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周易》千古谜题

鹤林 著

中华千古之光周易古谜破译(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1)

鹤林居士像

“大衍筮法”简述

“大衍筮法”也称“大衍成卦法”、“大衍筮卦法”、“大衍数演卦法”,是汉世以降的学者依据通行本《周易》之《系辞上传》“大衍之数”章揣摸出来的占筮得数成卦的方法。“大衍筮法”名义上似乎只应有一种方法,但事实上不同的易学观点或所谓“私心、私智”,促使学者们各自为政,产生了操作、解说的诸多分歧,在同一面“大衍筮法”的大旗下面,山头林立,杂法丛生,历来争执极多,至今尚无定论。

《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占筮之书(当然不仅是一部占筮之书),易卦的成卦方法无疑是易学的基石,筮法不明,易学便成空中楼阁。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许多根本性的易学问题皆由蓍法萌发,一些重大的易学理论也都建立在蓍法之上。不知学者们是否曾经想过,如果“大衍筮法”从整体上来说属于谬种流传,至少近两千年来的易学将情何以堪!

蓍法的龃龉由来久矣,矛盾的激化集中体现在南宋郭雍和朱熹的相关辩论中。为收提纲挈领、以简驭繁之功,本文就以郭、朱之辩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筮法为主线,对“大衍筮法”作个大略的介绍。

中华千古之光周易古谜破译(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2)

一、指导思想上的异同

郭雍比朱熹年长20余岁,以易、医、兵法、历法之学显名于当时。其易学著作有《郭氏传家易说》《蓍卦辨疑》,后者全文已经亡佚,幸赖朱熹《蓍卦考误》为批驳而有所迻录,后人仍能由斑窥豹。郭雍与朱熹就蓍法(注:今人所谓“筮法”,古代易家常称“蓍法”)进行过往复较量,从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朱熹的《晦庵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可知郭、朱蓍法之概貌。

郭雍对孔颖达、刘禹锡、李泰伯、张载、程颐、邵雍、郭忠孝等唐宋学者关于“大衍之数”章的解读或由此总结出的蓍法作了些介绍,不难想见他也有援引先达时贤,取己所需,以证他本人主张的蓍法堪称正宗老字号的用意在。尽管后世学者一定程度上都是朱而非郭,至今余敦康先生也以为朱法较之郭法“相对优胜”(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四期)。但是,平心而论,仅就学术态度而言,比起朱熹解《易》时“只要需要,就敢捏造”,郭雍还是表现得要严肃、纯粹些。然朱熹的天份实在较郭雍为高。

郭雍在探究蓍法的渊源时,与不少腐儒一样具有偏执、极端的弊病,他认为包牺画八卦,并非通过蓍法来成卦,换言之,就是卦在筮先。至于天地之数和九、六之别,在他眼中,那是文王重卦以后的事情。文王、周公殁后,圣人的大道随之湮灭,人们崇尚揲蓍末技,才有了大衍数蓍法应运出世。他甚至认为象数之学是汉代以后才附会到《易》上去的伪易学。今天我们已不难懂得,企图单谈义理而摈弃象数的做法只能说是鸠占鹊巢之举。但郭雍所处的时代,局限实在太多,这就势必导致郭雍的蓍法难以避免剑走偏锋。

《周易·系辞上传》“天一地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段文字,是最容易让学者产生河洛之说和五行入易的联想的。可郭雍不以为然。因《系辞上传》明确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他无法公然否定“河图”“洛书”与《易》之间存在的联系,便退而求其次,采用曲线救国的策略,以为河出图而后包牺画八卦,可“河图”非卦;洛出书而后大禹书为字,可“洛书”非字——那么用来成卦的蓍法自然就不能确认其必然与“河图”“洛书”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也是间接的。至于天地之数在《系辞上传》中是否与五行有着对应的意味,郭雍说“于《易》无所见”,“非《易》之道也”,他看不出《易》里面有五行什么事,当然更看不出蓍法与五行有什么牵扯了。

朱熹作为一代大儒,与郭雍相比较,出乎意料地少了拘泥,多了焦躁。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易》的本来面貌即为卜筮之书,为蓍法寻找理论依据时,反郭雍的“务虚”之道而行“务实”。朱熹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河图》《洛书》作为《易》的象数之源,认为大衍之数和九六八七均出自《河图》《洛书》。朱熹、蔡元定因西汉孔安国、刘歆皆论及过“河图”“洛书”,又依北魏关子明《关氏易传》,对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河九洛十的“河图”“洛书”进行修订,形成河十洛九的《河图》《洛书》,并坚定不移地相信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六、大衍之数都是以其作为母体的。而五行,朱熹认为与《河图》《洛书》《易》密不可分。客观地讲,朱熹并未找到《河图》《洛书》以及五行与易数的实质联系(这一点,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作出解释),但他的直觉让人惊叹,真理只距他一步之遥了。可惜这关键的一步,他未能迈出,其后千多年的易家也未能跨越。

郭雍是缺乏理性地一味往义理上去觅蓍法的答案,他连大衍之数的探讨也以为是不可穷尽,故无穷尽之必要的。让他来做蓍法这种易学中的数学题,真正苦了他。朱熹则是百折不回地通过易数的途径去觅蓍法的真相,哪怕是缺乏论证的充分、必要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硬着头皮上。他们走的是迥异的路子,所以郭、朱蓍法最终成为“大衍筮法”富有代表性的两大流派,后来一些学者进行改进的蓍法大率未超郭、朱二人之畛域。易卦本来就是筮数而得,蓍法若是脱离了易数的轨道,结果不言可知。郭雍南辕北辙,朱熹的大方向不谬,所以郭雍的蓍法数理上极不严密,朱熹的蓍法失误程度较轻,因此后人才会有朱熹比郭雍正确的印象。

尽管如此,郭、朱蓍法在认识上还是存有不少共同点。这也是它们能统归“大衍筮法”门下的原因。归纳如下:

1、都是揲四法,得数都是四种数;

2、都将九六七八视为占筮得数;

3、都以为占筮得数不但分阴阳,而且分老少,老阴最终转换为少阳,老阳最终转换为少阴;

4、都将“大衍之数”章中“挂一”之“一”理解为一根蓍策;

5、都以为至“再扐而后挂”止,是得数成一爻。

以上几点,学者们乍看稀松平常,似无郑重其事罗列出来之必要。可是,除了第一点,其余的都站不住脚,“大衍筮法”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些地方,故先存于此处,以期引起学者们阅读以后的文章时特别之注意。此外,这几点的综合也大致可以作为“大衍筮法”的定义的。

中华千古之光周易古谜破译(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3)

(注:为控制文章篇幅,以免引起阅读疲劳,余二章容后待续,欢迎关注本号以便及时了解鹤林居士对“大衍筮法”的见解)

二、具体过程中的区别(点击查看>>>)三、其他学者间的见解(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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