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①，武之不葬而兴师②，养志、养口③，小杖、大杖④，割股⑤，庐墓⑥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⑦”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⑧。”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⑨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词语解释：①舜之不告而娶：语出《孟子.万章上》，原文“万章问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对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②武之不葬而兴师：指周武王未葬其父周文王，就兴兵讨伐殷纣王。事见《史记.伯夷列传》卷六十一。
③养志、养口：语出《孟子.离娄上》，原文“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徹，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徹，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曾元，曾参之子，曾皙之孙。
④小仗、大仗：事见《孔子家语.六本》，原文“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仗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久之，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曰；‘舜之事瞽叟，小仗则待过，大仗则逃走，姑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不孝孰大焉？”
⑤割股：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疗亲典故，指孝子割舍自己腿上的肉来治疗父母的疾病。
⑥庐墓：古人在父母或者老师过世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称之为庐墓。
⑦“道在”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⑧“夫道”二句：语出《孟子.告子下》。
⑨规矩：指规和矩，规是校正圆形的工具，矩是校正方形的工具。
译文：来信说：“道的大旨容易明白。像您所说的良知良能，就连愚夫愚妇都具有。而至于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不同的人做起来）就会有毫厘和千里之大的差距，（所以）必须有待学习才能知晓。现在您举例说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像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仗就承受大仗就逃走，割股疗亲，筑庐守墓等事，或者持守常规，或者适当权变，在其中的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评判出一个是非，以作为行事的的标准。这样，才能做到心体不被蒙蔽，临事才没有过失。
道的大旨容易明白，这话很对。不过后世求学的人忽视了这容易明白的地方而不去实行，反而汲汲以求那些难以明白的，然后将其当作是学问。这也就是《孟子》中所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在近处却到远方寻找，事情在容易的地方却到难的地方寻求）”。孟子还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就像大路一样，哪里会难以知晓呢？只怕人不去践行（道）而已）。”
良知良能方面，愚夫愚妇和圣人共同具有。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这就是圣人和愚人之间的区别，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圣人怎么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专门把这些当作学问的根本，而圣人所说的求学的人，正是指那些能致其良知，能精详地审查自己心中的天理（的人），这和后世所说的那些学问是不同的。亲没有顾得上致自己的良知，反而汲汲于在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上求索，这正是犯了上面说的求那些难以明白的，然后将其当作是学问的弊病。良知相对于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像是规、矩、尺度相对于方、圆、长短一样。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不可以预定，就像是世间的方、圆、长短是不胜枚举的一样。所以只要规和矩一旦确立，方形和圆形就无法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方和圆就能不可胜用了；
一旦尺度的（单位长度）确立，长的、短的距离就不能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长短就能不可胜用了；只要良知被“致”了，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不能作假，然后实行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也就不可胜用了。毫厘和千里之间的误差，不用我心中良知的一念之微去体察，又将凭借什么作为依据去应用其所学呢？如果不用规和矩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方和圆，不用尺度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长和短，我只能看出这些行为中的乖张和荒谬，终日忙碌而终归一事无成而已。亲说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但是“知道”却不能致其“知”的却不少啊！如果说粗略知道了温清、定省中的仪节和程序，而就称他们能致其知，那么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当仁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仁的知了；知道作为臣子当忠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忠的知了，如此天下又有谁是不能致他的知的呢？由此而言就知道要致知就必须要行动，而不行动就不可以称之为致知，这是很明白的了！知行合一这个说法的体系，不就是很清楚了吗？像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哪里是舜之前就有人不禀告父母就娶亲，以作为（舜效法的）准则的呢？所以说舜是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这种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难道是周武王之前就有人不葬（其父）而就兴兵的作为准则吗？所以说周武王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如此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假如说舜的心不是真挚地担心没有后嗣，周武王的心不是真挚地要拯救百姓，那么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就是极大的不忠不孝。而后世的人不下力气在致其良知，以精详地审查自己心中的天理以用于应事接物之间，反而想凭空地讨论那些权变情况下的应对之事，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来企求处理事情时没有过失，那就偏差太远了。亲所举的其他事例，皆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所说致知的学说，也就可以知晓了。
解读：
先分析一下顾东桥提出的问题，首先他说了“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这一点也得到了阳明先生的认可，从此前提推论出圣人和愚人都具有良知良能，在这里两人也达成了共识。
但接下来，分歧就来了，顾东桥表达了两层意思，来说明“节目时变”中的详细内容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第一层，他诘问阳明，你说的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意思就是关于孝道几乎人人都能谈得来，但是世间大不孝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所以要做到孝还必须通过学习。第二层，他举了那些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来说明现实世界中人所面对的孝亲情形的绚烂多姿性，来进一步证明学习”节目时变之详”的必要性。
东桥同学举的这些例子，每一个后面都埋藏着一段或关于爱情，或关于战争，或关于虐童，或关于恐怖等体裁的故事，而一旦通过我们古人的剪裁加工，全成了孝亲的案例。这些典故中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倾向，以现代的眼光看，不少都可以视作是封建思想中的糟粕，这些东西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了。比如割股疗亲，作为吃人封建礼教的典型一直被我们猛批，其中的大仗、小仗的典故，放在现代，也只能作为虐童事件而登上新闻网站的头条。所以说，这些典故细谈起来也是争议一大堆，我们就不要去趟这趟浑水了，只需要知道，东桥同学不过是举了一些孝亲方面比较反常的案例就行了。
再来看阳明先生的回复，他首先点破了世人的通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当然是引用儒家著作《孟子》中的话。其实在《道德经》上，李耳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意思是大路是非常平坦的，但是人们就偏偏不喜欢走大路，就喜欢找那些坑坑洼洼，歪歪曲曲的小路走。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对人类的这种德性洞若观火。从这里阳明引出了下面的结论，良知良能虽然愚夫愚妇同圣人一样都具有，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真理往往就是如此简单，如此朴素。
“节目时变之详”这些东西，圣人不是不理会，而是没有将他们作为头等大事来理会。头等大事依然是致自己的良知，世界上太多的人，连自己手边那些已知的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却踮着脚去眺望那些远处模糊不清的未知的事情。所以良知之不能致，也就可以知道了。然后阳明将良知比喻为规、矩、尺，将天下的“节目时变之详”比喻为“方形、圆形、长短”，只要有了这些工具，那么就可以丈量天下的方形、圆形、长短。
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阳明这里是把良知放到了一个最最基本的层次来看待，如果将人比喻为是一台计算机的裸机，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就像是安装在这台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所以说它是最基本，最底层的软件。而“节目时变之详”就好像是具体的应用软件，只要你的操作系统没有漏洞或者病毒，运行流畅，那么任何的应用软件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良好。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许多人的思想就好想是一个布满了漏洞或病毒的操作系统，却不去想着如何实现操作系统的健康运行，却玩了命地在那里做能让应用软件正确运行的努力，这岂不是头疼医脚了吗？
所以说，阳明先生和顾东桥在这里分歧之所在，就在于顾东桥是在说应用软件这个层次的问题，而阳明先生是在说操作系统这个层次的问题。阳明先生强调操作系统，正是为了更流畅地运行应用软件，所以看似没有谈论应用软件这个层次的问题，其实已经谈了，而顾东桥在那里大谈应用软件的问题，却忽略了是操作系统本身有毛病而导致了应用软件的运行不畅，所以看似在那里谈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没有找到病根。
按照阳明先生的说法，像顾东桥说的“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这句话中说的“知”其实是“觉知”，而不是良知，（请参看上节的阳明心学体系图）。世人大多所谓的“知”，都是被局限在了“觉知”这里。所以，阳明就得出了他学说中最有力的一句结论“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只有通过行，将良知判断为正确的“觉知”给“致”了，才是真正的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是知行合一。最后，阳明又拿顾东桥举的那些孝亲特例中的情形，解释人在解决“节目时变之详”这些问题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依然是自己内心的良知，除了良知，真的没有第二个标准可以作为人恪守不渝的圭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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