，造就优美风光，也可能带来水患，威胁水畔人家。个中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水治好，让水听话。在福建，一片片海域、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一湾湾溪水……无不寄托着的深深牵挂。
在三明泰宁，流传着一条幸福鲤鱼的故事。
1997年4月10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来到泰宁县上清溪，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项目时，一条鲤鱼跃上他乘坐的竹排，恰巧落在他的脚边。
随即脱下塑料鞋套，盛上水，将鲤鱼装入其中悉心保护，在竹排到下游水深处泊岸后，小心翼翼把鲤鱼放回溪中，望着它欢快游走。
途中，叮嘱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
这一嘱托成为泰宁人民持之以恒的实践。2010年8月，泰宁以“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远见已然成为现实。
发源于福建戴云山脉的木兰溪畔，驯服溪水的坎坷历程，诠释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规律。
木兰溪，是莆田人民的“母亲河”。其名为溪，却桀骜不驯。因河道狭窄，弯多且急，洪水频发；因地势低洼，海潮倒灌，盐碱灼地。驯服木兰溪成了莆田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
公元1064年，曾目睹木兰溪水患的福州长乐女子钱四娘倾其家资围堰筑陂，但因陂址选择不当，刚筑成即被洪水冲垮，钱四娘愤而投水。受其感召，后人接续营筑，于1083年筑成木兰陂，为雨季奔腾汹涌的溪水扎上“腰带”。“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沼泽地变身沃野良田。
历时900多年，木兰陂至今仍发挥着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2014年，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拒咸蓄淡的典型代表工程，木兰陂水利灌溉工程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水利无遗，海波不兴，人受其益，将及千年。”木兰陂展现了古人治水的决心和智慧，却没能让莆田人民就此告别洪水袭扰。
在木兰溪流域治理前，洪水频发。1952年至1990年，木兰溪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大洪水，每4年发生一次中洪水，小灾几乎年年有。水患不断，扼住了莆田发展的咽喉：为便于在雨季前抢收，百姓只敢种植生产期仅2个月的早稻、不怕水淹的甘蔗以及迅速收成的蔬菜；大项目、好项目都不敢落户河流两岸。
早在1957年，木兰溪治理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工程技术难度大，虽5次计划、2次上马，都无果而终。莆田，成了福建全省设区市中唯一的“洪水不设防城市”。
木兰溪防洪问题，牵动着的心。
时任省水利水电厅厅长汤金华回忆说，软基河道、弯多且急、冲刷剧烈……在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下，要建设一道能抗御30年一遇洪水的堤防，工程技术上必须“裁弯取直、新挖河道”，但这会给水系生态带来一定影响，多个裁弯方案在当时争持不下，难以定论。
治水，需要智慧与担当。详细了解技术方案争议情况后，表示，一定要“科学治水”，既要治理好水患，也要注重生态保护；既要实现水安全，也要实现综合治理。到底如何决策，还要听取水利专家的意见。
科学治水，被牢牢挂在心上。1999年4月1日，正在基层调研的了解到福州在举行一场全国水利系统的学术会议，立刻通知汤金华，让他赶快“找更权威的水利专家，帮忙共同攻克难题”。
1999年10月中旬，第14号超强台风过境莆田，木兰溪转瞬成灾。10月17日，时任福建省代省长赶赴莆田指导救灾。面对严重灾情，语气凝重：“是考虑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了!”
在的正确指引和跟踪督促下，木兰溪“裁弯取直”难题被破解，“软基筑堤”难关被攻克，终于找到治理木兰溪的良方。
1999年12月2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将全省冬春修水利建设的义务劳动现场安排在木兰溪畔。在现场说：“今天是木兰溪下游防洪工程开工的一天……支持木兰溪改造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经过长期综合治理，莆田从“福建省内唯一一个洪水不设防的设区市”，跃升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木兰溪全面实现了提出的“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目标。
治理一条溪，兴起一座城。历经20多年持续治理，木兰溪全流域已经变成了百里风光带，风景如画。历经千年的木兰陂，变身风光优美的亲水公园，治水先贤们的雕像静静伫立在木兰溪畔，见证着他们曾为之付出生命的河流，已成为发展之河、幸福之水。
“这些年，福建更加郁郁葱葱了。”2021年3月，在福建调研时说，“绿色是福建的一张亮丽名片。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在八闽大地，水清鱼乐、岸绿人欢的生态画卷已成为日常之景。福建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文化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福建以其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瑰丽多姿的自然风貌，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发展与保护的碰撞中，传承着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方能更好创新。”
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前景广阔，文化自信在福建人民心中历久弥坚。
(《福建日报》7月30日第一至四版，福建日报记者阮锡桂、刘辉、戴艳梅、郑璜、段金柱、赵锦飞、张辉、吴旭涛、卞军凯、林宇熙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1年08月02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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