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在书法史上承认“大篆”这个概念，那么，秦以前的秦系书法，才算真正的“大篆”。因为我们思想概念上的“大篆”，实际上是相对于秦“小篆”，进而“派生”出来的书体。
要说秦秋战国时期的秦系书法，就不得不从周宣王说起。
周宣王中兴国政，励精图治，做了一件文化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史籀篇》统一了全国文字，这种文字，实际上是西周晚期全国统一的文字。
“幽王暴政”，最终导致了平王东迁，东周开始，自春秋之后，全国的文字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秦国以外的东土文字，这类文字及其书法，在上一篇我们已经说完。这一篇，我们说秦系文字，说这个纯正的“大篆”书法中的金文，《石鼓文》，下篇专门说。
周宣王以《史籀篇》统一全国文字之后，到春秋战国后，因为地理（东土六国实际上是平原，而秦国是丘陵和高原，二者以山间关隘相隔，是以秦向东发展是居高临下的，而六国攻秦全部都是仰攻。）和政治上的原因，只有秦系文字始终以《史籀篇》字书为基础，这保证了周秦文字稳定、连续的发展 ，加上最终秦始皇统一中国，实际上一直到现代，我们所研习的文字和书法，都带有秦系文化属性。
（春秋占国主要诸侯国全景形势图）
东南各国文字脱离《史籀篇》和秦文字属守《史籀篇》，都是春秋以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客观情势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321页）
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说秦人。
最初的秦人与戎狄杂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彪悍是秦人骨子里的东西，并非后期商鞅强权政治所滋养出来的。后来，秦人放弃了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周文化，这才开始了它的华夏化进程。自秦襄公立国，秦人在周文化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秦系金文，依下图序顺序学习：
（秦系金文）
先是秦公钟、秦公镈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了同铭《秦公钟》八枚，器主人为秦武公，如上图所示，这是春秋早期作器。其中甬钟五枚，就是秦公钟，如图：
（秦公钟）
钟铭零散分布在器物纹饰的空隙中，局部空间相对狭窄，故而行列紧凑、字法则端严整饬。如图：
（秦公钟铭文）
钮钟三枚，就是秦公镈，如图：
（秦公鎛）
秦公镈的铭文各自成篇，居于镈的环形带状部位，空间较为宽松，行列随之疏朗，字法亦流美遒婉，如图：
（秦公鎛铭文）
钟、镈铭文相同，具体如图：
（秦公钟、镈铭文）
从书法角度，二铭文字相较：
钟铭线条略粗，微呈弧曲内敛，笔力较为平实；镈铭线条精纯圆瘦，笔势有些开放，力度也胜于前者。以美感而论，钟铭类于玉箸，气宇轩昂而中含内敛；鎛铭如同铁线，骨胳清健而神彩流溢。（322页）
再说秦公簋《书法史》判定《秦公簋》是秦桓公时作器，这已经是春秋中、晚期了。《秦公簋》样子如图：
铭文如图：
(《秦公簋》铭文拓本）
铭文内容如图：
书中较重要的一点是比较了秦公钟、秦公镈上的铭文与秦公簋的铭文字形。秦公簋的书法特征：
字形方正，笔势拗折，线条坚实强劲，一股郁勃雄悍之气扑面而来，并没有因为强烈的图案变公而影响书写之美。（324页）
实际上，下一篇要说的《石鼓文》，全面继承了《秦公簋》的书法风格，二者的区别是载体材质，一个是“金”，一个是“石”。
最后说商鞅方升《商鞅方升》作于秦孝公十八年，是商鞅变法时下发的标准量器。呈长方形，一侧有中空柄，一侧刻铭三行。样子如图：
（《商鞅方升》）
其铭文如图：
（《商鞅方升》铭文）
需要注意的是，底部的长篇铭文是秦始皇二十六年重新刻制的诏辞，内容与秦诏版相同。所以，《商鞅方升》铭文的重点是侧边刻铭。
关于《商鞅方升》的铭文，作者这段话很中肯，值得深入领会，并明白《商鞅方升》的价值。
铭文刻制略为草率，迹近小篆，线条瘦硬，体势开阔，虽不甚佳，而其书法史意义不容忽视。其一，字形长短阔狭不一，和秦公大墓 石磬刻字的情形有些相似，代表了秦文字与书法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其二，有些字形尚处于演变之中，与秦代小篆并不相同，如果视之为小篆，是不合适的。其三，字为时文，或许出自《史籀篇》，以此似可想见秦始皇改定小篆前的秦文正体之字形基础。其四，与作于秦孝公十三年 的《商鞅戟》相较，戟铭还要草率一些，但二者面目大体一致，表明刻工虽众，而读写训练的字书只有一种，且非《史籀篇》莫属。（324页）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7，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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