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9日是刘半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一场名为“刘半农侦探小说分享会”的活动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从江苏江阴走出来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与著名语言学家，不但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还和程小青、周瘦鹃等人一同翻译了中国最早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而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一线”侦探小说家中，江苏籍作家占据了近三分之一，在他们笔下，江苏尤其是苏州，也常常是侦探案件的发生地……
刘半农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插画，为漫画家钱病鹤所画。
福尔摩斯影响了很多人
1908年9月10日，中秋节夜，苏州省城的中区阔巷内，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是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的开头。这本小说塑造了一位“东方福尔摩斯”人物形象——罗师福，在小说中，罗师福甚至自承，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正是要拜师福尔摩斯。
1908年，福尔摩斯已进入中国12年。民国侦探小说收藏家、“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主编华斯比告诉记者，1896年9月27日—10月27日，晚清维新派报刊《时务报》连载了侦探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海军协定》（The Naval Treaty），这篇小说由翻译家张坤德翻译，这也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而从1902年开始，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作为“新小说”之一的侦探小说，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一起被当时的“新小说”理论家们划分为具有“政治功用性小说”，在晚清被大力译介和推广。梁启超认为，政治小说可以介绍一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小说可以介绍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侦探小说主要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的一些司法制度和刑讯制度。他是想通过这些小说，来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以开启民智。
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再加上侦探小说本身的魅力，让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小说类型日益红火。而福尔摩斯则是其中最炙手可热的一个。这位虚构的侦探形象影响了当时很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除了《中国侦探：罗师福》的作者南风亭长外，还有日后成为侦探小说巨擘的程小青，以及刘半农、张天翼等。
刘半农侦探小说《匕首》插画，为漫画家丁悚所画。丁悚是漫画家丁聪的父亲。
作为侦探小说家的刘半农
我们都知道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他催生了新式标点符号，创造了饱含男女平等主张的汉字“她”，还写出了传唱至今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的歌词。但刘半农早年文学生涯还有少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他还曾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
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是在上海兴起的，而刘半农也是在上海工作、漂泊的那段时间里开始尝试写侦探小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战玉冰对民国侦探小说颇有研究，他告诉记者，侦探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中的一类，它是一种消费性阅读，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读者群体来作为消费市场，而在当时的上海，存在着一个相对成熟、稳定，且数量可观的“市民读者群体”。民国时期上海市民识字率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人都是白天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则需要一定的休闲文化产品来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报刊杂志、电影戏曲都是他们的日常所好。而侦探小说正是填补其阅读需求的小说类型之一，因此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大量侦探小说在报刊杂志上连载，之后又纷纷集结成单行本出版。民国时期的上海成为中国侦探小说最为集中的城市，背后有着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根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民国侦探小说只有在上海，才能取得如此繁荣的局面。
刘半农的第一篇侦探故事《匕首》发表于1914年夏天的《中华小说界》上，当时用的笔名还是“半侬”。《中华小说界》杂志创办于1914年1月，由中华书局发行，沈瓶庵主编。沈瓶庵还是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他与王梦阮合著有《红楼梦索隐》一书，其提出的“顺治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至今仍有余响。
《中华小说界》这本刊物在当时可谓名家云集，林纾、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严独鹤、王汉辅、向恺然等著名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刘半农也有多部译作和著作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其中就包括他的几部侦探小说创作。比如刘半农最重要的“捕快老王探案系列”（包括《匕首》和《淡娥》），以及其仿作、“恶搞”“侦探福尔摩斯”的《福尔摩斯大失败》系列作品（共五篇）。
刘半农不光戏仿“福尔摩斯”，还和程小青、周瘦鹃等人合作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共十二册，内收44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当然，这本所谓“全集”必然不全，因为当时柯南·道尔还在继续创作他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但这套“全集”的确是中国最早的对“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的大规模译介，相比于此前单篇翻译的“零敲碎打”，影响力和重要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这套“全集”的翻译背后，刘半农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不仅亲自上阵翻译（比如《四签名》），还专门为这套书写了一篇跋文和《英国勋士柯南道尔小传》，是我们了解早期中国人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认识情况的重要参考文献。
很可能是受到自己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影响，刘半农的侦探小说创作也明显有着福尔摩斯的影子，他那五篇《福尔摩斯大失败》自不必多说，就连“老王探案系列”的第二篇《淡娥》中，故事讲述者“余”和侦探“老王”，也俨然是中国版的“华生与福尔摩斯”。
程小青参赛小说《灯光人影》
江苏籍侦探小说家占了1/3
中国第一篇原创侦探小说到底是哪一篇？华斯比告诉记者，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附录三《原创侦探小说目录（1901—1949）》显示是剑铓于1901年发表于《启蒙通俗报》（《通俗日报》）的《梦里侦探》。这一说法据说来自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但其实1901年这个时间是樽氏目录中一个打了“？”的“存疑”时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第一篇原创侦探小说是知非子的《冤狱缘》，并认为它发表于1885年。但事实上，这本小说中出现了“福尔摩斯”的名字，而福尔摩斯探案首篇《血字的研究》发表于1887年，所以其中显然在哪里出现了错误。
如果说中国第一篇侦探小说创作尚不能确认其具体篇目与时间，那么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应该当之无愧非程小青莫属。
程小青，1893年出生于上海，16岁进入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边工作边学英文。1915年，程小青就已经担任苏州天赐庄东吴大学附中吴语科临时教员，同时又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教书。而到1923年，他索性在天赐庄附近购地造房，从此定居苏州。1949年后，程小青任教于苏州一中。
1916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举办《灯光人影》的命题征文大赛，程小青的文章被选中，在这篇文章里，程小青塑造了一个大侦探，名为霍森，助手包朗，这样的组合明显是受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影响。然而到他写《江南燕》时，想延续这个组合，或是因为记忆出错的缘故，他将霍森的名字写为了霍桑。
1933年，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收录于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霍桑探案汇刊》二集第一册）中却回忆说，他当初写《灯光人影》时用的是“霍森”这个名字，只是被排版人员误植成了“霍桑”。这种说法一时成为不移之论。但后来华斯比查看了当期《新闻报》的扫描件，发现《灯光人影》刊发时写的就是“霍森”，是程小青自己的回忆有误。
但不管怎么说，霍桑已经成为中国侦探小说的经典人物。
战玉冰博士告诉记者，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作家，以江苏、浙江两地居多。毕竟从明清以来，江浙一带就是文化繁盛之地，是才子辈出的地方。而上海与江、浙两地之间又有着交通的便利，所以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江、浙籍作家特别多。具体到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作家，江苏人占了大约1/3，其中又以苏州最多，除程小青外，还有陆澹安、姚苏凤、包天笑、徐卓呆等人，他们都是苏州人或曾长期生活在苏州。此外，还有常熟人俞天愤和江阴人刘半农，也都是侦探小说的创作好手。所以如果我们说江苏籍侦探小说作家占了当时中国侦探小说界的“半壁江山”，似乎也不为过。
据战玉冰博士介绍，当时在上海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大部分来自于两个文学团体，一是杭州的兰社，一是苏州的星社。程小青、包天笑、赵苕狂等人都是星社成员，兰社这边则有张天翼、戴望舒、施蛰存等人。不过有趣的地方在于，兰社成员多是“少年聚会”，而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转投新文学创作而放弃了侦探小说，但苏州的星社成员却大多一直坚持通俗小说写作，由此苏州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一大重镇。
和“兰社”中的张天翼等人相类似，刘半农后来也放弃了侦探小说写作，而加入了“五四”《新青年》阵营。
但对于从“星社”走出来的程小青来说，情况又是有所不同。他始终强调侦探小说的科学启蒙作用，并以此为己任坚持创作，程小青曾把侦探小说比喻成“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强调它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而对好友们纷纷放弃侦探小说创作，程小青曾写文章表示无比惋惜。
“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其中刘半农为江阴人，陆澹安为苏州人。
上海与苏州的“双城记”
战玉冰博士曾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点进行过统计，他告诉记者，在民国的侦探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场景空间主要集中在上海，这和当时侦探小说作者、杂志社、出版社、读者多集中在上海有关。此外，苏州也是经常被中国侦探小说书写的一座城市。
比如《中国侦探：罗师福》中第一案的案发地便在苏州的阔巷，这个巷子现在还在，前两年华斯比还实地探访过。此外，小说中提到的干将坊巷、元妙观等在现实中也都确有其地。书中的元妙观就是现在位于观前街的玄妙观。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小说里时间的准确性，比如“1908年9月10日”这一天的确如书中所说，正是那一年的中秋节。
《中国侦探：罗师福》这本书的作者南风亭长生平不详，但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华斯比推断他应当是苏州人，或是曾长期生活在苏州的人。他甚至根据文本内外的蛛丝马迹推断此人极有可能是现代戏剧先驱陈大悲在大学时代使用的笔名，当然想要坐实这一说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此外，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中的早期作品《江南燕》，故事也发生在苏州。小说开篇就是霍桑与助手包朗傍晚登临苏州的城墙，侍骑巷（苏州有侍其巷，作者可能故意这么写）、十梓街等地名至今犹在，也为苏州读者所熟悉。这篇小说1933年还被改编成为同名电影，一时间影响很大。
而陆澹安、朱?（音同翼）等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也都曾将笔触从上海延伸到了苏州。除了将苏州作为侦探案件的发生地之外，细读之下会发现，这些小说也多多少少保留了晚清民国时期苏州的风土人情。但总体来说，大多数情况下，苏州是作为上海的外围延伸和对照而出现的，比如上海被认为是现代的代表，苏州则相对象征了传统的文化；上海作为世界的枢纽，苏州则别有其作为地方的魅力。
来源：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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