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01
引文不仅能够反映作者的科学视野、占有相关文献的程度、以及学术态度，而且能够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和作者的信用相反，“用”而“不引”等非道德行为不仅影响到同行对引文的正确评估,而且导致文献断链，影响文献的合理性传播和交流口。因此，学术论文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规范地引用参考文献，即“用”而且“引”。但是，我国的学术论文中存在非常严重的参考文献“用”而“不引"问题究其原因，各位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大多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其缘由（如赵伯兴）,而从经济学角度对其缘由进行系统分析的却寥寥无几。因此，本文试图填补此空白，对论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为决策进行经济效用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现状调查
02
2.1调查方法
参考文献有一文多“用”而且“引”的情况,也有一文多“用”而“不引”的情况，这都会使得实际引用率小于理想状况下的引用率，致使在理想状况下得出的结果没有实际情况严重。但这不会妨碍本文的写作目的，因此，这里只考虑理想的一文一引情况。
本文选取“博弈论”和“社会交换论”两个检索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检索它们从2002年到2006年在“全文”和“参考文献”两个检索项中出现的条目数，将在“全文”中出现的条目数记为 Nij‚在 “参考文献” 中出现的条目 数记为 nij‚其中‚i＝1‚2‚1为 “参考文献”‚2为 “社会交换论”；j＝2002‚…‚2006。同时‚将 Nj、 nj 定义为上述两个检索词第 j 年分别在 “全文” 和 “参考文献” 中的检索条目数的平均值。
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的检索对象必定在“全文”中出现，而在“全文”中出现的检索对象则不一定在“参考文献”中出现，因此，在理想状况下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用”而“不引”的学术论文数量。本文用引用率P来反映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强度，P=N'X1°0，P越大，表示“用”而“不引”的强度越低，反之，则表示其强度大。
从图1能够清晰地的看出自2002年到2006年我国参考文献“用”而“不引”问题的变化趋势，在这五年间，我国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率虽然有所上升，但变化幅度很小。这表明我国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的“用”而“不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2调查结果及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调查并计算可求出2002年到2006年每年的引用率（见表1）。如表1所式，本文调查所反映的参考文献引用率2002年仅5.3%,2006年也只有8.0%。这反映我国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率极低，与参考文献引用率几乎00%的国外成熟学术论文相差甚远。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经济学分析
03
对学术论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为决策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作者的经济人身份‚即将他们看作是具有自利动机和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效用最大化是指‚具有稳定而不同的偏好且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的每个经济人是否采取某种行为‚取决于他们对这一行为的预期效用是否最大化；每个经济人都会力图最大化其一切行为的预期效用。按照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是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高就是效用大‚反之‚效用就小；如果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感到痛苦‚则其效用为负。因此‚可以把学术论文作者追求的效用理解为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的满足感‚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学术论文作者在行为决策时遵循预期效用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在权衡“用”而“不引”和与之相对应的“用”而且“引”这两种不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之后‚选择效用最大的行为。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术论文作者，应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分析其行为时，应侧重于精神效用。而且，由于学术论文作者对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成本和收益评估涉及到时间、学术地位、规范、作者的道德修养等要素，因此，我们分别从这些方面对“用”而“不引”行为进行效用分析。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分析。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作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汗水，这是其为此付出的成本。同时，一般情况下，学术论文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错过发表的良机，给作者造成很大损失，如精神上的不愉快，使其成本加大。写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其时间机会成本就会越大，这样，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效用就可能为负，因此，作者趋向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学术论文的写作，使其效用最大化。
据有关学者的计算，查找资料占论文写作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作者需要博览群书，才能在写作时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大多不会刻意记录引文的具体出处；而且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现象普遍存在所造成的原始参考文献断裂，导致引文的实际出处不明，增加查找原始参考文献的实际出处的难度。这样，作者如果要“用”而且“引”，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他们趋向于选择“用”而“不引”，节省时间成本,获得正效用。可见，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为正，与之相对，“用”而且“引”的时间效用则为负(见图2)，因此，从时间效用分析,学术论文作者趋于选择“用”而“不引”。
(1)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学术地位效用分析。学术论文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首创论文，对确立作者的学术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术论文中对参考文献“用”而且“弓I”的话,作者可以获得“引用收益”，即读者对其在此领域的研究深度的肯定，以及引用权威研究成果增加的其学术论文的说服性等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作者从“用”而且“引”行为中获得的正效用。相反，在学术论文中对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话，作者虽然会失去上述的“引用收益”，却能够获得“首创收益”，即作者由于在某个领域的创新而得到的他人对其学术地位的认同和肯定，虽然这种收益来源于“用”而“不引”导致的他人研究成果“自身化”给读者所造成的错觉，它对于作者来说也是正效用，而且这一正效用应该远大于“引用收益”效用(见图2)。虽然“首创收益”效用存在较大风险，但是风险越大，预期的“学术地位效用”也越大。因此，从学术地位效用分析，作者会选择预期效用更大的“用”而“不引”行为。
(2)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规范效用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并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社会伦理道德的危机。在这个时期，旧的不规范行为将在自我否定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还会垂死挣扎，急需规范的约束；新的规范行为将在自我肯定中逐渐形成，但势单力薄，也急需规范的引导。这里所说的规范,特指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关于参考文献引用的条款和相应部门对学术论文引用方面的硬性规定等。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用”而“不引”是一种不规范行为，一经暴露必然遭到或轻或重的惩罚,这是作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即“违规成本”，作者从中获得负效用。反之，作者如果“用”而且“引”的话，不仅可以规避“违规成本”，而且在各学术期刊越来越注重规范的现代社会，其论文被录用的机会增加，为其带来正效用(见图2)。因此,从规范效用分析，理性的作者不会选择“用”而“不引”行为。
(3)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道德效用分析。在影响参考文献“用”而“不引”行为决策的要素中，学术论文作者的道德修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用”而“不弓I”等于“学术盗窃”，即使没有受到惩罚，作者也会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付出“道德谴责成本”。而且，作者的道德修养越高，其“道德谴责成本”就越大，从“用”而“不引”行为中所获得的负效用就越大。相反，学术论文作者如果选择“用”而且“弓I”，不仅不必付出“道德谴责成本”，而且还会为自己遵守了学术道德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愉快感觉，获得“幸福收益”，产生正效用(见图2),这种“幸福收益”也是随着作者道德修养的增高而增加的。可见，从道德效用角度分析，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作者也不会选择“用”而“不引”行为。
(5)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总体效用分析。以上分析表明，“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和学术地位效用为正，规范效用和道德修养效用则为负；而“用”而且“引”的时间效用为负，学术地位效用、规范效用和道德修养效用则都为正(见图2)。但这四个方面所占的权重不同，作者的道德修养起决定作用，规范起着制衡作用，时间和学术地位起促进作用，四方面因素相互结合构成作者“用”而“不引”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系统，任何作者的行为决策都必然建立在对这四个要素的综合效用评估之上，但评估结果会因人而异。当评估结果显示，“用”而“不引”的各效用之和大于“用”而且“引”的各效用之和时，作者就会选择“用”而“不引”；反之，则会选择“用”而且“引”。
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对策研究
04
上述参考文献“用”而“不引”问题的现状调查及其原因的经济学分析表明，我国的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率之所以低并且状况未见根本好转，是因为作者对“用”而“不引”的预期效用大于“用”而且“引”的预期效用。因此，要解决“用”而“不引”问题，必须降低“用”而“不引”的预期效用，同时提高“用”而且“引”的预期效用，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达到此目的。
(1) 鼓励学者养成读书做笔记的习惯，降低时间成本。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急功近利思想无孔不入，学术领域也不例外，致使“用”而且“引”的时间机会成本较高。因此，要解决“用”而“不引”问题，必须降低这一时间机会成本。养成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阅读学术作品过程中对有价值的观点、理论等做分类记录，这样便于论文写作过程中对参考文献的查找和引用，降低时间机会成本。
(2) 树立正确的学术地位观。由于不健全的学术地位评价制度，我国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名本位”思想。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学术论文作者以及读者更看重“首创收益”，而忽视“引用收益”，从而造成“首创收益”远大于“引用收益”，导致对参考文献的“用”而“不引”。因此，学术论文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学术地位观，克服“名本位”思想，建立正确的“社会本位”思想，正确处理首创与引用的关系，重视“引用收益”，方能有利于“用”而“不引”问题的解决。
(3) 惩罚与激励相结合，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当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规范很不健全,学术规范建设更是急待完善。一方面要加大对“用”而“不引”行为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增加“用”而“不引”行为的“违规成本”；另一方面,各类学术刊物要逐步建立严格的规范要求和激励机制，对于存在“用”而“不引”行为的学术论文,坚决拒绝发表，同时，开展“学术规范模范”的评比和奖励活动，增加“用”而且“引”的预期收益。由此双管齐下，从学术规范层面，降低“用”而“不引”的预期效用。
(4) 道德规范法律化。道德修养尽管在“用”而“不引”的行为决策中起决定作用，但具有非强制性，加上“用”而“不引”的相对隐蔽性以及预期效用，使道德修养的决定作用大大削弱。因此,要使论文作者自觉“用”而且“引”，不仅要加强学术道德教育，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水平，增加其“幸福收益”，而且还要大力实施学术道德规范法律化，将其转变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变自觉的“道德谴责成本”为强制性的“道德谴责成本”，增加“道德谴责成本”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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