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谦
大年初五的早晨，我被一阵猛烈的炮声惊醒。翻个身继续昏睡，朦胧中回到小时候，父亲带着我放开门炮。红对联，大雪天，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满天缤纷的炮屑，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看见父亲在灯下读书，在窗前吟诗，在伏案练习书法，在弯腰扫地、在种大葱收玉米……忽然想到年前母亲叫我买冥币，我没买到，进而年三十没有烧纸，心中十分惭愧。
父亲去世三十年了，我时常想念他。早想写篇纪念他的文字，多次欲提笔，又始终没有动笔，总觉得不能准确地描述，完整地概括他的一生。
作者父亲王文章
父亲王文章，1923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热寺湾乡一个农民家庭。爷爷姊妹十个，弟兄五个，排行老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姊妹九个，弟兄四个，男孩儿里排行老三。父亲小时上过几年冬学，12岁参加儿童团，任王家沟村童团团长，组织儿童团员唱歌、操练、刷标语、送信件，动员妇女做军装，协助政府收公粮……整天忙于革命工作。爷爷担心他不好好务农，成为一个干不了农活的“二流子”，少年的他不顾爷爷反对毅然参加革命，14岁入团，15岁入党，过上了腥风血雨的造反生活。他先在子长县杨家园子区和延川县永坪游击队工作，后到安定县政府民政科工作。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主要带民工抬担架、送粮草。1949年，随着关中解放，他随解放军到了宝鸡市扶风县，30来岁就当了县长、县委书记。后来由于文化水平低、性格耿直和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父亲没有大的发展，临终享受地市级待遇，老红军称号，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我对父亲的记忆，大概从四岁开始。那一年冬天，他去郑州炮校学习，临走的时候把我抱起来举得很高亲了又亲，才乘车离去。回来时，他给我买了一双棕色的小皮鞋。因为这双皮鞋比较时尚出众，小伙伴们叫了我一阵儿“小地主”。
父亲是很爱我的。或许因为我是长子，或许是因为在我出生之前父亲曾有几个男孩儿都没有成活，而我是他将近40岁才有的男孩儿吧？
我四岁时得了传染性肝炎，在厂里的职工医院住院。我记得一直是父亲陪着我，他每天早上带我散步，跑步，吃完早饭才去上班。每次打针时他都鼓励我要勇敢，要向解放军学习。他鼓励我说：“男子汉，不怕疼，不能哭！”
由于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父亲就一直偏向我。每次吃水果糖，家里一人一块，我的很快就嚼完了。父亲总是抿着吃，看我吃完了，就把自己嘴里的糖块儿吐出来给我。小时候，家里每月开一次家庭会，父亲总会表扬我勤快，听话，然后把蛋糕或点心多给我分一些。
文革动乱时期，父亲所在的工厂两派武斗，打得很厉害，动用了迫击炮。父亲因为是“走资派”，是被整治对象，就逃了出去。当时家里三代同堂，十口人，如果同时逃跑，恐怕目标太大，所以就只带了我一个人。记得我们第一天晚上天黑出发，蹚过灞河，夜里11点逃到西安纺织城一个父亲单位同事的家里。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准备逃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扶风县。可火车从西安站出发，走到三桥就不走了。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们坐在闷热的绿皮车上等了半天。后来听说陇海线已经中断，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到在咸阳毛纺厂当党委书记的堂伯家里。没想到，到了堂伯家，他也被打倒了，而且他正在家里用旧报纸为自己糊高帽子，准备第二天接受批斗。我们一看不妙，又返回西安，到一个在东方厂子弟中学当老师的表哥那里落脚。学校当时已停课，我们就住在空出的教室里，吃学校灶上的大锅饭。我记得天天是土豆、豆腐烩面片，但我吃得很香，总觉得吃不饱，从此留下了非要吃饱喝涨的毛病。
三世同堂：二排右二为父亲，三排右三为作者
父亲一生很爱学习，也很重视我的学习。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每天晚上给我念小说，还为我订了儿童画报。记得父亲给我读过《三辈儿》《半夜鸡叫》《三里湾》等小说，我常常听得热泪盈眶，时而为书中人物坎坷的命运而激动，时而为穷人的不幸而愤愤不平……
我受益最大的是，在逃难的路上父亲教我背诵“九九表”，就是乘法口诀表。那时我已七岁，但错过了上学，连一年级的加减法都没有学，却提前预习了二年级的课程。这使我一到二年级，开始正式学习乘法时就立即明显比其他同学强很多，赢在了起跑线上。我还没上学时，家里有一盒识字卡片，大概有八九十个常用汉字。父亲手把手耐心教导，使我基本上学会了这些汉字的发音和写法。父亲还有一本《新华字典》，上面有很多文字和图案，也成了我的玩物，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绘画才能，应该归功于父亲给我订的儿童画报。画报的内容，主要是越南和美国打仗的故事。具体的记不清了，可那些美国人的坦克、飞机和那精美的军装，夸张的人物形象我都牢记在心，并用父亲买的石笔，在家里的水泥地上反复画了多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到夏天，吃过晚饭，父亲就会在院子里铺一张凉席，他盘腿坐在席子上给我们讲牛郎织女、梁山好汉的故事。为什么“李逵打死五只虎天下无名，武松打死一只虎天下闻名” ？原因是李逵是为母亲报仇，武松是为民除害！还讲了“周仓无智，扛刀一世”“若要强，扛起枪；强中强，进学堂”的道理……教育我讲真话、有良心、做好人！
父亲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五，但他个性倔强，为人正直，不惧强权，宁折不弯。50年代末，他在陕南一家冶金部所属的国有矿山工作，任矿党委组织部长、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因三年困难时期，矿党委书记经常用公家的设备到河南省换一些大米、白糖等生活用品给领导干部发放，父亲多次向矿党委书记提出中肯的意见，书记不但不听，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他，给他安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来上级来人调查，给父亲平了反，给书记进行了处分。
1962年，冶金部商南镍矿下马，父亲调到西安一家军工企业。文革开始后，父亲被免去职务，开除党籍，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还因为我和楼里的小孩儿打架，引起大人争吵，父亲被那小孩儿的爸爸叫了三四个人殴打。当时我在场，我看到父亲毫不畏惧，不屈不挠地和他们搏斗，一直到被人拉开。
父亲为什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原来是：1968年时，父亲在“学习班”（牛棚）学习，晚饭后大家都在宿舍学习“毛选”，旁边一个难友推他一下问：“你看到我的‘毛选’了没？”正在看书的父亲答没有。一会儿这个人在身子旁边铺的麦草中找到了“毛选”，父亲说：“你是蒙着毛巾找毛巾。”结果这个难友立即向领导报告，说父亲讲他是“骑着毛驴找毛驴”。一字之差，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父亲的陕西省总工会会员证
父亲性格倔强，宁折不弯。有一次厂里召开批判大会，造反派高喊“打倒王文章！”他接着喊：“王文章打不倒！”因此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文革后期，一天晚上父亲到当时红极一时的军代表、厂革委会主任家要求平反。当时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权力很大，父亲根红苗正，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也符合落实干部政策的条件，只要多说些好话，平反应该不难办到。可厂革命革委会主任在谈话时拍起了桌子，但他没想到父亲竟然敢把他家桌子掀翻。自然，后果是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又多戴了一段时间。
父亲在“牛棚”劳改期间，有两个外省来的外调人员来找他调查一位同志是否是假党员。父亲说：“这个人是共产党员，是经我介绍入党的”。调查人员说：“很多人都说他是假党员，就你一个人说他是真党员。”父亲说：“我说的你们不相信，那你们就把他枪毙了去，还找我来干什么？”结果就因为父亲的证明，这个同志的党籍被保住了。父亲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不昧良心，坚持实事求是，改变了一个同志，一家人和他背后几代人的命运。
父亲为人很善良。他只为大家的事儿和领导顶撞，却对普通工人很爱护。在工厂任基建处书记时，一次和车间主任一起下工地检查，那天天气很热，工人们都躲到树荫下坐着休息。主任一见这个情形就生气了，斥责道：“谁让你们停工的？赶紧干活儿去！”工人们吓得立马翻身起来。而父亲却说：“今天天气热，你们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多喝点儿水。”
父亲单位里有一个从河南招来的工人，家里五六个孩子，老婆没工作，生活比较困难，业余时间养了几只羊。厂领导很生气，勒令不许养，并让父亲做工作尽快处理羊只。父亲就给他老婆安排了正式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我们工厂位于西安东郊，离蓝田县、商洛地区比较近，那时经常有商洛地区和蓝田县的灾民，沿着长平公路到工厂家属区讨饭。同楼的大人和小孩见要饭的来了，都会赶紧跑回家关上大门，并且无论要饭的人怎么叫都不开门。我们姊妹几个有时也学着这样做，父亲就教育我们说，这样不对，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他不但经常给要饭的饭、水和干粮，甚至会要他们在我们家门口的楼道里住下，邻居给要饭的睡觉的地方泼凉水，父亲还给他们褥子、纸箱子。
有一回，一个年龄很大的要饭老汉，从国营食堂要到一大盆儿干净的，顾客刚买完没有顾上吃的甑糕，他自己舍不得吃，竟然给父亲送来了，令父亲感动不已。
中共国防工委干训班留影，二排左一为父亲
父亲很慈祥，可以说我小时候无论多调皮都没有挨过打。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与父亲在八仙桌喝茶拉话。我踩在几床被子上向床上跳，震得床板“咚咚”响。父亲批评我，这么大的人了还不懂事！我回嘴：“我才9岁！”逗得客人哈哈大笑。
父亲一生很好学。没事就看书、看报，听广播，后来也爱看电视。其实，他的第一学历只是五年冬学，也就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才上学，其他时间里参加农业劳动。因此，他加起来也就算上了二三年小学吧。可他始终好学，一有时间就看书，30多岁以后又从县委书记岗位上到西安脱产上了两年中央党校西北分校，才算有了初中学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扶风县当县长时，有人对他说，法门寺佛塔底下埋着释迦摩尼的佛指舍利，他不明白一个手指骨头有什么意义。退休后，他又上了老年大学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取得了大专学历。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歌，参与组织一些书画展览活动。父亲去世后，我整理遗物，看到父亲有很多的读书笔记、工作笔记和政治、文化、书法类书籍，还有一个中正牌的军用望远镜，记录了他的战斗生涯。这些精神遗产，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很顾家。他弟兄四个，大伯很年轻时因故去世，二伯幼年夭折，四叔44岁病故，五个姑姑先后出嫁附近农村。1960年，爷爷听说我这个男孩出生之后不久忽然因急病去世，奶奶此后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因此，父亲是他们家族的顶梁柱，承担了大家庭的所有重担。赡养双亲，养老送终；为大伯收尸，安葬；为四叔找学校、订婚、完婚、安排工作、成家立业；还从农村带出来了两个孤儿堂弟、堂妹，为他们安排上学安置工作。他时刻惦记着大家庭人们的生活与光景，甚至不忘照顾他一个没有后代的舅舅，并为我们姊妹七个的学习，成长操心……他66岁时不幸得了肝癌，几次住院，几多折磨，最后体重只有六七十斤，疼得时常大喊大叫，但他在弥留之际，还是想着子女，不忘“招呼”族人……
父亲是一个个子偏低，文化程度不高，身体不算强壮的男人。一个放羊娃，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大山，承担了一个家族的重担，闯出了一片天地，彻底改变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他少年参加革命，青年得志，中年失意，老年仍然努力奋斗。子长县出版的《瓦窑堡儿女》记载了他的事迹。他的勤奋学习，与人为善，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父亲很孝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在爷爷去世后将奶奶从陕北老家接到西安，西安虽然比延安暖和，但冬天没有暖气还是很冷的。住惯了火炕的奶奶觉得冷，父亲就请人在家里厨房给奶奶盘了一个火炕，后来文革中因为火炕问题父亲被加了一条“蜕化变质分子”的罪名。
商南镍矿文艺代表队合影，二排左一为父亲
父亲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弥留之际，人已经长期昏迷，可是他的意识稍微清醒一点时，就对我说：“我看到我孙子了，长得虎头虎脑的，你为什么不抱来叫我看看？”其实，那时我媳妇还没有怀孕，根本谈不上孙子。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媳妇和弟媳妇相继生了两个女儿，他老人家如果在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叹息？
父亲很爱孩子。文革时期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工资从120多元降到60元，那时家里十口人，加上母亲的工资，月收入100元，平均每个人10元生活费。一次，小弟弟见到别人吃柿子很馋，就捡了别人扔的柿子把把吃，父亲听说后流下了眼泪。
父亲住“牛棚”时，每天劳动强度很大，他已经将近五十岁了。有一次，我和弟弟遇见父亲在厂里的职工食堂吃饭，他就将省下的一个“油旋”饼子，给我和弟弟吃了。
父亲还很开朗幽默。在他人生最低潮时，我还经常能听到他的口哨声、哼歌声。他在砖厂劳动改造时，时常自嘲自己是“砖（专）员”。专员，是省级政府下面的一级行政单位的首脑，地市（专区）的行政一把手名称。他临终时享受地市级待遇，但实际离专员还是有一定差别。虽然他是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但他的思想观念，行为作风，宗教信仰，却还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忠厚的老百姓，他真是我们家庭的支柱，家族的栋梁……
我在父亲面前比较任性，我最后一次参加高考之后，因为考得不理想，心情不好，和父亲吵了嘴。随后我和同学去灞河玩，那天忽然下起瓢泼大雨，父亲冒雨去灞河边找我，淋雨后感冒发烧了。而我不知道这个事，回家后还是很久不和他说话。
父亲很公正。他一生为别人办了很多事，但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孩子去求人。小弟弟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我给父亲说，应该利用你的关系解决小弟弟的工作问题，父亲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到灞河挖沙子，咱家的也可以。”无奈，我托关系将小弟弟送到省自行车队。后来弟弟考上某民航技校，中间出了点问题，还是我和外公另找的关系。
父亲王文章肖像
而我最遗憾的是，在父亲命运低潮时期，由于自己不了解父亲，不理解父亲，在父亲和母亲为经济问题发生矛盾时，总是站在母亲的一方，对父亲说过不该说的话，伤害过父亲。这些年来我理解了他，却无法道歉，无法弥补，这个情结一直是我心中的痛，常年无法释怀……恳请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的过错，继续护佑我们子孙后代……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这副对联父亲生前经常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历
王谦，男，1960年7月28日出生，祖籍陕西子长，中国民盟盟员，大专学历，主任记者职称。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陕西分院理事，陕西汉唐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客座教授。
陕西科技报原执行总编，曾多次获得中央、省及行业新闻奖，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央、省市领导批示，发表新闻作品两百万字，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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