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初创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奠定了隋唐之后历代封建朝廷的治理体系。这一影响中国古代1000多年的隋唐官制是如何形成并确立的？还有哪些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又是如何运行的？
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央机构，它的组成都是纷繁复杂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央官制，我们先从武则天掌权时期的一个故事说起。话说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先是立唐中宗称帝，又借口唐中宗昏庸，废黜了他，改立唐睿宗，自己走到前台，临朝称制，接着便是官民改易运动。武则天将现有的机构都换上了女性色彩，比如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更名为鸾台，秘书省改称麟台。原来的宰相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他的官职就变成了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这个刘祎之心系李唐王朝，忠于唐睿宗。他眼看着武则天就要改朝换代，篡夺李家的天下了，他心底是反对的。有一天，刘祎之私底下发牢骚说；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可叹的是啊，周围的人转身就向武则天告密了。武则天大怒，对左右说，刘祎之是我提携重用的人，竟然有背叛我之心，难道对得起我的恩情吗？
武则天马上给刘祎之罗织罪名，很快就有人出来告发，说刘祎之接受契丹部落的黄金贿赂，而且还私底下和其他官员的小妾私通。武则天下令对刘祎之立案调查，他派来使者向刘祎之宣敕，传达对他的调查决定。刘祎之正义凛然地反驳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刘祎之他是凤阁侍郎，他说不经凤阁鸾台，就说这个来的使者宣布的命令没有经过他的手，何名为敕？也就是说刘祎之根本就不承认这道命令的合法性。我这个中书侍郎都不知道的命令，怎么能够称为敕令呢？
刘祎之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公开质疑武则天命令的合法性？更奇怪的是，使者面对刘祎之的质疑，竟然是哑口无言，悻悻而归。武则天听到汇报后，立刻就以罪名赐死刘祎之。《唐律疏议职制律》明文对悍至使得罪名，武则天呢，并没有绞死刘祎之，而是赐死于家。如此刘祎之可以免去公开行刑的羞辱与疼痛。而且刺死通常带有政治待遇，除非是特指规定赐死对象可以保留生前的政治待遇，不抄没家产，不罪及家族，子孙后代官职照旧，科举依旧。
而公开行刑的人就没有这些优待了。所以武则天的狠毒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他残忍地剥夺了刘祎之的生命，让坚强抵抗的刘祎之感受到了自己的威力。另一方面，因为是改公开的绞死为在家赐死，刘祎之还要向武则天上表谢恩。
垂拱二年686年八月，宰相刘祎之就在自己的私宅里自尽了。刘祎之与武则天的抗争以失败结局，那么他抗拒武则天的底气到底是从何而来？武则天派人传达的命令到底算不算数？是否合法呢？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要深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去分析了。
话说隋文帝杨坚创建了隋朝，他是篡夺北周小皇帝的江山得来的。杨坚是北周的大宰相，他以宰相府为核心，设置僚属，积蓄力量，逐渐就架空了皇帝，最终谋权篡位成功。杨坚当上皇帝后，首先思考如何巩固权力，他自己便利用制度的漏洞树立了恶劣的榜样。如何防范其他人有样学样，像他一样篡夺隋朝的天下呢？客观上来说朝廷中枢政务繁杂，不是一个人能够独断的，皇帝必须要寻找其他人分担行政，也就是说皇帝一定要与其他人分享权力。
之前的做法是设置宰相，由宰相来辅助皇帝决策和行政。杨坚当过宰相，董卓，曹操，司马昭，萧道成，萧衍，岑霸先等等，野心家也和杨坚一样担任过宰相。一想到这一长串的野心家的名字，杨坚对现行的宰相制度就打了大大的问号。宰相当中的相字带有副的辅助的意思。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就纷纷设置宰相，主管行政事务，小事直接就决策施行了，大事呢。决策以后，报请君主裁定。秦国建立以后，正式确立了宰相统领百僚，处理天下政务，甚至掌握人事权的制度。宰相开府辟僚自成一套与皇宫并行的机构，形成了相权。相权来源于皇权，但独立性很大，分割制约了皇权。汉武帝时期，宰将田蚡大揽实权，对人事安排颐指气使。一次，汉武帝刘彻愤怒地质问道，宰相安排完官员了没有？寡人也想任用几个人。当时宰相统领三公九卿，士大夫遇到事情，先到宰相府汇报协调，汉武帝就感觉到大权旁落，直接提拔身边处理档案典籍的低级文官尚书，用尚书直接来传达圣旨，进而协助处理政务咨询，顾问决策。尚书们迅速就架空了现有的以宰相为首的决策机构。
随着尚书们职权明确，机构扩张，最终形成了尚书台。此举发生在汉武帝强化皇权的大背景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转折，也是宰相制度遭遇的第一场大冲击。东汉光武帝将三公并列为宰相，同时强化尚书的力量，扩大尚书台的机构，设了六曹尚书，尚书台开始直接施政，向下发号施令，宰相的权势就进一步受到削弱。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大权在握，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反倒是有了宰相之名的太尉司徒等人反过来要请求兼任尚书令。否则啊，就是假相，只有以三公之尊兼任尚书令的人才是真相。
新的问题又来了，尚书令成了皇帝忌惮的新对象。东汉后期，尚书令已经不常被皇帝常常任命官员领尚书事，或者录尚书事，主持尚书台的实际工作，但是不授予真正的名分。即便如此，领录尚书事的人依然是实质上的宰相，比如霍光、诸葛亮等人，都是以此身份主持过尚书台的实际工作。
为了制约尚书魏文帝，曹丕又提拔了身边的另外一群低级官员中书来处理机要，起草诏令。中书原来是近侍文官，曹丕设置了中书省，以中书监为长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的权力下降，中枢取而代之。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中书监成了威胁皇权的新对象，皇帝们就把目光又投向了替自己处理日常事务的近侍：侍中。南北朝时，侍中机构扩张为门下省，尤其是在北朝政出门下，门下省成为了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而在南朝呢，侍中与中书令平分秋色。中书省、门下省共同掌握实权。至于名义上的宰相，三公和原来飞黄腾达的尚书令，如今只是遵命执行而已。
现在杨坚赢得了天下，如何杜绝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成了他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可以延续之前皇帝的做法，设置新的机构，取代中书门下的先前的实权部门。可是这种思路造成朝廷机构人员臃肿，并且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新的威胁皇权的宰相出现。那么，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杨坚进行了怎样的制度变革？他的变革对后世朝代的中央官制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杨坚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的职衔，安置德高兴荣的忠臣，不负实际的责任。杨坚另设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来负责实际的行政，成为真正的行政中枢。内史省就是原来的中书省，因为要避杨坚父亲杨忠的名讳而改成了内史省。三省的分工是内史省负责决策，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议，长官称纳言，尚书省负责日常政务，至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三者分担行政的不同阶段，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三省之中，尚书省政务最为繁重，又分成立吏、礼、兵、民、刑、工六个部，处理相应的事务。
吏部负责人事安排，礼部负责礼乐文教，兵部处理军政武备，民部在唐朝的时候避李世民的名讳改称户部，掌握财富民政，刑部负责司法、刑狱，工部掌管土木、营造、工程、水利等等。各部的长官为尚书，副职称为侍郎，每部的下面所司，各司的长官为郎中，员外郎。我们熟悉的大诗人杜甫，北宋词人柳永都曾经获得过工部员外郎的职衔。
隋朝设立六部以后，之后的各朝官制基本上就此固定，再也没有大的变动，几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小修小补。同时，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等等机构依然保留，但是权责和规模大大缩小，协助六部处理相应的政务。他们从秦汉的行政主体退化为了行政辅助机构。唐朝基本照搬了这套体制作为自己的中央行政框架，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负责各处表章文书的上传下达，就军国大使官员的任免提出建议，并且负责起草，宣布诏令，强化决策机构的职能。
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的决策与诏令，对于不当之处提出意见，并且有封驳奏还的权利。长官是侍中，侍郎。尚书省是最高的行政衙门，负责正面的贯彻落实，长官是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就担任过尚书右丞，史称王右丞。尚书省直接处置人财物，最容易切权扩张，尚书令的实权仅次于皇帝。所以一般不轻易授予他人，由尚书左右仆射同时负责政务。
早在隋朝的时候，尚书令就很少实授，左右仆射就是事实上的尚书省长官。新唐书，百官制概括三省制是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唐朝最高决策的流程就变为了皇帝与宰相们商议大事，交给中书省提出一个草案，经过门下省审核同意以后，再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由尚书省来执行。因此，开头的故事当中，刘祎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摆在白纸黑字上面呢，它是没有办法反驳的。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啊，可以看到鲜明的分权制衡。
三省辅助皇帝共同决策，下达诏令，另一方面呢，决策和行政权都分散了，再也难以出现，全程不可能出现大权独揽，阴谋篡位的宰相了。皇帝的权利表面上看依然受到三省的限制，但比之前啊，皇权和相权一对一的对峙已经是好了很多，皇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上涨，刘祎之在与武则天的对抗当中啊，就一败涂地，被迫自尽。刘祎之死后不久，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在三省六部制下面皇权的状况。
唐中宗时期，韦皇后家族及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等人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奴婢佣人，只要他们能够行贿30万钱，就能够甩开正常的朝廷人事制度，直接得到唐中宗亲笔敕书任命的官职。唐中宗虽然顺从妻女的意思，但毕竟对这种非正常的人事任命心里没底，他把这些敕书都斜封，而且上面所书的敕字是用墨笔书写，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分的敕命明显不同。最后从侧门交付给中书省办理。中书省拿到后，因为任命不是经过中书省门下省，而是由皇帝直接发布的，他们呢也不过问，还是机械地将这些文件向有关部门传达而已。
当时朝野对这些走后门非正式默任的官员很看不起，称呼他们是斜封官。当然也有官员在执行过程当中阻止这些任命，比如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就前后阻止了1400多名斜封官的任命，由此可见啊，这批人数量之多，由于人事制度政出多门，官员任命太烂，导致啊朝廷的各个衙门官员总量大增，办公室都坐不下人了，舆论讽刺为三无坐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唐中宗在妻女的蒙蔽下可以强硬地为所欲为，但是在制度面前还是心虚，不敢光明正大地为所欲为。
那么在三省六部制下面，宰相的变迁还存在什么样有趣的过程呢？三省六部只是集体宰相制，三省长官和尚书左右仆也都是宰相。在实践当中，个别资历深，个性强，守望高的三省长官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群体的领袖，成为威胁皇权的新的权项。那么，历代皇帝对此是如何加以防范的呢？
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通常是合署办公。一开始呢，双方聚会的地点是门下省的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从侍中迁任中书令，将政事堂案也迁往了中书省。后期呢，尚书省的长官也参与到政事堂议事。三个省的长官啊，先在政事堂议定的事情，然后再奏文请旨。从此，政事堂就成为了宰相们议事和办公的场所。贞观八年，尚书右仆射李靖因病请辞，唐太宗没有答应，要求他带病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本意是处理章奏授予官员宰相的权利，后来呢，逐渐演变成了官名。
永淳元年，唐高宗命令门下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说，职务同中书令，侍中，有权进入政事堂议事。此后，凡是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都是事实的宰相。这两个头衔都将中书门下合称，这是因为中书门下日益混为一体。贞观元年，大臣杜淹以吏部尚书之职参与朝政，也就是进入政事堂议事。此后其他人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等等名目日渐增多，都有权入政事堂议事。
综上所述，不论是平章事，同中书门下，还是参与政事，都不是三省的正式长官，甚至不在三省办公。但是呢，是行使宰相的实权。皇帝可以轻易将众议的官员捧上宰相的高位，又可以将不再信任的临时宰相们打回原形，继续担任他们原来的本职，这就极大地稀释了正式宰相的权势，而且给皇帝随意增减宰相大开方便之门。此例一开，皇帝自认为找到了防控相权的妙方，放开使用资历较轻或者不符合惯例的官员，同中书门下三品，参与政事，干宰相的事儿却不给宰相的崇高待遇。这样呢，即便于控制新人，又可以削弱旧人。
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正式宰相，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虚衔，实际主持的宰相则成为了临时的差事。进入宋代以后，中书省与门下省正式合并为中书门下，掌握行政大权，长官为平章事，政事堂依然保留与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合称政府。
宋朝官制以冗杂重叠组成，除了枢密院掌握军事外，又有三司使掌握财政，宰相的军权，财权都遭到了剥夺，三省制已然是名存实亡。元朝则废除了门下尚书两个省，以中书省主管行政，地方行政得以中书省外派的行中书省即行省来负责。明太祖朱元璋则进一步强化军权，废除宰相，罢中书省，权分六部。这次六部制最终取代了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可算是隋朝，唐朝，宋朝三个朝代的中央官制。他奠定了隋唐之后朝廷的治理体系，蕴含在其中的分权制衡的思想也闪耀着政治智慧的光芒。但是，三省六部是古代专制皇权强化的重要一环，他的制衡是朝臣内部的制衡，并非是对皇帝的制衡。中书省是三省的核心，掌管决策。贞观18年，岑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位列宰相的核心。他不喜反忧，母亲就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岑文本回答非君非旧，过度承受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庆贺，岑文本却说今受吊不受贺。这是因为啊，岑文本并非房玄龄，杜如晦那样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旧部，甚至都不属于唐朝的开国阵营。
相反是投降唐朝的割据势力的旧臣。李世民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令，不是看重他的决策能力，而是岑文本是闻名于世的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做人老实，工作认真，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中书令，而不是思想活跃，独立思考的决策者。三省六部制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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