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字精深博大。
博大到所有的社会阅历，人生道理似乎都被穷尽，精深到语言玄妙至极，不可测度。
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而汉语中的成语又是语言的精髓，因为很多的成语都代表了一个典故。典故如同细胞，包含了文化传承的遗传基因和密码。单看这些成语典故，启迪智慧，犹如醍醐灌顶。但看多之后，迷茫疑惑，甚至互相矛盾。不同成语，如果串联组合的阅读，就如同中医药方，会有奇效。
有时，中国文化的密码就藏在这种组合当中。但你需要像煎药一样，拿捏比例，火候，次序，才能治病救人。如果不懂方法或药方不对，那就可能吸收糟粕，弃其精华。
看看这三个成语典故：春秋笔法，皮里阳秋，文过饰非。
春秋笔法。来源于孔子所撰的《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皮里阳秋。皮里：指内心。阳秋：指《春秋》。皮里阳秋这个成语本来写作“皮里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到了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母亲郑太后名叫阿春，为了避她的讳，遂改为“皮里阳秋”。皮指外表，里指内心，春秋即孔子所修的史书《春秋》。“皮里阳秋”的意思就是表面上不作评论，内心却有所褒贬。
文过饰非。出自孔子《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 陈庆镛，清朝道光帝时任御史，有直谏名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政府打算重新起用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及外交上丧权辱国的官员。陈庆镛上奏认为不应起用有罪官员，希望皇帝收回成命。这本奏章呈上，道光帝不但没生气还嘉奖了他，并指示说：“我没有了解人的英明，以致于琦善、奕经、文蔚等人战败，出师失利，只有反回来检查责备我自己，不想推罪过给群臣。现在御史陈庆镛呈请我收回已经发布出去的命令，我不是一个可以文过饰非的君主，我怎能袒护包庇他们呢？”于是，就立刻革去琦善等人已经新任命的官职。
这三个成语典故有什么关联吗？春秋笔法产生的根源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个文人史官，要纪录帝王，解读圣意，得顾及君王和政权形象，哪怕他是孔子。作为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圣人，孔子开了个坏头。发展到皮里阳秋，话不明说，乃至话根本不说，逐渐成为主流体制默认的一种潜规则。这样的规则发展到最后，结果就是即便错了，认识和改变错误的依然是君王本人，最后这个文过饰非的典故绝非孤例。简单说，对三个成语典故的解读逻辑就是知其根源，查其路径，观其后果。而不简单的是，如何才能熟练运用。权力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合谋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文化，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没有思考的能力和方法，那就只能是教育和灌输的对象。
这样的逻辑发展到近代，终于出现了全面的文化反思。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蔡元培也曾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瞿秋白更激烈：“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这么极端的思想，正是由于几千年来对封建王朝愚民政策的深恶痛绝，尤其是当袁世凯称帝以后，当时的文人，已经对旧文化的厌恶到达了一种认为不摧毁就不会进步的程度。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白话文终于替代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已经腐朽落后的传统文化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
历史的经验是，文化如同菜系，需要兼收和创新才能不被历史淘汰。打个比方，不能因为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长大了你还只喜欢那口，别的美食你都不能接受。因为，小时候喜欢的那口只不过是你没有判断力时的习惯和记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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