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俩不般配我就想，这月下老人也有办糊涂事的时候 写父母的爱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举动了但我实在太想写他们了，到了想起他们手就痒痒的地步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打算讲给我的大姐听，大姐用那么一种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问我，你没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确认我没病于是，我就铺开稿纸，蘸足墨水，大张旗鼓地写我老爹和老娘的爱情——如果婚姻也算爱情的话 我是他们的第七个子女具体点说，是他们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中的最后一个女儿他们生下我的时候，连给我起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名字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管我叫老七，这个名字听起来匪里匪气的，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威虎山上的某个角色这个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乃至结婚有了丈夫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时不时亲热地喊我一声老七，那感觉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地原配妻子，而是个来路不正的伪劣的七姨太什么的对他那种很有成就感的声音我义愤填膺，但这事我又实在没法跟他翻脸寻根究底，我的脸实在应该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我的母亲也已三十有八这种年龄按现在科学的围产保健说法，已是高龄父母，而我母亲则应该算是高危产妇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时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痴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现在我这种不顾一切地要揭他们短的举动，实在应该算进白痴或者弱智的范畴里去 如果你们以为他俩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儿女双全，那生活一定美满幸福，这样，我这个白痴或者弱智就要笑话你们也是白痴或者是弱智了有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明，只是一次次行为的重复罢了 据说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底下竟然还有过一个老八但老八不走运，人还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从我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提前赶走了那是一个男孩，如果有他在，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这样我也可以有个比我更小的人儿好欺负可惜我没有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用冷眼观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天才看，别忘了我是一对高龄夫妇的产物，没成为白痴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比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只不过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敏感对，就是这话，敏感 七岁那年我得了肾炎，有了毛病的肾儿几乎置我于死地住了十个月的院再休养了三年，我最后总结彻底从弟弟老八那儿逃回来出院的时候我已11岁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上学不让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文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一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得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倾母一火一急，炭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他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掺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根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文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复杂的家庭，有几次父亲都要泄气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妈给了父亲力气和勇气在后来的追求中，父亲竟带上了一股负气的成分，开始的那份爱恋反倒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主宰着父亲父亲想的是：老子打仗时多少难打的据点都拿下了，还怕你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不成？ 母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她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向我父亲举起了纤纤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亲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头、军上衣口袋里插着英雄牌钢笔的父亲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前三天，我母亲首战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国庆，从此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 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髙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白，那种国字形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颏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那种年龄的女人的模样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个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芤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暸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袭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人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莧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赞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美好的父母爱情?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美好的父母爱情
父母爱情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俩不般配。我就想，这月下老人也有办糊涂事的时候。 写父母的爱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举动了。但我实在太想写他们了，到了想起他们手就痒痒的地步。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打算讲给我的大姐听，大姐用那么一种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问我，你没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确认我没病。于是，我就铺开稿纸，蘸足墨水，大张旗鼓地写我老爹和老娘的爱情——如果婚姻也算爱情的话。 我是他们的第七个子女。具体点说，是他们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中的最后一个女儿。他们生下我的时候，连给我起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名字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管我叫老七，这个名字听起来匪里匪气的，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威虎山上的某个角色。这个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乃至结婚有了丈夫。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时不时亲热地喊我一声老七，那感觉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地原配妻子，而是个来路不正的伪劣的七姨太什么的。对他那种很有成就感的声音我义愤填膺，但这事我又实在没法跟他翻脸。寻根究底，我的脸实在应该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我的母亲也已三十有八。这种年龄按现在科学的围产保健说法，已是高龄父母，而我母亲则应该算是高危产妇。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时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痴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现在我这种不顾一切地要揭他们短的举动，实在应该算进白痴或者弱智的范畴里去。 如果你们以为他俩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儿女双全，那生活一定美满幸福，这样，我这个白痴或者弱智就要笑话你们也是白痴或者是弱智了。有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明，只是一次次行为的重复罢了。 据说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底下竟然还有过一个老八。但老八不走运，人还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从我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提前赶走了。那是一个男孩，如果有他在，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这样我也可以有个比我更小的人儿好欺负。可惜我没有。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用冷眼观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天才看，别忘了我是一对高龄夫妇的产物，没成为白痴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比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只不过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敏感。对，就是这话，敏感。 七岁那年我得了肾炎，有了毛病的肾儿几乎置我于死地。住了十个月的院再休养了三年，我最后总结彻底从弟弟老八那儿逃回来。出院的时候我已11岁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上学不让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文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一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得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倾母一火一急，炭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他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掺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根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文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复杂的家庭，有几次父亲都要泄气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妈给了父亲力气和勇气。在后来的追求中，父亲竟带上了一股负气的成分，开始的那份爱恋反倒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主宰着父亲。父亲想的是：老子打仗时多少难打的据点都拿下了，还怕你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不成？ 母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她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向我父亲举起了纤纤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亲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头、军上衣口袋里插着英雄牌钢笔的父亲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前三天，我母亲首战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国庆，从此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 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髙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白，那种国字形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颏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那种年龄的女人的模样。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个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芤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暸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袭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人。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莧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赞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
我父亲的工作很忙，他对我来说有时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背影。我们的母亲同王海洋他妈一样深居简出，但我母亲的面部白皙气色极好，只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不似王海洋的病妈那样，总是深情地爱抚在王海洋猴子一样干瘦的脸上。我们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那双大而双目炯炯有神的美目总是穿越过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头顶，落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好像那里有她另一群子女和另一个家。 母亲总是一副很烦我们的样子，对我们七个小活物没完没了接连不断的要求和纠纷始终缺少一份做母亲应该有的耐心。她大部分时候是皱着眉头听我们说话，听不到一半她就会挥着手不耐烦地把我们从她身边轰走。她的这种继母似的态度跟我们的父亲简直没办法相比，因此，我们兄弟姐妹在情感上比较靠近我们胖胖的长得没什么特点的当政委的父亲。 父亲虽然总是来去匆匆，但如果他在家，他总是能尽量地同我们打成一片。他纠正哥哥们做的弹弓，说，笨蛋，这能打鸟吗？这连鸭子都打不着的。接着他便找来工具，撅着肥胖的屁股蹲在地上敲敲打打。哥哥们拿着经父亲改进过的轻便顺手而且射程提高了不少的弹弓，打鸟打鸡打鸭子，偶尔也捎带着打人家的玻璃。玻璃的主人呼啸着冲出来，冲着哥哥们兔子般逃窜的背影，气得破口大骂：“**！” 玻璃主人们骂的不是对弹弓进行了改造和对其后果负有一定责任的我父亲，而是伤害着对弹弓同样深恶痛绝并把玩弹弓视为乡下野孩子的我的无辜的母亲。 父亲对我们姐妹的态度跟对我的哥哥们有着深刻的不同。这种不同像一个老农在他的土地上种上玉米、小麦这些赖以活口的主粮后，又在田头地边上捎带着栽上点豆角、黄瓜之类的副食—样。主食是活命的必需，副食则是在有了主食以后对生活的奢侈。我的父亲虽然远离了农村，远离了田间地头，虽然党组织往他脑子里灌输了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唯物的类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道理，但在父亲脑子里那块由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却顽强地根深蒂固地生长着由他的祖祖辈辈们栽种下的几蓬杂草。因此这怨不得父亲，可以说他基本上箅是属于无辜的。 无辜的父亲虽然受了父亲的父亲乃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愚弄，伹这并不影响他对我们姐妹们深厚的爱。其实我们只要能体会到这种爱的深厚就行了，对他主食和副食的潜意识用不着去深究。实话说，我们姐妹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的父亲。 父亲经常背着母亲给我的已经知道臭美了的姐姐们一些毛票小钱，让她们买回些粗的细的空心的实心的塑料头绳花花绿绿地绑在头上。对我这个乳臭未干屁事不懂的老闺女，父亲最乐意做的是抱我在他的怀中，用那些短粗的胡茬扎我，听凭我在他怀里拧曲怪叫，这时候父亲就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父亲那种哈哈的笑声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的耳边。那种慈爱是我在我母亲身上永远无法体验和得到的。 母亲跟父亲在青岛这座景色秀耐的海滨城市结婚时，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古话还没有实际性的认识。虽然她万分委屈地嫁给了我父亲，但对婚后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日子基本上是满意的。虽然新中国废弃了军官太太这个词汇，但她的姐姐我的姨妈私下里经常用这个过时的词戏称她，我母亲也就半推半就地受用着。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她嫁的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海军上校的丈夫在广义上讲其实也是个兵。因此，在父亲接到去一个边防要塞任职的命令时，她竟气愤地骂我父亲是“骗子”，说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十足的大骗子”！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真像是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的良家妇女。 父亲提着一个柳条箱独自到要塞赴任去了，据说母亲竟连出门送他一送都不肯。母亲拖着我的大哥国庆抱着我的大姐亚洁肚子里擴着我的二姐亚萌固执地留守在青岛海军基地一套日式营房里。但母亲开始那种誓与青岛共存亡的架势不到半年就没了气势，虽然母亲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帮佣，但她渐渐地竟有了身心交瘁、力不从心的感觉。舅舅和姨妈趁这个时候帮助我的父亲攻进了青岛那座日式老宅，母亲又一次向父亲举起了依然纤细的双手，拖儿带女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 父亲任职的要塞，是一些散落在一个狭长海岸线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母亲一踏上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要塞区最高首脑机关的岛屿，就被这里的荒凉、闭塞和单调气得够呛。但这个时候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已被青岛市注销了城市户口，手里的盖着大红章子的随军迁移证告诉母亲：热爱海岛、保卫海岛、建设海岛、繁荣海岛是她惟一的一条出路。当时，这样的豪情满怀的口号被守岛的军民用海边的鹅卵石铺排得到处都是。母亲看着这个架势，知道一切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母亲轻轻叹了口气，竟认命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她的青岛籍贯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要塞区有一个文工团，那里堆积着许许多多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女文工团员，甚至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侨的女儿。母亲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在于她的青岛籍贯，也不在于她残存的秀丽。母亲令人频频行注目礼的原因在于她当主任的丈夫我的父亲。父亲那时的面部虽然还清癯，但他作为政治部的一号首长，掌管着岛上大大小小军官们的政治生命和仕途，人们在注目着父亲的同时把余光扫射到我的母亲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种注礼支撑着母亲的精神。我猜想，母亲开始那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大概就是拄着这一束束的目光走过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借着月光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打着坦率的呼噜的男人，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图什么呢？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精神上的快慰吗？ 母亲开始了无可奈何的热爱海岛的生涯。保卫海岛的事不用她这个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操心，建设和繁荣海岛是她能够做到的。但岛上没有工厂没有企业，她从青岛那家老字号药店开出的关于工龄、工资诸多条条的工作调函几乎成了一张废纸。母亲那时因为肚子的不方便竟还暗自窃喜这种没有工作可做的轻松和自在，等她回过味来觉得万万丢不得这份国家正式工作时，那张调函就真的只能用去擦屁股了。母亲成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无事可干的随军家属， 她跟那些从农村随军來的家属们从形式到内容完完全全地统一了。 我和我上边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打劫着母亲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潦倒心境乘虚而人欢天喜地地挤进了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 以我现在这种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去体贴当年的母亲，我给予母亲以相当的理解。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种环境，我母亲除了生孩子还能干点什么呢？你总得给她点成就感吧。 父亲又一次在心中暗自窃喜。父亲把母亲的又一次失败看成是他又攻占了一个敌人据点。 父亲自从娶了我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除了享受着母亲的年轻貌美外，还收获了一群数量不菲性别齐全的儿女。再就是，父亲又兼容并蓄了一些很繁琐零碎的东西，这些繁琐零碎的东西几近鸡零狗碎，令父亲这种有身份的男人不太好启齿。像饭前便后洗手，像饭后用温开水漱口用湿毛巾揩嘴，像睡前要洗脸洗脚洗屁股，像……等等等等。有一次父亲在跟他的老乡喝酒时喝得过了点，借着酒劲竟说了句哲学气息相当浓厚相当耐人寻味的话。 父亲说，农村包围城市能解放全中国，城市包围农村能过上新生活！ 我记事的时候，人们已不再管我的父亲叫主任而改称政委了。我想，人们对政委家属的注目应该比对主任家属的注目更聚精会神一些，我母亲的精神享受也会更完全一些。但我此时的母亲，对别人的目光似乎已进入了一种疲软状态，她对人们的注视开始若无其事无动于衷了。 母亲这时的角色意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政委夫人的角色比我父亲的政委的角色扮得更逼真更出色，虽然这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佰母亲不管这些，她像一个自我意识太强烈的演员在舞台上没有一点整体观念一样，把台下观众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自己身上，全然不顾她仅仅是个配角，更不顾主角会对此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父亲对母亲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对这个给他生育了七个儿女的女人基本上是没什么话好说。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对父亲来说已是相当满足了，父亲觉得除此之外再去跟个娘儿们家计较什么未免有失男人的风度。因此，父亲对母亲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的态度。 父亲的仕途之路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用力过猛了一些，伤了点元气。五十岁之前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向前，想不向前都不行；而五十岁之后，父亲似乎是累了，显出了老态，喘着气开始了原地踏步。父亲对此看得极开，他是打内心里看得开，而不是嘴上说说内心深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种。父亲以一个质朴农民的善良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他认为，他自己能由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穷小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巳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再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别说党性了，就是人性也说不过去。 母亲却不，父亲的停步不前表现出的焦躁、不安和不冷静使她显得有些失态。好在她这个时期的岁数帮了她一个大忙，替她掩饰了一下：更年期。这是这个年龄屋的女人们最理直气壮为自己解脱的一个借口。 她时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导父亲，告诉他谁谁谁找谁了，谁谁谁跟谁谁谁是一担挑的连襟，言外之意连我这个黄毛丫头都听得出来。这个时候的父亲会非常厌烦地说母亲，去去去，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这个毛病不好。 母亲望着父亲的背影，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哗哗乱响，眼睛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父亲的升迁推波助澜。人家是夫唱妇随，母亲是父亲不唱自己也要唱了。 要知道母亲真有这个本事和这种能力，想想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我们就应该对她充满信心。 母亲一个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的随军家属，她竟比我的当政治委员的父亲还了解要塞的干部，她甚至知道谁反对我父亲，为什么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 母亲的手脚真的干净利索，没看见她上蹿下跳，便该巩固的巩固了，该加强的加强了，该修补的修补了，该孤立的孤立了。而对这一切都是在我父亲眼皮子底下摘的小动作，我父亲竞然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就凭这一点，你我的母亲不服是不行的。 母亲对上边来的人格外留了个心眼，她像个不出门的秀才，对要塞区的迎来送往清楚得就像她就是招待科科长。她神得像个有里应和外合的奸细，什么也逃不出她的那双依然好看的眼睛。 记得那年军区有一个管干部的副政委进岛考核班子，正赶上七级大风，海上的大浪把副政委的五脏六腑都要搅出来了。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副政委一看小招待所那一桌子的花花绿绿就觉得胃里又在折腾，只动了三模子赶快回去躺下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副政委被咕咕叫的肚子吵醒了。副政委爬起来原地打了几个转，也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恼着火，只见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扎着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丫头没敲门就闯进来了。 小丫头进门喊了声伯伯，把手里提的淡黄色的双层饭盒举着送了上去。副政委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下边是一一盒温温的、稠稠的、黄黄的、烂烂的小米稀饭，上边是切得细细的、荆寻香香的、腌得脆脆的萝卜咸菜丝。 大区副政委探下花白的头颅，和蔼地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丫头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小丫头又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抬起头来抚着小丫头柔柔软软的黄头发，像抚着自家的小孙女。 我母亲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小米加步枪能夺取新中国，小米加萝卜丝难道什么也得不到吗？我母亲不信！ 我的父亲一直是朴实的，即便他的官做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质朴也没有多少褪色。这种质朴浑然天成，是农民出身的父亲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一种品质。这种天然的朴实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的反衬，我们的父亲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眼里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平易近人。
母亲对父亲的朴实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无法忍受父亲这种朴实。我就经常见到母亲在面对父亲那种自然流淌的朴实时脸上所溢于言表的那份神情，那神情同一个急着赶路的城市人被一个乡下人拦住问路时的德行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大气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制性改造甚至专政；而在我们家的小气候里，情形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猖狂得不成体统。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对农民出身的父亲进行着诸如饭前便后冼手、饭后漱口揩嘴、睡前洗脸冼脚洗屁股等等后犬行为的改造的同时，还得寸进尺地要对父亲一些先天的惯进行彻底的清除。 父亲吃饭时总是要闹出一些动静的。手上的，碗上的，屁股下的。这些母亲还能够忍受，让母亲不能忍受和深恶痛绝的，是来自父亲的嘴巴上的。母亲一听到父亲雄壮有力的吧嗒吧嗒的声音，就会呈现出一种美尼尔氏综合征的症状。 母亲对父亲这张在吃饭时吧嗒有声的嘴生了几十年的气，同时也问这张嘴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父亲可以改掉饭前便后不洗手、饭后不漱口不揩嘴、睡前不冼脸不洗脚不洗屁股的毛病，但对这吃饭随意的权利决意誓死捍卫。后来我想，这大概是父亲被母亲管出了逆反心理。 母亲管不住父亲的嘴，就把气撒在我们七张无辜的嘴上。“不许出声！”母亲用筷子敲着大理石面的饭桌，脸吊得像个修道院的嬷嬷。有时真不知父亲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咀嚼肌总是异常有力，双唇发出的声音震天动地，哪怕他吃的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腐。我们的七双小眼睛就盯住母亲看。母亲又总是不说话，只用白眼珠子瞪着父亲，那里边盛满了鄙夷。 那时，我真羡慕父亲那张自由自在的嘴。那时我就想，等我长大挣钱了，离开这个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开大嘴轰轰烈烈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 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两个阶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我竞会出现这种结果：感情向着农民出身的朴素实在的父亲漂移，行为规范却向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母亲靠拢。 我刚当兵那阵，新兵们在操场上累了一天，到吃晚饭时八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那天凑巧指导员坐在我们的饭桌边，她听着吧塔成一片的声音，生气地放下饭碗，批评大家说，女孩子吃饭这么不文明，你们看人家！指导员的筷子点的是我。新战友们的眼睛齐刷刷地集合在我的嘴上，要学习我吃饭的优雅。我一口馒头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吐不出。当时我恨透了这个让我难堪的指导员。后来我听人说，指导员的家庭出身很不过硬，她爸爸不是个教授就是个研究员，反正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吃香的成分。我就在心里嘀咕：怎么回事？越是这些出身不好的，臭毛病越多。 母亲的臭毛病把我们兄弟姐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不但控制着我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动静，还把许多本来相当愉快的事搞得大家无所适从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 有客人送来一包地瓜干，我们对这种又甜又筋道的东西馋得简直垂涎欲滴。好容易把客人盼走了，我们刚要一窝蜂样地扑上去，那包地瓜干就被母亲保养得又白又净又纤细的手给盖住了。 不许吃！母亲喝道，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母亲当然知道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接着就循循善诱：地瓜煮的时候洗了没有？煮地瓜的锅干净吗？切地瓜的手打肥皂好好洗过了吗？晒地瓜干的时候苍蝇爬上去了没有？……我们在母亲生动形象的怀疑中彻底泯灭了对那筋道可口的小东西的向往。 咱们摊上这么个妈真倒霉！你们说是吧？我们的大哥国庆这样对我们议论我们的母亲。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真是够倒霉的了！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几十年，竟一次没回过我父亲的老家，虽然我父亲的爹娘她的公婆已先于他们结婚之前双双拘去。但我父亲还有一个大哥活着，还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若干个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更不要说那些横七竖八枝枝杈杈的七大姑八大姨了。本来母亲做做样子也该回去一下，给父亲个面子，可母亲却说死也不回去。母亲理直气壮地对我父亲说，我倒不是怕回你们乡下去吃苦，嫁给你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我什么苦没吃过？我主要是怕虱子，一提起虱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母亲说到虱子时脸上那种表情，倒勾起了我对虱子的无限向往，我真还想看看虱子到底长得什么样。 我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伯死于一年的夏季，死因不详且死得突然。我父亲带着我的大哥回老家去给他的大哥奔丧。十多天后，父亲带着大哥回来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天边有宥晚霞的非常美丽的傍晚。 父亲和大哥是突然站在我们面前的，就像神话里的天兵天将。我们惊喜地围上去。父亲和大哥见到我们，也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脸上的笑容令我们感动。 母亲听到声音，从屋里出来，一只肩膀斜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回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像地主婆见了出工回来的长、短工。 父亲不计较母亲的态度，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见怪不怪。父亲放下手里的提包，边往尾里走边说，快弄点吃的，饿坏了，也累坏了！ 母亲伸出一只手扶住另一边门框，说，等等，在外边冲个澡换了衣服再进来。 父亲立在那儿，不明白母亲的意思，问，换什么衣服？我这肚子饿着呢！ 母亲并不放下手，皱着眉头说，让你洗你就洗，让你换你就换，啰嗦什么？ 父亲的脸吊下来，说，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这么别扭？ 局面开始紧张，我们的注意力从父亲手中鼓鼓囊襄的提包里集中到了僵持着的父亲和母亲的那两张脸上。 就在这紧要关头，公务员小姜不知从哪钻出来，他提了两瓶开水端了一只脸盆。小姜把手上的东丙放在父亲脚下，边往盆里倒水边劝父亲，洗冼吧首长，水都是现成的。 父亲的火也像是天兵和天将一样，突然从天而降。他飞起一脚，踢翻了脚下的暖瓶——暖瓶的爆炸声就像我军发起的总攻的炮声——接着父亲开始横冲直撞，他边闯边朝母亲大吼一声，你他妈给我让开！老子偏不吃你这一套！ 母亲被父亲的总攻吓了一跳，手没放下，倚着门的膀子却离开了门框，留下了一条窄窄的缝。 父亲的胖身子就是从这条窄缝里挤进去的。战斗似乎就这样结束了，父亲和母亲打了个平手。太不过癒了。我们站在一旁观望的孩子们普遍有这种遗憾，连公务员小姜的脸上也好像有这层意思。我们一致认为母亲太嚣张了，没有她不管的，现在是该有人管管她了。可父亲只踢翻了一个暖瓶，只大吼了一声，我们觉得父亲距离我们的希望还差得远着哩。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高贵的母亲因穿着短袖上衣而裸露出来的胳膊上，就像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红疙瘩。 我大姐惊叫，哎呀妈！你路膊怎么了？虱子咬的，母亲简练地回答。我们一家人顿时面面相觑嘴里塞着满口的饭。父亲急速地把口里的东西咽下去，把脑袋探出饭桌，用手扑拉扑拉头发，奇怪地说，咦，咦，日他娘的，怎么光咬你不咬我？ 它们跟你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怎么会咬你？母亲故意拖着长腔，阴阳怪气的。 父亲脸上有些许歉意，他虽然不再吭声了，但那神情，比坑声都难受。 成年以后，我添了一个毛病，到别人家吃饭一看人家厨房卫生不理想，肚子马上就疼，过一会儿准拉稀。跑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是神经性腹泻。我一&;这个词儿，猛地想起那年夏天我母亲胳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同时我还想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肯定不是什么玩意咬的，而是母亲身上自生自长的。你想，既然有神经性腹泻，为什么就没有神经性皮炎呢？这样一联系，我简直把我母亲佩服死了：母亲身上十八般武艺俱全，要什么来什么，真是神了！ 我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方圆几十里箅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了，乡里乡亲的都羡慕父亲的亲戚们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靠山。未承想恭维话听多了，把父亲的亲戚们搅得心里挺窝火：有这么个大官亲戚什么光没沾上不说，还担了个虚名，太不划算了。他们把这样一层理儿一想通，就群情激奋，就摩拳擦掌……凑巧有一个侄子像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或吴广一样，及时地振臂一呼：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于是父亲的亲戚们，就像当今社会上止不住的民工潮一样，开始浩浩荡荡地势不可挡地向我家挺进。 母亲对这样一群蝗虫般的夫家的亲戚，厌恶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从不多说什么，因为她觉得她这个没有工资同样吃着父亲闲饭的人在这种时候说话是不明智之举。只是她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整天淡着一张脸。但父亲这些厚道的亲戚们却对我母亲这张淡脸总是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他们或许还在心里说，这是俺三叔家，你个娘儿们家箅个尿！ 母亲的口碑在父亲的家乡极差，他们一般能不提我母亲尽量不提，实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个操蛋娘儿们”代替。这真是一群爱憎分明的人们，你给他们几分颜色，他们找个机会是一定要还回去的。 每次这些穷亲戚上门，最难受的要属我的父亲了。父亲实在想善待他的亲戚们，让他们也跟他享几天福，但我父亲的工作又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时间陪他们，只有把他们交给我的母亲和公务员。公务员帮不了我父亲多少忙，能帮他忙的父亲又说了不算，因此父亲的难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为来人太多，把我从我的房间挤进了父母的房间。很晚了，父亲以为我睡觉了，就不把我当回事地同母亲谈开了。其实我没睡着，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听得一字不漏。父亲说，你就不能笑笑？脸上好看一点？母亲说，不能。父亲说，为什么不能？母亲说，笑不出来。父亲说，怎么就笑不出来呢？ 噢！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母亲好像火了，声音一下子高了许多。母亲说，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片，你能笑得出来吗？父亲沉默了。他没法不沉默。 我父亲虽然保持了一些农民的质朴的淳厚，但他毕竟离开老家的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身边有我这样一位母亲，所以父亲的变化是跑不掉的。 父亲的亲戚们却还把父亲当成几十年前的那个愣头愣脑的庄稼汉，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饭前便后不洗手，他们的饭后不擦嘴不用温水漱口，他们的上床睡觉前不洗脚不洗脸，他们手指甲缝里的污垢，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把那口痰拉长的做派，他们满口的脏话，甚至他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吧嗒声，都已让父亲觉得陌生，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接受，以至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吃饭的架势跟我的父亲很相似：那托着碗底的左手，那横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比我父亲吃得凶猛，还比我父亲多了一种迫不及待。那频频出击的筷子，那把盘盘碗碗翻个底朝天的劲头，让同在一个饭桌上的我们很难适应和接受。我们把目光一齐压向父亲，父亲的头在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亲把脸探进碗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漠里。父亲放松了咬肌，细嚼慢咽，嘴里的吧嗒声忽然听不见了。 就这么不可思议！父亲的乡下亲戚把我母亲改造了十几年也没有改造成功的父亲从乡下带来的毛病给改掉了。那时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经能很准确地使用那些从课本上学来的文绉绉的成语典故了。大姐说，这叫“解铃还须系铃人”，父亲在乡下害下的病，就得让这些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到后来，父亲实在草鸡了这些乡下的骨肉同胞们。父亲给老家的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侄子写了封信，不知这位堂兄是怎样力挽狂澜的，反正以后的日子安生清静多了。 其实，要让我这个旁观者公平地说一下，我认为，我父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们，这些一年四季挂着一身粗布衣裤的农村亲戚们，即便是排着队来，排着队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们从我当政委的父亲那儿得到的，还没有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岛的舅舅和姨妈，这两个城市亲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发现，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口音，也不在于穿戴，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农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动声色；农村人为一个针头一条线脑能计较出脸红脖子粗的效果来，城市人却决不为一国一垣的得失而轻举妄动。世上的便宜总是属于那些能沉得住气的人们。 城市人能沉得住气，农村人就不行。我的乡下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对我们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裸露着的。他们高喊着：“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没头苍蝇一般，嗡嗡地来，嗡嗡地走。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一点的打箅，他们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挑剔也不嫌弃。他们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顺手牵羊地塞上一条毛巾围巾或枕巾，掖走一块肥皂香皂或一盒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北方农村收枣的方法，站在枣树下，抻着脖子举着头，抡圆了杆子一阵乱打，能打多少箅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枣没枣反正都要打几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说，要不怎么管他们叫农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枣的老杆子！ 当年，我的舅舅和姨妈联手将他们的妹妹我的母亲推进我的父亲的怀抱的时候，除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有能力让他们的妹妹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没有考虑的。但他们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他们做得不留任何痕迹。 他们从不像父亲那些乡下亲戚那样，轻装而来，沉重而去。他们从青岛来到我们住的岛子上，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临走反而让我的母亲觉得没什么给他们可带的。岛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产品对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来说，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到码头上去送他们，对他们带来的和即将带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惊。在他们面前，我们倒像我父亲的那些乡下亲戚了，这让我们有难为情的感觉。 但有一点却被我们长久地忽视了，也就是说忘记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后来我们才懵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用不着那么难为情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妈，在填各种政审表格时，除了要老老实实填上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外，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他们就毫不客气当仁不让地填上我的父亲。他们先是郑重地写上我父亲比较乡气的名字，然后再郑重地写上**党员，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政治委员。 一个政审表上，能有我父亲的胖身体压着就够分量了，我父亲即便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但也足够跟我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了。 父亲为他们做的好像还不止这些。舅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妈家的两个女儿，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视得跟个瞎子似的，其余的表哥表姐们统统被我父亲弄到了部队，都入党、提干、当工农兵大学生去了。这是我父亲的那些个乡下亲戚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为父亲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气，但我舅舅却不。他从不跟我父亲开玩笑，也不说任何出格过头的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那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的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这个连襟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帽子要给他戴，亲戚也要同他走，搞运动不要和走亲戚搅和到一块去。 我父亲对戴右派帽子的姨夫没有成见也没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却对我堂堂的政委父亲有一种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劲头。叫我说，就凭他这种不识好歹不知好赖的德行，别说戴右派帽子了，就是戴反革命帽子也不过分！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结核，住了大半年的医院，结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传染了，就被医院给轰了出去。住在家里养这种富贵病靠我姨妈那点工资显然是养不起的，我母亲跟父亲一商量，他就进岛来了。 岛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对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处的，两个月下来，他的螳螂一样的长脸上很快出现了肉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扛着根鱼竿到海边礁石上钓鱼去。岛上的人们不知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却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担挑，因而让他受到了他这一辈子大概都没受到过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够进入某些拉着伪装网、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严的海边并得到哨兵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他还胆战心惊，后来他竟习以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被他从地上拾起来的，他又找回了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感觉。 开始，他是试探着纠正我父亲嘴里的白字；后来，他竟对我父亲的工作也敢提个建议和意见什么的了。 他一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的官最好当了，批文件时写写错别字，作报告时说说大白话，准成。 我母亲平时嫌我父亲这嫌我父亲那的，但她在外人面前却知道如何维护丈夫的尊严。她把正喝着的茶杯很重地放在茶几上，拖着长音问我姨夫，是吗？那么**的右派好当吗？ 右派姨夫的脸登时就黄了，他穿着厚衣服，若不，我准能看到他后背流下的冷汗。 那年夏天，姨妈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进岛跟右派姨夫团聚。我的两个表姐长得銅艮漂亮，是那种明眸暗齿的漂亮。她们还有两个漂亮的名字，一个叫欧阳安诺，一个叫欧阳安然，我小哥马上就对这两个麟的名字进行了篡改：安屎，安屁，两个臭烘烘的外号。 那天晚饭后我们无事可干，我们表兄表妹们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最老的桃树上。那桃树老得只开花不结果了。我们像群居的猴子一样散落在老桃树的枝枝杈杈上，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 我一直插不上嘴，这让我很着急也很沮丧。好不容易我瞅着一个他们突然停下嘴沉默的间隙，觉得该自己说点什么了，可又想不起要说什么，似乎所有的话题都让他们摇晃着双腿说得差不多了。我一着急，脱口说了句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都吓一跳的话。 你爸最讨厌了！我对坐在我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安然也就是安屁说。 安然显然被这没头没脑的话搞糊涂了，她先是眨巴着眼皮看着我，然后又抬起头来看坐在她头顶上一根树枝上的她的姐姐安诺也就是安屎。显然她从她姐姐那里得到了鼓励和默许，她掉过头来朝下对着我大声回击说，你爸才讨厌呢！ 你爸讨厌！你爸整天锅着个腰像个大虾米！我说。你爸讨厌！你爸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大地主！安然说。你爸讨厌！你爸扛着根鱼竿的样子像个老渔民！我说。你爸讨厌！你爸说话侉里侉气像个乡巴佬！安然说。你爸讨厌！你爸……你爸……我一时想不起他爸还有什么，就紧急抬起头来朝树的四周求援，我小姐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了。 你爸讨厌！你爸一天贼头賊脑往炮群靠像个狗特务！你爸一天洗三遍脸还抹雪花膏像个大姑娘！你爸平时见人直农头像个大刀螂！你爸…… 我小姐一口气你爸你爸地不喘气差点憋过去。你爸才讨厌呢！安然好不容易捕着空，也学我的小姐一口气历数我爸的讨厌。 你爸没文化！老念错别字，把臀部说成殿部，把炎黄子孙念成淡黄子孙！你爸还管我爸叫老欧！你爸还把打桥牌说打扑克！ 我们刚才说人家爸说了点啥？看人家安然说的，一下子就把我爸说得一钱不值！我们吊在桃树上的七个，气得一塌糊涂，我小哥开始不讲理了，安屎安屁地乱叫。 还是我大姐行，她爬得最高，眼界也最卨，她学着我母亲的腔调，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你爸才真正的讨厌呢！你们想，世界上还有比右派更讨厌的人吗？！ 母亲在门口叫我们，说再不进家该招蚊子啦。我们从树上蹿下来，尖叫着往家跑，剩下安然安诺姊妹俩吊在桃树上抽着膀子哭，二姐停下脚似乎有些不忍，大姐拉了她一把，说，活该！谁让她爸是右派！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你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吗？母亲眼皮子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父亲又说，找出来看看。母亲撩起眼皮，问，淮看？父亲挺了挺胸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看！母亲一下子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惊小怪地咋呼，你？你看《红楼梦》？！ 也难怪我母亲这副样子，我父亲向来是不大理睬这些带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的，用他的话说那都是扯淡，是那帮子人吃饱了饭没事干闲撑出来的胡说八道。父亲还说，我最赞成把这帮子这家那家的家伙们打发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地里干上一天的活，回来累他个半死，看他们还胡说八道不！ 这样的父亲，突然想起《红楼梦》来，母亲的大惊小怪是不足为奇的。只不过母亲不知道，那一段时期，伟大领袖提倡领导干部看《红楼梦》，而且明确告诉他们，不止要看一遍，要看三遍四遍才行。 这样写我父亲，你千万别误会我父亲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堆的书可不老少，除了红头文件这材料那通知外，还真有不少大部头的精装书。不要说马恩列斯毛这些伟人的选集是案头必备的书籍了，就连《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一看书名就让人肃然起敬的书，我父亲的桌子上书柜里都有。你别以为我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摆上这些大部头书是充充样子，他是真看，真的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拜读。那一本本书上用红蓝铅笔画上的长长短短的条条杠杠，就足以说明他的认真程度了。 父亲看书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他讲话作报告时，随时随地可以大段大段地援引伟大导师们的原著原话，那些新鲜的原汁原味的具有明显的倒装语式的句子把台下的人听得一愣一傍的。我父亲甚至还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谁谁谁著作中的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甚至第几行，台下听我父亲报告而不五体投地的人，简直太少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讲话作报告时语言的生动和风趣。他的被我的表姐们听起来侉里侉气的口音却正顺了台下大部分农村入伍的干部战士们的耳。他的那些家乡方言土语，那些农村田间炕头很流行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很能打动台下大部分人的心并令他们心领神会，开怀大笑。就连父亲嘴里的错字白字，他们听起来也觉得有滋有味，因为平时他们也这样说错念白乃至固执地认为这些字就该这么说这样念，正确读音反而令他们耳生反感，认为你在咬文嚼字卖弄学问。因此，要塞的干部战士们凡是听过我父亲的讲话和报告的，普遍地认为我父亲有水平，而且水平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父亲在解释一种理论或一个道理时，比我的那些在讲台上拿着一根棍子乱敲乱吼的老师们可强多了。有一阵子，我老听人家说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我不明白就问父亲形而上学到底是个啥意思。父亲想了想，弯下腰拍着我的脑袋说，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叫形儿的小孩去上学，老师教了他齐步走，以后他就再也不踏步和跑步了，你说这个形儿呆不呆？我马上点头说，呆！呆！这样，我就把形而上学在我那种年龄层次上摘明白了。 父亲开始看《红楼梦》了。父亲把竖版的泛了黄的《红楼梦》一般都是打开在某个看到的那一页上，然后又反扣在枕头旁边。父亲从不把《红楼梦》拿到他的办公桌上，我理解大概父亲认为曹雪芹不配上他的办公桌，因为曹的级别不够，没有资格跟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们共聚一堂。父亲从不用正儿八经的时间看《红楼梦》，只在晚上洗揪后换上睡衣睡裤钻进被窝临睡前那一段时间里强打起精神看上几眼。父亲对大观园里那些男男女女无聊透顶的剥削阶级生活实在提不起精神来，往往看不到两页，就打起欢快的呼噜来了。 母亲对父亲看《红楼梦》时的进展感到吃惊，她问父亲，你是不是看竖版书很费劲呀？怎么能看得这么慢？父亲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点：看着看着老里行，前言不搭后语的。母亲就说，你的眼睛让大块头的红头文件给惯坏了！母亲找来我们上学用的一把木尺，交给父亲，提示他用木尺梧住后边一行，一行一行往后挪。 那阵子我大概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已经开始对语文课感兴趣了，课本上那有限的几篇课文实在不过我的瘾，我就把我哥哥姐姐们各个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本看了个遍。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看？我有一次尤意识看到：父亲枕边的《红楼梦》，好奇地看了几眼，但从此就再也拔不下眼来了，偷偷地看上了瘾。有一天在早饭桌上，我父亲问我母亲，哎，你说，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玉，这不是扯淡吗？母亲张了张嘴，觉得父亲的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没法子跟他探讨这类问题，母亲叹了口气不予回答。 此刻的我正背着书包要走，听见父亲的问话，又没听见母亲的回答，就情不自禁地停下脚，向父亲卖弄起来。我说，爸，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贾宝玉贾宝玉的？ 我母亲显然是吃了一惊，她姥异地别过头来望着我，问，你看《红楼梦》了？我吓得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因为母亲对这类毒草书一般都藏得很严，不让我们接触中毒，我是偷偷在看。我母亲又疑惑地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硬着头皮回答，马马虎虎吧！就拉开门―溜烟跑掉了。 我母亲对我偷看**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也就心照不宣地比较公开了这种偷看。放了学，我哪也不去直奔家门，溜进父母的卧室，拉过《红楼梦》，把父亲看到的地方先做个记号，然后就趴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如果听到脚步声，我还要把书放回原处跑到桌子前拉开抽屉装出找东西的样子。 问题是，我父亲看书看得太慢了，我都看完了第一遍又翻过头来看第二遍然后再翻看我喜欢的章节看第三遍，就这样父亲一本书还是看不完。我跟父亲像龟兔赛跑，只不过这次是乌龟睡过去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催父亲，爸，你快点看，要不我老看不上第二本。父亲满脸堆笑，满口笑应，可就是不见乌龟快动。我就对父亲发脾气警告说，你再不看快点，我就偷着吃盐啦！自从我得了肾炎，父母一直让我吃清淡的饭菜忌口太咸。父亲在我的威胁下，甩掉了母亲的木尺，先是一目十行，到后来就百米跨栏一般，连蹦带海抛过去了。 我在看完了全本《红楼梦》后，实在想对人倾诉一番，而这个人又必须是也看过《红楼梦》的，我就只有斗胆找我的父母了。 我把时间选在军营里媳灯号响过，再过十分钟发电厂就要停止供电的时候。我跑进父母的卧室，母亲已经进了被子里，父亲在地下找着什么。 妈，晴雯死得实在太可怜了！她的哥哥嫂子实在是太坏了！我倚在门边这样开头。 还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就惊奇地停下手里的动作望着我说，哎，晴雯最后不是嫁给了那个姓蒋的戏子了吗？怎么死了？ 这大概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没好好听**的话，糊弄了他老人家。他只看了一遍《红楼梦》，而且看得极不认真，极敷衍了事。 看完《红楼梦》后，我的作文的想像力和表述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我的一篇题目叫《海上落日》的记叙文甚至还被编入了省里的小学生作文选。母亲对此大概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我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种坐在家里写书的作家。虽然我父亲看不起作家，但我母亲崇拜他们，敬仰他们。母亲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誉：开放她珍藏着的“毒库”——母亲有一箱子那时还被称作“毒草”的书——我在里边自由地呼吸。 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放了学，我在外边一分钟也不想多呆，飞跑到家，抱起一本“毒草”，或躺在我的单人床上，或到院子里那棵老桃树上找个舒服的位置靠上去，跟着那些封资修的代言人们，满世界乱跑，在世纪的公园里上蹿下跳。 那张照片，就是我在看完苏联伟大的作家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后发现的。 我看完最后一页，轻轻合上，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的滋味在流窜。我试着猜，这种滋味大概就叫惆怅吧？那时，我还不太容易接受文艺作品中这类性格、人品和行为都比较复杂的人物。对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我说不上是喜欢还是厌恶；对她的悲剧，我也说不好应该拍手称快还是捉腕叹息。我感情复杂地把这本用牛皮纸包着的散发着樟脑球清香的《安娜卡列尼娜》抱在怀中，想象着安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感到这本书不像其他书一样有插页，它一张插页也没有。我想，哪怕有一张安娜的侧面画呢，也好让我看看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这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书的封面。是啊，封面上会不会有呢？于是，就在我拆开牛皮纸的包面时，那张照片掉了出来。 这是一张四英寸的黑白照，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相纸也像这本藏书一样泛着一种古典的黄色。我在看到这张照片的一瞬间，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切问题都不在我的话下了，我脑子里惟一的一个念头就是：他是淮？ 这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的半身照。头发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脸上认真地拘束着，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信任他的好感。问题是，他的那件西服和脖子上的领带！我大概是被这两样东西吓住了。 那个年代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对西服的误解相当的深，在我们看过的有限的几部故事片里，穿西服的一般都不是好东西。即便是好人，在他穿西服出现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某个需要乔装打扮的比较危险的任务。我们那时对西服没有好感，甚至在潜意识中还存有几 这箱书是母亲的，好像是母亲作为嫁妆一起带过来的，那么，这个男人一定也是作为母亲的陪嫁一起进了我们的家门。可这个男人是谁，是我母亲的什么人？ 我无意地翻过照片来，照片背面把我吓了更大的一跳，因为上边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外文。我当然一个也不认识，但底下那行阿拉伯字码写的年月我可认得：“1947.6”。我的天啊！这不是解放前吗？ 解放前，外国字，穿西装的男人。我头上有汗在慢慢地渗出，我感到我四肢在发凉，那一刻我的心跳简直就没有了。一大堆的不幸铺天盖地地向我硒来，我甚至都想到了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外国字是指示我母亲潜伏下来的命令，这张照片的男人是跟我母亲接头的男特务。 我一下子从我的单人床上蹦下来，我想把这张照片藏起来，我不能没有母亲！如果真没有母亲那我可就完蛋了，在学校就别想再抬起头来了！ 我先把照片压在褥了“底下，觉得不行，又掖到大衣柜后边的墙缝里，还不放心，我就钻进床底，把那西装男人塞进了我上体育课穿的散宥一股难闻的味道的白球鞋里。 饭桌上，我的母亲不知在跟哪个哥哥生气，脸拉得老长，我越看她这个样子觉得她越像个因接不上头而焦躁不安的女特务。我心里那种绝望、痛苦和恐庹，简直要把我压疯了。 我一个人实在承担不了这样巨大的灾难，我想我应该向淮报告，于是，我又钻进床底下，把那只臭球鞋拖出来，取出那个西装男人，郑重地交给了我父亲。 午睡的时候我躺在我的单人床上，耳朵却支起来听着我父母房间的动静。我等啊等，等啊等……啊，终于有了。我一跃而起，赤着脚溜到父母卧室门口，把耳朵贴上去偷听。 我说过了，这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母亲的声音。同学？一般同学送什么照片？你那么多同学怎么就单单他送给你照片？父亲的声音，咄咄逼着我母亲。 你真狭隘！一个男同学送的一张照片你也这样，再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甚至连汄识也不认识。母亲的声音。 你跟我谈的时候可没提过他，你说你没谈过恋爱。父亲的声音，越趣像个农民。 我是没谈过恋爱！我有什么必要骗你，我嫁不掉吗？当初是我硬追着你要嫁给你的吗？母亲的声音，开始翻箱倒柜了。 没谈过恋爱？那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父亲的声音，车轱辘话又转到了照片上。 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没上过学，你根本不知道同学是怎么回事！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哼！父亲的冷笑声，我是没上学，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洋学生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你真无聊！母亲开始动怒了。 好，我无聊。我无聊。那我问你，这后边写的什么字？ 英文。 我知道这是英文！我问你写的什么？送给密司安留念。 密司安？父亲的山东腔把这个文明的称呼说得怪腔怪调，非常可笑，什么意思？父亲又问。 屋里“咣”的一声巨响，我猜想是母亲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扫翻在地上，接着是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骤响：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母亲喊安小姐的时候，声音愈来愈低沉，愈来愈嘶哑，愈来愈悲愤，愈来愈凄然，最后，竞带了哽咽。 母亲大声喊安小姐的时候，我分明是感到母亲在喊她自己，喊那个二十年前在青岛街头漫步的穿着碎花旗袍的年轻的她自己。密司安！安小姐！母亲的声音穿透了二十年的时空，把那个已走得好远好远的安小姐又叫得回过头来，她冲着泪流满面的正在衰老的母亲璀瑰地一笑，那笑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切又感伤，令母亲痛彻心肺！ 门被突然打开，我差点栽了进去；跟我一起趔趄的楚我的几个哥哥和姐姐，他们不知是什么时候跑过来的。滚！父亲对着我们大吼，都给我滚出去！那天晚上，小招待餐厅里有上边来的客人，陪客的父亲竟喝得酩酊大醉。他被人架回来时，浑身的筋像被抽去了似的。他的军装上吐得斑斑点点的，老远就闻得到他身上的酒气。他喊着冷，冷，我冷啊……嘴里的黏液怎么也吐不干净。 母亲送走客人，回到父亲身边，用冷毛巾给他措脸。父亲让凉气一激，睁开了眼，认出了母亲。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叫着母亲的名字，说，安杰呀，安杰！你，你，你对不起我！我对你这么好……好，你还藏着别人……人的照片，你说……说……你对……对得起我吗？ 你说父亲说醉话吧，他说得条理清楚，事情明白；你说他没醉吧，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着我母亲，数落着我母亲的不是。 想……想当年，追我的女……女……女青年多……多的是，我全……全没看！！就看上了你……你，我想，你……年纪轻轻，一定单……单纯，嘁！单纯个屁！小小的年纪，就……就知道收男人的。 白炽灯下，我母亲的脸色惨白，拿着毛巾的手气得发抖。我望着那条发抖的毛巾偷偷地想，爸爸他也只能借着酒劲才能收拾住妈妈。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父亲难得在家。那天他的兴致极好，见我们正围在案板前包饺子，就挽起袖子一起干开了。 门被小哥撺开，被他同时撺开的，还有一扇看不见的灾难之门。 跟在小哥身后的人，我们没见过，但我们又分明都认识他，那张国字形的脸，还有我父亲家祖传的特有的鼻子：高挺的鼻梁上方那明显的凸突。 他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一身农村自家织的黑不黑灰不灰的粗布衣裤；高髙的个头，有一张同影集里我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的清癯的国字脸，留着一种剃头刀子剃到头顶时戛然而止的头发，我们笑称“锅盖头”。他站在我小哥身后，像个走错了门的不速之客，脸上被血充得红彤彤汗津津的。他立在那儿，一双方口的很笨很拙的布鞋拘谨地行在一起。那种姿势，令他有随时倒下去的危险。我的怜悯之情大概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 我的父亲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拃着两只沾着白面的手，疑惑地问：你找谁？ 那农村青年上下嘴唇翕动着，努力了几次也没发出音来，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他哽咽着，费劲地叫出了一声“爹！” 我父亲的两只眼睛马上就骇得圆住了。他惊慌失措地望了望站的站坐的坐的我们，又望着那喊他“爹”的农村青年，嘶哑着声音又问，你叫谁？叫谁爹？ 那清癯的国字脸上的泪珠越滚越多，他突然蹲下身于，双手捂住锅盖头，又大着声哽咽了句“爹！” “啪”的一声脆响，我急忙转过头去，见我母亲把手里的擀面杖往案板上一丢，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一脚踢开凳子，向她的卧室走去。房门在她身后轰然震响，吓了我们一跳。 我父亲看了看蹲在地下哭泣的农村青年，又看了看惊骇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掩饰地拍了拍手，也很快地钻进了卧室。 我的姐姐和哥哥们气愤地盯住地下这个抱头而泣的蹲着的人，我的小哥甚至还用回力球鞋踢了踢那双又笨又拙的黑袓布鞋，恶声恶气地说，你来干吗？你滚！你滚！ 我二姐大声制止了小哥，厌恶地望了望地下这黑糊糊的一团，—甩头说，走！我们走！率先离开了饭厅。 我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太对劲，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被揪得一扯一扯的痛。那时，我看了我母亲箱子里的许多“毒草”，那些中国的外国的小说中好像也有类似的情景：一个被欺辱的小人物的眼泪和痛苫。我下意识地跑进卫生间，从铁丝上抽下一条洗脸毛巾，跑到那人的身边，用手捅了捅他。我说，哎，别哭了，那，给你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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