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做时代的记录者
艾滋病这一重大传染病1981年在美国被发现，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外籍艾滋病病人。《健康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为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鼓与呼，也参与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报道。今天，我们来听亲历者讲述，她见证下的我国艾滋病防控进程。
为关爱感染者鼓与呼
几年前一次会后晚宴上，孟林（“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起人）端着酒杯走向我：“大姐，我代表活着和死了的感染者，给您敬个酒……”那一刻，泪水充盈了我的双眼。我眼前浮现了许许多多逝去的生命。
《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访谈记》，是《健康报》第一次以感染者为采访对象的报道，反映了我国早期感染者就业歧视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联系一名感染者太难了。那时候，暴露的压力远非今日可比。经与感染者单线联系的防疫医生介绍，我联系到北京感染者小张。记得去见小张前，我反复准备想要交谈的话题，反复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交谈不下去的情形，以及如何应变。采访过程，完全是喝茶聊天。之后，我们一起乘地铁回家。真没想到，他家就在我家相邻的一站。当晚，我坐下来写作。没有采访笔记，可小张每句话每个神情每个动作都在眼前。于是，我一气呵成撰写出通讯《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访谈记》。第二天通过那位防疫医生转给他，向他征求意见，由他决定是否发稿。小张考虑几天后回话，同意刊发。
1998年12月2日，《健康报》社会周刊
第一版刊登《与死神同行的日子》
《与死神同行的日子》记述了我国最早感染的一位艾滋病病人生命最后的日子，批评了医务人员对感染者的歧视。1997年11月，我接到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周釥民电话，与她一直联系的4名感染者尚存两位，就医和生活都很困难。这4人因血友病注射进口药第八因子感染，是我国最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居民。我由此写了《应为艾滋病毒无辜受染者提供医疗与生活保障》，呼吁从速制定相关政策与配套法规。
为一场大争论画上句号
1995年被称为艾滋病威胁我国一般居民的起始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上防控艾滋病的干预措施开始介绍到国内，也由此引起特别大的争议。其中，“避孕套防艾”之争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推广使用避孕套现已是我国预防艾滋病的策略之一，可在当时被强烈反对。理由是，推广使用避孕套防艾会助长性乱，而且“安全性行为”根本靠不住。阻止艾滋病流行，应该通过发挥中华民族洁身自爱的传统道德力量。一连几年，倡导和反对使用“避孕套防艾”的争论在媒体上无止无休，争论双方都是著名的艾滋病防治策略研究专家。
1998年1月，卫生部等9部委印发了《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11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均提出艾滋病防治要实行标本兼治策略，并将推广使用避孕套列为防病措施之一。然而，1998年岁末，反对推广使用避孕套防艾的报道又在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推出，再度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我和双方专家都很熟悉，如何报道才能不淹没在争论报道之中，让我颇费脑筋。
1999年2月22日，《健康报》
社会周刊第一版刊登《“避孕套”之争》
一天傍晚，我电话得知，争论双方专家均参加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当日召开的一个会议。晚上，该院将召集他们见面。我知道，几年来双方专家都是在媒体上争论，从未有过面对面交锋。于是放下电话，我就打车赶往会议地点。会后，连夜写稿，赶上了该周的社会周刊。从此，永远结束了那场要不要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论争。
敏感问题正面报道
《上蔡六日》这篇长篇纪实通讯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中外瞩目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河南“艾滋病村”救治救助病人的历史，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当地村民的生活与心声。
2001年8月24日，《健康报》
在第一版刊登《上蔡六日》
2001年夏，卫生部决定组织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救治救助艾滋病病人。我和李建伟作为随行记者，全程记下了这一中外关注的大事件。
在上蔡的日日夜夜，我几乎都在工作。白天，采访工作组具体工作情景；晚上，采访感染者、村民，以及省、县、乡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在文楼村，面对一片躺倒的艾滋病病人，听他们呻吟和哭诉；面对病人濒死，看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我的心也在被撕裂。在村内小学临时搭建的采血室，见大汗淋漓的两位采血护士被村民紧围，急得我立即成了维持秩序者，将一个个村民劝到门外，坚决要他们按次序排队。情急下竟承诺说，保证让他们都能抽得上血。
进驻上蔡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座谈会都开到午夜之后。在将要离开的那个午夜，工作组的专家发言过后，河南的同志让我发言，并为我热烈鼓掌。那么多村民向我哭诉，我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我坦诚向当地“父母官”进言，饱含感情地转达了百姓们的诉求与心愿。
而返京后写作《上蔡六日》，十几页文稿一气呵成。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深深烙印在了我脑海里。我至今记得，当时白筠总编辑阅稿后，在发稿笺上批了一行红字：“我们就是要发这样的报道！”
报道视野大扩展
2004年前后，我国艾滋病防治明显加强。从2003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年年参加艾滋病日宣传活动。2004年和2007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胡锦涛主席分别到医院和疾控机构看望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慰问医务人员和社区志愿者。从200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至2007年，我国多部门出台艾滋病相关政策文件50多个，形成了包括“四免一关怀”、高危人群预防干预在内的政策框架。《健康报》的艾滋病报道也明显加强，所关注的范围更为广大。
2004年4月1日《健康报》
第三版刊发《春到随州》
通讯《春到随州》是我随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组织的记者团集体赴随州采访后写成的。这篇报道突出了关爱的主题。报道了在政府救助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们正在开始新的生活。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也已经惠及这里的感染者。
2004年5月26日《健康报》第八版
刊发长篇通讯《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
《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是我采写的一篇聚焦艾滋病对儿童影响的长篇通讯。由于在采访中越来越痛切地感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需要物质的帮助，更需要精神关怀。所以将接触到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作了集纳。这一篇报道提出：这个鲜活的儿童群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其健康问题、成长教育问题，均需要认真对待。如此，才能使他们有美好的未来。
通讯《治疗要探索新路》《阻断母婴传播在艰难中推进》分别刊发于2004年11月24日一版和25日一、三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艾滋病病毒母婴阻断是国家艾滋病防控新策略。这组报道深入采访报道了当地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进展，及艾滋病病毒母婴阻断实施中的困难。
《家庭中的“艾滋”感染》这篇通讯，缘自女性感染者在我国明显增加。该报道通过两位女性被丈夫感染的遭遇，揭示了艾滋病在夫妻间的传播已经凸显，人群中艾滋病病毒传播将进一步加剧。
2004年11月29日第八版
《来自同性恋人群的报告》是《健康报》首次以一个整版篇幅报道男男性接触人群与艾滋病问题。该报道深度揭示男男性接触人群所面临的艾滋病巨大风险。我采写出这篇长篇通讯，得到了童戈先生的帮助。作为该人群的领袖和著名社会学专家，童戈先生致力于该人群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方法研究多年。自2001年经张北川教授介绍，我与童戈先生相识，了解到我国同性恋人群中有一大批防艾志愿者及其工作情况。2004年11月，由童戈先生总执笔的25万字的该人群调研报告公布，邀请我到会采访，由此完成了该报道。
《抗艾又一关键：控制经性传播》这篇报道，通过权威专家访谈，较早地提出了“性传播必将成为今后我国艾滋病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的观点。
这些故事、这些历史的见证终将被载入史册，而《健康报》依然在关注行业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文：郑灵巧
编辑：管仲瑶
审核：徐秉楠 闫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