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年6月12号是香港特区“修例风波”一周年的日子。过去的一年，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但也是香港特区治理和“一国两制”实践重大突破的一年，可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国家在过去的一年里都在巨大的挑战面前经历了难得的成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国家一起负重前行，共同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与伟大的转型。
在“修例风波”一周年之际，回顾“修例风波”的演变升级的过程，我们应该理解到“修例风波”是香港过去多年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总爆发，但是这种爆发也是各种力量推动博弈的结果。特别是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外部力量深度介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比如试图把香港特区治理危机转换成为整个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障碍和难题；以“城市游击战”的战术操作让香港成为中美博弈的“雇佣作战的战场”等。这些都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也让香港特区管治一度陷入措手不及、被动应对的状态。
教训是深刻的，体验也是深刻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香港特区治理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以非常务实的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对于特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管治危机和宪制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要进行研究和分析，也要找到应对之策。
在痛定思痛之际，今年在举国上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延迟召开的全国两会在非常精简紧凑的日程安排中增加了一项重要的议程，即审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这是中央政府基于“修例风波”过程中，香港激进政治力量与外部政治势力勾连互动，让香港特区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而采取的措施。
香港在回归23年期间一直未能将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的规定转化为本地立法，没有能够通过履行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落地实施。这一情势让外部政治势力看到了深度介入香港特区内部事务的法律漏洞和可乘之机，也让香港内部激进政治力量得以引狼入室为其提供政治靠山，推动香港实现从“英退美进”向“美国主导”的转换。一拳打得开，免得百拳来。“港版国安法”横空出世，就是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体系，让香港不再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香港特区拥有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特区层面妥善应对并加以解决。邓小平先生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有一段重要讲话：“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
香港特区“修例风波”的起因是发生在台北的香港居民“陈同佳案”，香港特区政府为因应处理恶性杀人刑事案件的法律制度障碍而决定展开《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事宜条例》修订工作。然而，在2019年6月12日特区立法会恢复修改《逃犯条例》草案二读辩论之际，数千名示威者在立法会外集结，占领马路，筑起路障，瘫痪交通，袭击警察并冲击警方防线。这标志着香港特区“修例风波”从立法过程议会内部纠葛转换成了街头抗争，也从此让香港特区陷入“修例风波”持续蔓延、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各种乱象和危机之中。
2019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恢复香港社会秩序而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禁止蒙面规例》，这对稳定香港局势、止暴制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其判决中却宣告《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内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同时认定特区政府制定《禁止蒙面规例》所依据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这一出格荒唐的判决不仅让香港特区政府止暴制乱的措施失效，而且挑战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让香港特区在身陷“修例风波”带来的管制危机的同时又陷入到严峻的宪制危机之中。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明确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则指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行政长官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有关规例的规定不符合基本法，并裁决《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内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
2019年11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这是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背景下，一方面单方面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挑起各种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则试图将香港塑造成为向中国施压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在美国政客的眼里，“修例风波”的乱局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让美国方面越来越深地介入香港事务的机会。在美国幕后主导下，“势力”与“势力”勾结联动，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抓手，成为配合中美战略较量的侧翼。
而今，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和香港同胞一起努力下定决心为香港特区走出管治困局、化解危机寻找应对之策。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这是着眼于香港特区长期的繁荣稳定，也是着眼于香港特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举措，标志着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即将开启新的一段征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正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外部各方对我们干扰阻挠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要和国家一起负重前行。从回归到治理，从区隔到融合，从洗刷民族耻辱到实现民族复兴，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在“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中实现发展和伟大的历史转型。
我们相信，历史上所有的痛苦和灾难最后必然以巨大的历史进步和发展作为补偿，在香港特区“修例风波”一周年之际，让我们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更大的成功，祝福香港特区更加美好的明天！（责任编辑：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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