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剧场，活色生香。
清流一曲，源远流长。
青云直上，曲故情长。
十年一鉴，陕派飞扬。
「青楼」故事
青曲社
制造欢乐的相声江湖
木闻 原创
“青楼”，就是青曲社。
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说的。
穿过西安碑林，明城墙文昌门里的柏树林，很容易就能找到它。
青曲社班主苗阜在爆红之后说过，成立青曲社，没想着大红大紫，也没想以后怎么着，就想有个地方说相声。
正像演员郭达的最初印象，单从长相上去揣测，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苗阜。苗阜的身板看起来挺单薄，可一上舞台就换了个人。聚光灯下，说学逗唱，眉飞色舞。上到台上，就不想下来了。
苗阜喜欢舞台。伙伴们老说他“恨台”。他嘿嘿一乐，恨就恨吧，反正我就是为这舞台而生的。
如果不是他自己在书里写出来，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感觉还有特别之处：舞台上，我制造快乐并快乐着，内心有欢喜，却又有丝丝哀凉，又惬意又落寞。
1
「问题少年」
苗阜祖籍河南，生在陕西铜川，长在铜川。铜川产煤，当年只有两条马路，一马路和二马路，道旁的树上全是厚厚的黑煤粉。苗阜从小以为树叶就该是黑色的。
小时候的他，不爱说话。转了几所学校插班，都是不认识的同学。没了玩伴，写完作业，只能听广播看看电视。那时，收音机叫黑匣子，黑白电视机只有俩频道。小学二年级的一天，他从黑匣子里听了一段相声，是个老节目《反正话》。苗阜觉得挺有趣，听了一遍居然就记住了。
这是苗阜与相声的第一面。他七岁。
苗阜六岁在深圳
这时，他认识了后来的搭档，喵汪组合的王声。王声和苗阜是同乡，又同年。所以后来苗阜总说，一九八二年，铜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苗阜出生了，二是王声出生了。
不同的是，王声出名比他早。同为矿务局子弟学校的小学生，七岁的王声已经获得了陕西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的金奖。
苗阜继续跟着电视机学相声。他是借读生，人又腼腆，调皮的小伙伴们把他当女孩看，起了个外号“苗大妮儿”。
转眼上了初中，依旧腼腆的苗阜给女同桌送了一张磕磕巴巴写就的英文贺卡，结果被一帮少年在放学路上堵着揍。回想起来，那不过是情窦初开懵懵懂懂的时候。但在当时，“跟吃饭似的，中午一顿打，下午一顿打”，“得亏当时没有晚自习，要不然还有一顿‘夜宵’。”
校园暴力持续了一个月。有一回，正在挨打，那个女同桌哭着跑来劝架。那一刻，苗阜内心的自尊被激发，一个男孩要靠女生保护，太憋屈了。从小不爱说话，终于在那一刻爆发：我要报仇！早晚要报仇！
苗阜开始结交各路朋友，出入台球厅、录像厅、旱冰场，把父亲的香烟偷出来给新朋友抽，红塔山，阿诗玛，红山茶。很快，身边聚集了很多江湖朋友。他跟伙伴们一起看古惑仔，想象着自己叱咤风云，梦中变成一个江湖大佬。大家都愿意聚在他身边，嗯，认识苗阜，就有好烟抽。
没有人再敢欺负他。可伴随而来的是学业的懈怠。父母为此熬煎，百般劝诫，毫无效果。苗阜不以为然。叛逆的情绪在膨胀，他认为这才是成功了。三年初中，混沌而过。
好在母亲的一次谈话使他幡然醒悟。母亲说，人生的出路，都是自己走的，我们不给你过多规划，只希望你过得平安。
苗阜中学时期
苗阜开始发奋。他当了班长——初中混社会的好处，是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可惜学习成绩一时上不去，一直徘徊在前三名，倒数的。
十六岁那年，苗阜考上宝鸡铁路运输学校。宝鸡和铜川一样，河南人也多。一时离家的苗阜，自在逍遥。封闭的校园生活半军事化管理，苗阜喜欢上了音乐，搞了个电声乐队，每天都唱Beyond的《海阔天空》，两眼含泪，多愁善感。
2
铁路工人
苗阜上铁路运输学校的专业，叫“接触网”。通俗地说，就是“高速电力铁路上的那根电线”。开学第一天，老师说，你们今后就要跟高压打交道了。
苗阜以前听过的高压，就是高压锅，父亲老拿它给他炖鸡。老师说，炖什么鸡，高压不是高压锅，是二十七点五千伏的电压。
苗阜吓坏了，这么高的电压，我一个肉身，怎么去修理呢。
二〇〇一年，苗阜毕业，被分配到位于陕西富平县的梅家坪电力工区。他成了个铁路工人。
梅家坪在群山之间，周围是石渣厂、焦炭化工厂。苗阜看着大山，天怎么这么蓝，这辈子得在这儿奋斗了。
他在梅家坪待了八年。
铁路工人苗阜
刚去的时候，工区的水、电在一块，很快分出去一部分人员，到了第三年，只剩下十来个人。一下班，在当地成家的同事都走了，工区晚上只有几个人。电视没有台，手机没信号，一阵儿一阵儿的，得举着跑到山头上去。
苗阜凌晨五点就起来了，清扫了院子，看书。他从小就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传统文化、古典小说、相声剧本，还有老曲艺家的传记。大量阅读丰富了内心，也使他向往着山外的世界。
毕业那年，苗阜参加过一场演出，是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慰问铁路局。当然了，那时，他是台下的观众。工会主席认识苗阜，说，听说你在学校喜欢文艺，趁着实习期，来工会帮帮忙。苗阜当然乐意。
当时西安铁路局正在筹办艺术节，苗阜趁机给主席提出想搞个乐队，买些乐器设备。工会主席看了看他开列的器材单子，给了一张空白支票，说，没填数字，是怕预算不够，根据实际需要，你自己填。
这真是莫大的信任。苗阜又惊又喜。他和一帮同事鼓捣出一个乐队，又在工会主席看排练时，适时请求道，我个人喜好说相声、演小品，能不能再排个节目。主席说，那很好嘛，不过得是原创。苗阜第一次动手写起了作品。
二〇〇一年七月四日，苗阜登上了舞台。那一天，一场晚会他演了三个节目，两个小品、一首歌。从此，“苗半台”成了他的新外号。这个日子，苗阜以为是自己的吉日，后来青曲社开张，他也定的是这天。
铁路职工苗阜参加陕西省职工主题演讲比赛
世事福祸相依。艺术节晚会，苗阜的乐队一举成名，评委一致选择乐队参加颁奖演出，再演一次。
没想到，演砸了。
当大幕拉开，掌声响起，音响出状况了。只有苗阜的键盘出声，别的都不响了。大幕只好再合上。三次拉开，三次又合上，问题依旧。外请的吉他手爆发了，把吉他扔向了观众席。
这一下，苗阜算是彻底告别了铁路局的舞台。
可他不甘心。自从那天踏上舞台，苗阜就认定自己不能离开这方天地了。乐队搞不成了，还可以说相声啊。
3
电线杆上的相声梦
苗阜的父亲是厨师，人挺严肃的，不希望他去说相声。母亲也反对他搞文艺，最大的期望，是他在铁路上当个工长。
按说铁路的工作和相声毫不搭界，可相声梦一直在苗阜心底蠢蠢欲动。只要听说铁路局有文艺活动，他就请假打车赶去搬道具，天天在领导眼前晃。有一次，铁路局工会参与在西安一个大剧院的演出，有北京来的相声演员。苗阜激动得自告奋勇当剧务，负责拉幕，还台上台下到处忙活。工会负责文艺的一个领导觉得这孩子“特伶俐，有眼色”，也挺辛苦，就从自己劳务费里抽了一张五十元给他。
这是苗阜人生中第一笔演出费，也算是他在相声舞台上得到的第一次认可，尽管只是拉拉大幕。不知不觉，小时候埋下的那颗种子暗暗发了芽。
二〇〇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苗阜到陕西电视台参加一档节目《捧逗先锋》。一个白白净净戴眼镜的瘦小伙进来了。两人说着说着，说到一块了：都来自铜川，同一个小学。苗阜一拍大腿，你是王声！王声也指着他，你是苗阜！
就这么着，苗阜王声搭档说起了相声。
那时候，苗阜还是铁路局的电工，经常爬电线杆呢。有年冬天，他正在野外线杆上检修电路，王声来电话了，俩人聊着聊着，突然聊到不错的相声包袱。苗阜激动的，几下忙完了手里的活儿，急着要回西安和搭档“对活儿”。那天大雪纷飞，电线杆上都是冰溜子，苗阜手冻得裂口子。他下了班，脸都没洗净，坐着车就往西安奔。王声一见，好家伙，你咋成这样了！
当时苗阜在临潼住，每天上下班乘坐班车，一路听着大家说各种各样好玩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把好玩的句子都记到本上，积累着后来创作的素材，也积累着梦想。
二〇〇七年，青曲社成立。电线杆上的梦想实现了。
这话说起来简单轻松，个中滋味，酸甜苦辣，苗阜和他的小伙伴们甘苦自知，怕是不能像青曲社门联上说的那样，“一笑了之”。
苗阜是个吃过苦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六岁之前都没睡过床，一直睡沙发。踏踏实实躺在床上，是到宝鸡上学住了宿舍。
苗阜现在红了，是当红艺人，成了公众人物。可他心里清楚，苗阜你只是一个认真追梦认真生活的人。他朝着一个个梦想一步步走。实现一个，再往下一个梦想，紧走几步。
青曲社一度在粉巷，别人的茶楼里说相声。后来在柏树林，有了自己的茶楼。这里地理位置绝佳，南临文昌门，北望端履门，东边是下马陵董仲舒墓，对面名刹卧龙寺，背靠着博大的碑林。
青曲社在西安声名鹊起。开始，一周演两天。慢慢地，三天，五天，天天都演。又在尚勤路开了间剧场。
苗阜并不满足这些，他还想折腾点大的。比如在铁路工人文化宫演场相声，感谢铁路局组织的培养。他实现了。他又想在易俗社演一场，纪念陕派相声一代宗师张玉堂先生。这是场大规模的演出，又是在百年易俗社，他心里没底。
演出前晚，正在排练的一刻，苗阜感觉不好，一下昏倒了。连续多天的工作，终于累垮了他。躺在病床上，他心急如焚。这可咋整！一开始，还担心票房，现在票都卖得差不多了，不能演出？怎么交待！
打了一晚上药水。凌晨时分，苗阜迷糊着了。只听手机响了，是王声打来的。
苗阜以为他是来安慰他的，可他发现想多了。王声问了一句：晚上能演吗？
苗阜咬咬牙，能！
王声就把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观众很热情，演出很成功。苗阜在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到了后台，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一半是紧张，一半是体虚。
但这个晚上，他有两大收获，一是演出了作品《歪批山海经》，也就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满腹经纶》。另一个是，青曲社粉丝团体成立，叫响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青丝。
4
进京「赶考」
自从入了相声行，苗阜就梦想着在北京说一场相声。
相声起源于北京、发展于天津，对于相声演员来说，能到京津舞台上表演相声，是荣誉，也是考验。
有人说，这是痴人说梦。苗阜不信。老话不是说了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往往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想，有时候，就像推窗见景，瞬间眼前成真。
想好事，好事就来了。在易俗社举办演出后不久，北京电视台发来了邀请，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苗阜很兴奋，也很紧张。
这次，苗阜王声被安排最后一个出场。相声行里把这叫“攒底”，也就是压轴的。
可这是比赛，跟平时看演出大不一样。观众和评委经历了前面一个个节目的轮番轰炸，已经笑得差不多了。此时出场，挑战多多。
传说中的喵汪组合登场了。
前面那个节目得到了满堂彩，评委给出的分数相当高。苗王在后台备场，一听分数，对视一笑，一时释然。既然这已是开赛以来的最高分，再着急紧张也没用了，不如放下包袱，好好演就是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超越了前者，差几分就满分了。
苗阜是个有心人。之前，他特意找了摄影师，全程记录他们从准备到演出的过程。如今他常常回看，每每唏嘘不已。那是一段紧张兴奋喜悦感慨交织的美好时光。
青曲社在北京有了人气。他们在北京民族宫演出，去了好些位相声界的前辈。苗阜感谢贵人相助，也感谢粉丝的宠溺。
接着，他们又去上海演出。相声界有句老话：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走一砖。相声的很多包袱、笑料，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南方施展似乎有点困难。
结果是，上海人的笑声掌声也很热烈。苗阜有点糊涂了，不向南走一砖，这句老话，对还是不对？
他又想起行里一句老话：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好像是为了验证验证，青曲社去了济南。
没有悬念。笑声依旧。
苗阜想，大受欢迎，这说明什么？说明传统文化，终究有人愿意接受。相声，不仅使人得到欢乐，还能由此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
再下来的事，不是新闻了。苗阜王声参加了二〇一四年北京卫视春晚、央视元宵春晚、央视羊年春晚。从二〇一三年参加喜剧幽默大赛到登上春晚的舞台，青曲社用了两年时间。
多年积累，一夜蹿红。苗阜曾无数次梦想过这一天。他兴奋，快乐，可又忽地害怕起来。成名带来了好处和发展空间，但是“危险”也随之而来。
有记者问他，红了，现在心情如何？
苗阜说，不红是死，红，是生不如死。
陕西有句老话：人张没好事，狗狂挨砖头。张，陕西土话，就是张狂的意思。苗阜告诉自己，夹着尾巴做人吧。
他在青曲社挂出了四个字——居安思危。
5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多年以前，苗阜还有一丝争强好胜的心。自打一夜成名，他不这么想了。他开始念叨一句话，在青曲社开会这么说，给朋友这么说，对书里也这么写：“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苗阜这次想做的，是十二个字：发展陕西曲艺，中兴西北相声。踏踏实实，埋头干活，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为了相声曲艺。苗阜说，相声好了，我们大家就都好了。
爆红的青曲社在外地巡演，每次演出，苗阜都提出带一个当地演员。有人问，青曲社这么火，怎么不带你们青曲社的演员，多露露面，出来挣钱呢。
苗阜说，可以让社里所有人露面，也可以让所有人更好地发展。他反问，我们走的每一步，身后有没有相声界的支持？哪一次演出，不是所有同仁的帮助和加盟？苗阜亮明了态度——这是为相声负责。
有人不解。
苗阜说，也许我是对的，也许我是错的。但总得先去尝试。最起码，把心摆正了。
以前的好些年，苗阜也怕别人说。后来发现了，看得惯你的人，会捧你，会说你，会批评你；看不惯你的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何必把时间精力都浪费在这儿呢？
忽忽十年，十年一鉴。前路还长，正道沧桑。管他前路还有多少荆棘，管他前路还有多少迷茫。苗阜说，记着，还得有青曲百年。
老
先
生
老规矩熏出来的相声「活化石」
青曲社后台里，年轻人比老先生多。多少岁算老？拿九〇后来比，六七十就很老了。现在还天天晚上演出的，张长锁、张常泰、王长柱三位老先生，都是当年在相声园子里“熏”出来的。
青曲社张常泰、王长柱先生在表演相声
1
新社会的老规矩
看上去，最“老”的张长锁先生也就五十多的样子。其实他一九四七年生人，整七十了。一头黑发，满面红光。一口京腔，字正腔圆。
青曲社鹤翔、张长锁先生
张长锁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陕派相声一代宗师张玉堂先生。从小就泡在相声园子里长大的张长锁，十二岁就进了父亲任团长的西安市实验曲艺团当学员。那时当学员，不光学相声，还得一专多能，学乐器，三弦、二胡，啥都得会。还唱河南坠子。演出也不全是相声大会，所谓“花场”，单弦、魔术，穿插“花搭”着来。
那时，曲艺团说传统相声的节目很少，主要是“说新唱今”。有时搞相声专场，说英雄人物。张长锁登台说相声是十三岁那年。“第一场《牵牛记》，演英雄小八路。”演出不全在剧场里，常常去农村，慰问水利工地，去汉中，一走几个月。
张玉堂先生那时也说新相声。五十年代，张玉堂去朝鲜战场慰问，演的是《天兰路上走一趟》。
“马三爷看了本子，说，这没办法演啊，没包袱啊。他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你怎么演。我父亲就说，怎么进人物，怎么怎么使。马先生说，啊啊，明白了。实际上是怎么进人物。毕竟是老先生，一两句就沟通清楚了。”
马三爷就是马三立先生。张玉堂先生原来说评书，与说相声的马三立是一辈。后来，张玉堂改说相声，就比马三立低了一辈。
相声行规，儿不可拜父为师。张长锁打小学相声，后来才正式拜了连笑昆先生门下。
他弟弟张常泰也说相声，也是连笑昆先生徒弟。只不过，张常泰要比哥哥拜师早，要论起来，常泰是哥哥长锁的师兄。
青曲社张常泰先生、王长柱先生
张常泰先生的相貌不知哪点特别像哑剧演员王景愚，对，就是《吃鸡》那位——要是知道这个，那就暴露年龄了。
张常泰艺名张雅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生，“是新社会的人”。天津生，天津长。七岁到了西安。九岁学快板。十二岁去兰州曲艺团，跟连笑昆先生学相声，十四岁才回西安。
连笑昆先生（中）
“那时已是新社会，拜师学艺还是老规矩。早晨起来，扫地，倒尿盆，脸一洗，把昨天师父教的说一遍。一天就教十五句，得一字不落，一个字都不能念颠倒了。那时也没有词，师父嘴给你说，口传心授，你记住喽，第二天再给唱出来。
“我小时候经常挨打。师父拿着什么拿什么打，笤帚、板凳，头上都挨过疙瘩。记忆最深的？因为买锅盔挨了打。那是六二年，没吃的，人饿得不行。师父让我买锅盔，给两块钱，一块八一块，两毛钱搭了一小块，我给吃了。饿嘛。到家，他说多少钱？我说两块。他拿手掂了掂，不对吧，没给够吧。我说，真是两块。大冬天，他把大衣一穿，走，我跟你一块去。走了半截了，我说，师父，我给吃了，人家还搭了一小块。师父当时没吭声，回来了，来来，站这站这。
“我师父有个毛病，就是腿老哆嗦。他一发脾气，腿哆嗦更厉害了。我一见他哆嗦，我就哆嗦。他说了，来，站这。你吃我不反对，甚至你把它都吃了，我都不反对。我生气你在哪？我生气你在说瞎话！我们讲究最讨厌的就是说瞎话，人家本来给够了，你把那块吃了，你说实话不得了，还说给够了。噢，我领着你去，人家当面说给够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搁？！我怎么教育你的？不行！这你得记住喽！鸡毛掸子头上来三下！梆，梆，梆！
“我板凳也挨过，痰盂也挨过。冬天，下着雪，也在外头推（快板），就是敲板，一敲几个小时。（师父）他在屋里，我在屋外头，和他儿子连小林，我们不敲了，他听见没动静，出来就打。我师父连笑昆是个很严肃的人，平常不开玩笑，台上该怎么使活就怎么使活，台下不，台下严肃。”
比张长锁、张常泰小几岁的，是王长柱先生，一九五五年出生。他是张玉堂先生的大徒弟李天成的徒弟。要论起相声行的辈分，“张玉堂先生是我师爷，常泰我得叫二叔”。
青曲社王长柱先生
“我当时在三十中上学，舞蹈队的，形象不好，没演过好人，尽演了刘文彩的收租院、杨白劳里的黄世仁。十七岁那年，马季先生的相声《友谊颂》一出来，我和同学郑卫东，就是现在说陕西乱弹的郑卫东，两人在学校里说了。当时连站位都不对，量活的站逗活，逗活的站量活。可在学校反应不错。我老师有一次和我师父李天成开会，遇上了，说，我那有俩娃说相声，你给带带。我师父说，成啊，带来看看。就带我到了平安市场，一个小院子，我给老先生学了一段绕口令，就拜师了。当时我家住新城广场，每天去拉大幕。
“七四年毕业，照顾家里患病的大哥，我没上山下乡。七五年曲艺团招生，当时学相声的没几个，都说肯定有我，连着两榜都有我名字，到第三榜，没了。父亲说，你也这么大了，我没法养你了，你得自己想办法找工作，养活自己。我就去了铜川歌舞团演话剧。”
2
暂别相声
文革十年，老艺人被打倒，说不成相声，都当“运动员”了。张长锁记得，父亲张玉堂被扣上一堆“帽子”，“给老头戴的‘三反分子’、‘黑帮’，天天开会批判”。当时西安文艺界的“四小家”，曲艺团、文工队、越剧团、评剧团，好多老艺人都被关到胡家庙。张长锁那时也在曲艺团，跟着一起“沾光”。“我们老爷子，他一个好，没挨打！一手指头都没人动。”
再后来，曲艺团解散，演员们被分配到各地，干什么的都有。百货公司，卖茶叶的，卖糖的。张长锁到了药材公司。
张常泰当年没进曲艺团。他跟连笑昆先生在兰州学相声，一九六四年回了西安。按说他父亲是曲艺团团长，可“挺严格的，没把我搬进去”。
“刚回西安，国棉三厂来曲艺团，几个人学相声、快板，我给他教打板。熟了，说，你来我们厂吧。那时曲艺团学徒只拿十八块。我们厂一去就拿四十块二！我就进了三厂。六四年四月刚进去，社教了，又一年，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了！一下十几年没说相声。
“在厂里干嘛？一开始，织布车间加油工，后来保全工，啥都干过。很少上班，宣传队老找去演出，先演了三年戏，歌剧《沙家浜》，我演刘副官，又排话剧，都是样板戏。”
侯宝林先生有段相声《改行》，唱莲花落的抓鬏儿赵卖切糕，唱京戏的周信芳先生卖包子。
张常泰也改过行，他开过食堂卖饺子胡辣汤，还开过“拐的”，就是蹦蹦车。
“其实我本来想卖羊血。一大早，雇了个小伙计，骑着三轮车，买回来一大盆羊血。纺织城那会儿路不好，坑坑洼洼，一路颠回来，蹾成豆腐渣啦！给我气的，倒了倒了，改卖胡辣汤吧。
“头一天来个吃胡辣汤的，手拿四个馍，一碗辣子全给我夹完。好家伙！他喝碗胡辣汤，吃我一碗辣子，我真赔了。
“后来改卖饺子。一大早到中午没人啊，那炉子，一填二十块蜂窝煤，你想想，二十块蜂窝煤多少钱？旁边老头说，你这做生意都开玩笑呢。我说这哪是炉子，简直火车头，好家伙，一填二十块蜂窝煤，没人来，呼，完了。封火封火！不卖了！把煤一填，火一封。刚封上，来俩农民，来饺子！哎呀，来生意了，多少？三两！不卖！走！还不够我蜂窝煤钱呢。”
王长柱进了铜川歌舞团一年后，文革结束。他演了不少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还有《白卷先生》。他还是演“反面人物”，比如张铁生。
王长柱（后右）与姜昆（前左）、 李文华先生（前右）
王长柱与姜昆
到了一九七八年，歌舞团解散，改秦腔团。王长柱调到陕西省广播文工团，后来进了陕西电视台，干了四十年新闻。
3
久违的舞台
重返相声舞台，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忆及此时，张长锁说，就一个字，跑。全国各地跑，乌鲁木齐、哈尔滨、云南……
“以前演出都是按计划，慰问演出，售票的都少。一改革，放开了。八三年搞承包，主要针对市场，火呀。头一站，宝鸡、天水，场场满。后来到西宁，一天四场，一场票价八毛。结果副局长说，不能演了。刚端肉碗不让吃了，眼红了。
“那一趟走下来，一个人分了三千块钱，都是十块钱的票，一大捧。给裤衩缝个兜，塞满了。出门一个月，回家进屋先脱裤子。我媳妇说，你，你干嘛。我把钱掏出来，她傻眼了，这谁的钱！咱的！真是咱的？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一穴走下来，如果到了云贵川，那就都是万元户啦。
“五几年学徒时，一个月十八块钱，伙食费十二，给到手六块钱，就这六块钱，还都拿不到手，老爷子领了。没办法，家里孩子多啊。三年学徒，涨到二十四，第四年，三十二。到了要涨到四十五那年，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才能涨，闹的呀。这时候好了，让演出了。到成都演，一场补助原来三毛钱，负责的咬咬牙，从三毛涨到五块钱，一天四场，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挣了。”
张常泰也瞅准了这好时候，一九八四年，和郑文喜准备在西宁成立曲艺团。结果没办成。那时，西安曲艺团已经改成说唱艺术团了。
“我从三厂借调到说唱团说相声。工资是曲艺团付，工龄在三厂保留。中间又折腾了几次，一会不让借了，说要么调走，要么不给借，文化局不开证明了。九十年代初期，纺织行业还行吧，就又回厂待着。九三年又同意借了，又到说唱团。那时我已经转了劳保了，休病假，每个月拿劳保工资。到了九八年，五十啦，刚好赶上那一批，朱镕基搞纺织行业砸锭增效，我就退休了。
“这时候，也演出，也带几个学生。李小龙、金少辉，那时都十几岁，啥不懂，先教快板，后教相声，手把手教啊。一天几个小时，嘚啵嘚，光说不行，还教技术的东西，得表演。三年了，送武警文工团。
“八五年我们到天津演出，见了马三立先生。演出前两段，满场观众没一个人笑，也不撵你，也不说好，就脸定着看。马三立一看，这不行啊，这后面节目怎么演。第二个节目演完，马老上台啦，大家鼓掌，老先生挥手，大家坐，坐。这是西安曲艺团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咱们不要另眼看待，这里头有我的徒侄徒孙，有我的相好，都是我们的同仁，咱要一视相待。该笑，你们要笑啊！你听相声你不笑，你在这儿看什么。啊，该笑要笑，该怎么听还怎么听。咱们主要是学习，我也是学习。我就上台给咱们嘱咐嘱咐。前两段相声你看你们都不笑，要笑了啊！我现在给大家说一段。
“马老就说了这个粘牙的《找糖块》。下来就是我，我使《广告漫谈》，就不一样了。笑，鼓掌。下来就好演了。老头威望很高！一个礼拜包场全卖出去，天天满场。老头上去不说那些话，后头节目就没办法演。我沾光在马老讲了之后，一说就笑。”
王长柱（前中）与马三立先生（中右三），张常泰（后左一）、张长锁（后右二）
4
遗憾与传承
三位老先生中，张常泰最早来的青曲社，是在二〇〇八年三月。班主苗阜说，您来吧。张常泰说，我已经扔了多少年了，“他说来吧来吧”。来了，先说快板书。这是张常泰的本行。后来和郑小山先生俩人说相声，“我给他量活”。相声行当里，捧哏的叫量活，逗哏的叫使活。
“〇七年成立青曲社，当时在北关，观众只有十几个人。〇八年在福宝阁，每周五六七，只演三场。到〇九年就火了，星期四晚上也加上，天天满场。到年底，一到七都演了。一一年到柏树林，就很好了。柏树林一百三十个座，尚勤路能坐三百人。票都难搞，提前几天卖完。”
到了二〇〇九年，张长锁也来了。他也退休了，给鹤翔量活。
王长柱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九八六年以后再没说相声了，在陕西电视台做新闻几十年，灯光、摄像，拍专题片。到了二〇一二年，又开始把相声拾起来。他有二三十年没见张常泰了，还像以前那样，不按相声辈分喊“二叔”，而是自小喊的“二哥”，先说快板，又说相声。
记忆在一点点复苏，小时候学的那些功夫很快就捡起来了。说起这些，张常泰滔滔不绝。
“我今年都六十八了，明年六十九，等于七十了。说演就演，没有说再去练练。卡壳，忘词，没有，干一辈子了，都在脑子里。团里喊，二叔，今天来个快板书吧？行！就上去唱了。
“我的节目大部分都是贯儿，就是贯口。我善于使贯儿。一口气六分钟的贯儿，《广告漫谈》，八四年到青岛、哈尔滨演出，和郑小山就使这个。
“我学相声，第一块活《挖宝》，全是药名。你听好了：糜蛋白酶、胰蛋白酶、胰酶、胃酶、弹性酶、透明质酸酶、胆酶、核酶、肝素钠、胆膏、肝素、后叶针、胆固醇、脑磷脂、血原质、组织胺、维他蛋白乙、细胞色素丙、肝B12、胖得生眼药水、胆浸膏、脾浸膏、透析胆盐、心舒平、咳喘宁、消炎灵、百喘灵、尿崩灵、通血灵、合成牛黄、蛋白胨、猪皮明胶、血压平……胆红素、胆绿素、胆黄素、催产素、催乳素……你想，咱大老爷们，咋能知道这！
“像这些药，咱平常老百姓不知道啊，当时我拿着词都不知咋背，就得到药剂师那儿去问，专门去核对。你念一遍，人说，诶，这个药不对，应该是这个样。你要在台上说错了，台下大夫医生药剂师，啥人都有，说错了，人家要笑话。”
像这些经典的段子，现在网上都能看到视频听到音频。可王长柱说，可惜没留住的好东西更多。早年录音多，没录像，后来设备机器一改，老录音带子就没了。
年轻人似乎不也爱听这些“絮叨”。
苗阜记得，王声的师父，也是他的师叔郑文喜先生，每次演出，都是第一个到。从演出第一场开始一直盯到结束，这叫盯场。盯演出效果、观众反应、演员还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老爷子极其严厉，演员下了台都绕着他走。苗阜最初也一样，总觉得老爷子絮叨，不爱听他老人家讲。
郑文喜先生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个三观很正的老头，在他的世界里，除了对就是错，没有含含糊糊的中间。老爷子去世时六十多岁。
苗阜现在想想，才觉得后悔了。二十多岁不太理解的事，现在回味起来，猛一下就明白了。
好在传统一点点恢复。张常泰被称为相声“活化石”，提起“老规矩”，话就更多了。
“青曲社每年腊月二十三封箱，晚上演出之前祭祖。祭祖是按老规矩，仪式、议程，都和老规矩一样。过去我父亲领着我们做过。普通人祭灶，灶王爷一年了，要休息一天，我们文艺界也一样，干一年了，所有行头，醒木、扇子、大褂，都不动了，封箱，到来年初八才能动，叫开箱。
“祭祖是祭东方朔，上香，鞠躬，不兴磕头了，保佑兴隆，祈祝来年火穴大转，就是来年生意好吧。这天还有个年终总结，说说一年的不足，好的地方，再说来年我们的任务，从小剧场走向大剧场，从陕西走向全国，甚至出国。”
张常泰感到欣慰的，不仅是青曲社这个平台，让他们这些位老先生们在晚年也能重温旧时光，尤其是看到年轻人的成长。
“我年轻那会儿，在解放剧场，听梁新刚唱愚公移山，说有一个老头叫愚公，家住在那华北正当中……我在台下听，第二天就会唱了。六四年，那会儿的记忆力。今天跟他们年轻人比，体力脑力都跟不上了。这就叫一代更比一代强。”
青曲社青年相声演员木头、贺强在表演
新
生
代
从小卖蒸馍 啥事都经过
大学毕了业 专门学相声
老先生们在后台回忆着当年。年轻人进进出出，似听非听，闹成一片。张常泰先生说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挨打，不过是为了一小块锅盔。木头的笑声最大。正忙着直播的大秦撂了句——搁现在，不打师父，是给师父面子。九〇后贺强低着头，笑，一直没言语。忙着玩手机呢。
贺强是黑龙江人，个高一米八七，一副打篮球的好身板。二〇〇八年读完初中，他说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学相声。父母不是很支持，问，学相声，去哪学啊。
青曲社木头、贺强
贺强上网早查好了，就报考了天津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诵说专业。一考，考上了。他说了段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又说了段“报菜名”。
贺强的同学纪鸣亮是陕西人。毕业不久，纪鸣亮说，来青曲社试试吧。
那时青曲社已经吸纳了好多年轻人。很多都是大学毕业，专门来学相声，和原先的专业跨着界呢。
青曲社郑宏伟、大秦
青曲社纪鸣亮、马凯强
青曲社吕纳超、张再驰
青曲社胡钱强
青曲社马乐、陈建国
青曲社寇琦、任海峰
青曲社齐小沛、韩海亮
青曲社张艺博、马乐
青曲社王伟
二〇一三年，贺强进了青曲社。后来，和木头配合说相声。木头比贺强大几岁，低一厘米，壮了很多。木头逗哏，他自己的话：看着赖了吧唧。贺强捧哏，文质彬彬。两人往台上一站，有戏有冲突。
木头本名李伟。木头这名字从初中喊到现在了。这名好记。也有喊走嘴的，叫他石头，石头是电视台主持人，也胖乎乎的，确实有点像。木头就指指捯饬的发型，说，我不是石头，石头他没头发。
木头原来也不是说相声的，家里也不搞曲艺。他家老太太年轻那会儿是专业篮球运动员，后来分到西安西郊的大厂。那时文体不分家，在工会工作，经常组织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了海，在广州珠海一带，是最早的专业模特教练。
是不是这些个原因，木头七岁就在厂里登台，演了个小品，一下成名，也算是应了“出名要趁早”。
木头说自己“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他兴趣广泛，小时候喜欢捏面人，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证书呢。初中时，不上课，跑到树林里练武术，遇到个吹萨克斯的老教授。老先生见他机灵，指点他去音乐学院，结果专业课过了。木头开始敲鼓，学打击乐，玩地下摇滚，还组建过乐队。敲了几年，感觉学不到东西，一套架子鼓配起来得十好几万，玩不起了，就不上了。
他去了一所技校，干了两年体育老师，课外搞了个武术队，可给技校出名了。那几年，在西安西郊土门地区，他带着几十个孩子跑操，穿着练功服，参加公司的汇报表演，风头十足。
干了两年，又感觉没意思了，当过城管，还摆过地摊卖拖鞋，后来就到骡马市的夜店演出，庆典、明星见面会，都去主持。从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一年，算是见了世面，受了锻炼。
刚出道时，木头唱张信哲，后来变声了，又喜欢摇滚，“穿个大皮裤，汪峰啥样我啥样”，又唱李宗盛。
二〇一七年二月某晚。木头走出后台。平时他喜欢喝茶，也喜欢逛西仓档子
说相声，有点偶然。木头自小也喜欢相声，纯粹是玩。有一年，一个朋友说，咱俩一块搭个伴，学相声吧。他想，只要不离开舞台，干啥都行。
木头学相声其实没根基，唯一有点舞台经验，不怯场。二〇一一年，他进了青曲社，一个月就攒底了。
木头脑子活，把时尚的因素都加到包袱里，热热闹闹的，挺受年轻人喜欢。
青曲社木头、贺强
一开始，有的老先生并不乐意。“老先生们提出来过，比如到一些正式场合啊，外出演出啊，就不带我们玩。”
木头的师父是青曲社班主苗阜。苗阜教他，有的内容是好的，但有的不能那么用。比如你只知道把包袱开着，还得把包袱圆回来，什么时候往里“缝”。
这一个“缝”字，木头最初就听不懂。从小经过那么多事，在木头看来都不是难事。如今唯一费劲的，就是老先生们在后台说的行话。明明都是汉语，愣是不明白。他只能连蒙带猜。
老先生说了，你这个活啊，脖子太长。木头摸摸后脖颈子，脖子怎么了？
老先生又说，你这语言啊，还不够黏。木头一头雾水，什么是黏？
老先生又说了，想学活，得在园子里熏着。什么熏着？木头头一扭，我又不是腊肉，怎么个熏法？
老先生说，听吧，听多了自然就会了。
木头知道自己的长处，也深知弱点。基本功不扎实，这是短板。好像有些东西拿出来能唬人，你问基本功有多深，都没有。
他也知道，有下功夫的，比如师哥吕纳超，天天对着镜子练，相声说得真好。
相声演员的肚，就是杂货铺。木头相信自己的经历，总是有用的。
青曲社木头
为
什
么
是
青
曲
社
座无虚席，只等开场
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头一回听说西安有个青曲社时，苗阜还在铁路上当工人，业余时间说相声。姜昆很敏感，在网上看了苗阜的表演，又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道。第一印象，有些鱼龙混杂，但又感到“特点非常鲜明”。
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的直觉挺准的。“长期的小剧场表演和业余艺术团的活动，给苗阜奠定了一个非常轻松洒脱的表演基础。”
姜昆初见苗阜，是二〇一三年北京的相声喜剧幽默大赛。当年年底，苗阜王声参加了北京、天津多家电视台的春晚。很快，又登上了二〇一五年央视春晚。这对年轻人和他们的青曲社，一下红遍全国。
姜昆在苗阜所著的《苗语连珠》序言中问道：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地从小众艺术走到大众接受？
青曲社苗阜、王声
他的判断：这是他们相声作品生命力的支撑——既能看到传统的影子，又能感受到时代风尚。在同期的相声演员中，苗阜和青曲社，技高一筹，颇有新意，一点一滴，从量变到质变。
1
西安这片土地
游艺市场孕育了陕派相声
西安最早说相声的是张玉堂先生。一九三七年，张玉堂先生从天津来到西安。
张玉堂先生
抗战爆发前后，在西安当时的尚仁路，也就是今天解放路，有两处大众娱乐场所，一是国民市场，一是游艺市场。这两个地名现在都消失了。唯独留下另一个娱乐之地民乐园。三个市场当年连成一片，非常热闹。
市中心也有个市场，在钟楼东北，也就是今天钟楼和易俗社之间的那块地方，叫做平安市场。当年，平安市场三面临街，东边案板街，北边武庙街，也就是今天的西一路，有两个出入门楼，场内一座土木结构的戏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到夏天，易俗社在此露天演出。
平安市场与国民市场、游艺市场、民乐园一样，店铺、摊点聚堆，曲艺茶社很多，又有饮食小吃，吸引来客。据说每个市场当年每天出入聚集都有数千上万人。
当时，陇海铁路通车。南来北往，东西贯通，来自各地的文化交汇于此，使得西安这座千年古都一时繁华。当时的西安城，秦腔、京剧、晋剧、评剧，都在城市的西南演出。而相声、大鼓、评书、坠子等曲艺，也就是小戏班的演出，则在城市的东北一带，延伸到铁道以北的二马路。如果把前者称为高雅艺术，后者就是通俗艺术，接地气。这几个市场也就被称为西安的“天桥”，是西安曲艺杂耍的发祥地。
那时候，中原激战，各地跑来西安谋生的艺人很多，可谓七十二行，江湖乱道。最先在此地演出曲艺的，正是相声艺人张玉堂。张先生之兄张科兴，也在这里说书，他以说《三侠五义》名世，人称“说短打”。唱河南坠子的团体也很多，坠子艺人连同家眷有两百多人。张玉堂之子张长锁七十岁了，至今还能说出一串名字，刘家班的刘默含、刘喜林、刘宝林、刘风林、刘鸿林。
众多的艺人为西安带来了两个新的剧种。一九四九年之后，成立了西安市评剧团和西安市实验曲艺团。实验曲艺团首任团长正是张玉堂先生。建团时，老先生从游艺市场找人，把各个团的尖子抽起来，有四十多人。评剧团后来解散，曲艺团保留了，改名为说唱艺术图，至今仍在艺术舞台上活跃。
这些市场持续了三十余年，直至文革时期被切断。西安的“天桥”从此湮没无闻。近年来，城市拆迁改造力度加大，游艺市场等地高楼拔地而起，旧模样只留存在老照片里，而一个个名称，也终究成为老地图上的一处处遗痕。
但它毕竟存在了那么多年，有那么多在其中讨生活的老艺人，也有在那里留下了美好记忆的老观众。这些，和这块播撒曲艺种子、孕育曲艺人才的土地一样，没有改变。
2
老先生的魅力
戏如人生
张玉堂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不知道老先生当年初来乍到，老西安的观众们头一回听到相声，是个什么反应？我们只知道，张先生后来扎根西安，成为陕派相声的一代宗师。
张玉堂之子张常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相声是普通话，人人能听懂，语言又幽默，自然就接受了——和现在青曲社能火起来，本质一个样，都接地气，是相声的传统艺术魅力。
“我们从小在相声园子里熏着，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快板书、单弦、天津时调，各种曲艺，多了。现在的年轻人在学相声上，没有我们那时独特的条件。”
就拿说学逗唱的“说”字来说，发音得准，吐字清晰。王长柱记得当年张玉堂先生给他们学徒打基础，“一个字一个字‘掰’”。
老头那时真是严。我记得那个包袱：
——不论搞什么工作的，都得要学习。
——那您在学什么呢？
——我呀，正在学校呢。
——噢，你还念书呢。
——不，我在学、校。
——什么学校？
——就是学人家，嘿嘿，怎么‘笑’呢。
——哦，这么个“学笑”啊！
就这一段，最少练一个星期。
王长柱与侯宝林先生（中）、师父李天成先生（左）
王长柱说，现在有些相声演员，没那个基本功，真是不严。王长柱在陕西电视台工作了四十年，普通话“没有怪毛病，就是那时候老先生掰的”。比如现在有的播音员说“手指头”，zhǐ，都念成了第一声，手zhī头。“老先生可跟现在不一样，口传心授，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掰’过来。”
那时候练基本功，从“十三道辙”开始，“东、西、南、北、中、扭、捏、俏、佳、人、出、房、来”；还有“七小辙”，“吱儿、尖儿、笔儿、管儿、点儿、根儿、眼儿”。说相声发音要准确，这十三道辙、七小辙必须念准确。大舌头不行。一块拜师的一位同伴，说话老带口音，说不准，老先生也纠正，后来他自己个儿不好意思了，不来了。
还有绕口令，甭管多么饶舌，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每一个字，都得让观众能听清楚。
念错了怎么办？“也不惩罚，你这段就过—不—去！”张长锁、张常泰一齐说。
“现在教学生很费劲。”这是张常泰的感受。没有了从小学徒的过程，一旦染了一些习惯，就不好改了。更别说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快板书，不是背过词就行了。得理解，得表演，快板紧打慢唱，要说得抑扬顿挫。“不理解，没有内在的东西，说出来那是虚的。嘴上有，脸上、心里没有，不行。”
张常泰当即来了一段《鲁达除霸》。“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潞安府，鼓楼大街住在路西，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送号鲁刚奇，这位英雄自幼本是爱武的汉，可是硬的不怕软他还不欺。”
可惜，仅仅从上述这段文字，看不出什么。张常泰说，对喽，为啥说相声是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就这么回事，“你得演。”一段快板，搞清楚“气口”。一个成熟的段子，演十场二十场，根据观众的回馈，才能定下来。
几位老先生在青曲社后台候场，聊聊往事，也说说现在。人生如戏，生活就是舞台。
这一天，张常泰在后台说到当年演出提及“肾宝”，“身体好像被掏空”，观众一起说，年轻演员笑成一片。张常泰也不笑，接着说，说是说，我们不说它广告的原词，“汇仁肾宝”，我们不说。我们只说，“天天用肾宝，他好我也好。”对吧，肾宝有多少种，我们没说是哪种。
正忙着拿手机直播的大秦说，哟，懂行啊。
张常泰说，我们一般不使“荤”的，他又补一句，当然我们都知道。大秦还是垫了一句，暗荤。
王长柱说，像我们年纪大的，绝对不使。大秦不服了，我们年轻的也不使啊。
二〇一七年二月某晚。柏树林青曲社。演出开始前，大秦（左）开始拿手机直播
又说起门口那家小餐馆。王长柱说，他家烩饼真不错。张常泰说，什么不错，我刚去吃了，一碗绿豆芽，就没饼！下次你去我那儿，我给你做个烩饼。啥叫烩饼？首先要有红烧肉，洋柿子，黄花木耳豆腐干，青菜粉条绿豆芽，一样搁一点，你尝尝。
笑倒一片。几个年轻演员一个说，这是对口报菜名，另一个说，不，对口报烩饼。
张常泰有糖尿病，不能吃元宵、点心，可又馋这一口。木头出主意，二爷，元宵里不给您包糖，包个面疙瘩，里头一纸条，上写“甜”，另一个，“香”，再一个，“黑芝麻”。
青曲社的年轻人说起张常泰几位，言必称老先生。这是相声界的规矩，未先学艺，先学做人。
多年前，青曲社刚成立不久，郑文喜先生请假，说不能上台了，牙疼。苗阜他们还分析，是不是老爷子感觉在台上没有我们几个年轻人受欢迎，心里不大舒服还是怎么的。
独独没有想到老爷子病了。胰腺癌。
给老先生料理了后事，苗阜决定，每场演出都拿出钱来留给老先生老太太。只要青曲社还在，这些老人，就永远不能忘记。
苗阜说，现在自己作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将来。老先生们开创了这片沃土，得心存感激，感谢老先生们给我们教的这一身能耐。还有，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怎么对待老先生，孩子们以后也怎么对你。
苗阜与师父郑小山先生
摄于二〇一六年九月
3
新生代接纳的传统与创新
从京剧到B-BOX
从摇滚到喝茶
还有评书《金刚葫芦娃》
苗阜说的“孩子们”，是更年轻的相声人。当然，还有听相声的年轻人。
二〇一六年，姜昆在北京展览馆当了一回观众。青曲社全国巡演第六场。剧场座位两千七百个，座无虚席。观众几乎清一色年轻人。欢笑，掌声，尖叫，互动。姜昆看着看着，“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他当即萌生念头：这个世界将来是年轻人的，舞台是属于苗阜王声这样的新秀的。而“新一代观众的特点，他们所追求的剧场效果，跟传统艺术在剧场当中的反应，已有了截然不同的热点，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张常泰先生说，青曲社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年轻人在台上使新活分不开。青曲社好多年轻演员，大学毕业专门学相声，下功夫练新活。
尤其是年轻演员在相声里加入年轻人都喜欢的“新东西”。
木头和贺强在表演中常常使用B-Box，现场气氛热烈。以前玩摇滚的木头说，这只是新鲜的表现手法，不管怎么加进去，但构架还是相声的传统结构。木头以为，相声其实是最时尚的。他的理由很充分：当年相声段子里的京剧唱段，为什么那么多？因为那时京剧是最火最时尚的。
时尚的因素就看怎么“化”进传统里，与传统交融。
来看看下面这几行题目——
第七回
断如意惊慌恐怕原是梦
迷幻影水月镜花总成空
第九回
生死关降神兵凭寡敌众
阴阳剑施魔法以柔克刚
这说的是什么？恐怕有人会猜成是武侠小说吧。
错！
这是评书《金刚葫芦娃》！
本子是贺强他们几个年轻演员创作的。不信，请看这一回——
第八回
失耳目葫芦娃身陷囹圄
赴难关穿山甲被擒丧生
贺强二〇一五年冬天开始尝试说书，题材都是他这个年龄感兴趣或者小时候看过的：《海贼王》、《火影忍者》、《霍比特人》、《超体》……贺强说，评书不可能老说传统的，得有创新。题可以新，叙述手法还得是老经验。叙述不能过于偏执，尽可能把观点表达了，还得给人以空间。
刚开始说的时候，老先生也觉得新鲜，也会来听，还带着他孙子来听。
青曲社贺强
当年上学学相声时，贺强总想创作。老先生说，先得把传统琢磨透，你现在写出来的，那就不叫相声。如今，常常琢磨传统的贺强根据传统段子《生肖漫谈》创作了一个“聊星座”，都是红楼梦人物的星座，比如林黛玉，他认为是双鱼座，王熙凤，应该是狮子座。
贺强说，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现代是传统的衍生。不是只有老先生说传统好，年轻人也一样感觉到了。
木头以前“混江湖”，自从说了相声，喝茶，读书，开始接触传统文化，逢人必说传统之妙。
二〇一三年，有一次，木头和相声表演艺术家孟凡贵先生在陕西神木表演，他第一次在舞台上发现了自己的差距。过去，他是按电视娱乐节目那种调调主持，而“孟先生是说相声的传统风格，这一下就发现传统的东西还真好”。回来他就脱了韩版西服，撇了港台腔。
木头进青曲社六年，自谓是蜕变的过程，像一条蛇脱了一层皮，港台味少了，艺术性强了。
别看外表再怎么花俏，被子的面子再怎么换，里边不都得是棉花吗？木头问。
贺强也说，陕西，你不出去，觉得土，转一圈回来，觉得还是文化底蕴深厚。
4
「娘娘」班主的愿景
扛起大旗
「发展陕西曲艺，中兴西北相声」
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西安城墙东门、小东门一带，来了几个年轻人。环城公园里，豫剧班正上演，人来人往，一派世俗景象。那几个年轻人就站在路边说起相声来了。其中就有苗阜。这叫“撂地演出”。只是没有留下照片。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已经成立一年的青曲社，在西安开元商城门前的广场上，来了一场撂地义演。苗阜那时就下了决心，西安的乡党喜欢相声，我们就要在这块土地上说好相声。
二〇一三年初夏一天的雨夜，青曲社正在西安铁路局工人文化宫演出，停电了，舞台黑了，话筒没声了。苗阜和王声走进观众席。双手拢在嘴边说笑话，向观众解释道歉。一千多人没人起哄，而是打开手机灯光照亮。在这片特殊光亮的照射下，苗阜和王声继续表演。
散场时，苗阜带着几十位演员在大雨中一字排开，鞠躬送行。有观众过来给苗阜他们打伞，说，没事，我们都理解，下回我们还来。
顿时，苗阜觉得脸上的雨水怎么热热的。
现在青曲社火了。苗阜想，要是当年放弃了，今天又会在做什么？
经常有粉丝堵在后台门口要求合影。苗阜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有次照相，前后持续了五十多分钟。苗阜感觉比在台上还累，但他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越是这样，苗阜心头的压力就越大。忽忽十年，十年一鉴。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好几句古训：路漫漫，其修远……十年生死两茫茫……
他在考虑青曲社的明天。
苗阜自谓，他是介于老先生和年轻人之间的人物。作为一名新文艺工作者，他想要扛起“发展陕西曲艺，中兴西北相声”的大旗。他提出十六个字：请下神坛，融入生活，文化传承，科技分享。
他是把青曲社作为一个品牌来呵护。二〇一二年，青曲社行政与演出分开，演员不再兼任杂活，有专业的行政人员给演员减负。
更早的时候，二〇〇九年，他提出不写“水牌子”，也就是不做节目预告。按说曲艺节目，是角儿的艺术，写上角儿的名字，会吸引人来。苗阜提出不写。今晚谁演，不知道，都是青曲社在演。刚开始，确实有影响，掉座啊，但很快大家都尝到好处了，来，就是看青曲社，年轻演员也给捧起来了。“有的年轻演员的活，真牛。”
自二〇〇七年成立，青曲社尊师重道，一脉相承。“给大家铺道，让大家安心说相声。”这才有了青曲文化和陕派文化两大板块。苗阜说，青曲文化定位为新媒体传播平台。青曲社与百视通开通曲苑流觞，又与喜马拉雅开展战略合作，试水做了苗阜王声相声集，又搞了青曲茶馆和相声江湖，要“掀起相声的风浪”——“niāniá～风浪太大咧！”在喜马拉雅所有版块中，上线仅仅两个月，点击量达两千三百万，包年用户十五万，排名第一。
陕派文化，是做文化土壤的培育。陕西文化如此深厚，如何发扬光大？苗阜想把分散在各地的文化点滴，收拢一起，集中发力，正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还缺什么？
苗阜说，演出、推广、修炼内功，还差一块，最终得做教育，也就是文化传承。他希望陕派文化成为召唤大家的旗帜。“先明白了我是谁，再带动更多人来推广传承。”苗阜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可以走更快，一群人可以走更远。
他踌躇满志。似乎不再是个说相声的。就像他写书《苗语连珠》，不是说自传，而是讲好陕西故事。
他想起了青曲社筹划成立的时候，有种声音劝他，赶紧歇歇吧。陕西话说，精尻子撵狼，胆大不知羞。我都没弄起来，就你们这帮“小孩”，能把相声弄好？
苗阜不辩解，只用了一句陕西话来回应：能喝恶水的人，才能成事。恶水，陕西土话，就是泔水。
一个人安静的时候，苗阜回想这些年的经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他一笑：毁你、谤你、欺你、轻你，待他三五年，看他如何。
有个朋友说，每次看苗阜说话，都感觉他在吹牛，但可怕的是，他每次吹牛，最后都实现了。
苗阜就笑。哪有这么神。他不过是每次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当然不是一个亿那样的。他的远景很简单，就是四个字，青曲百年。中间要做很多事。那就一点点实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苗阜以为，这句古训该倒过来——独善其身则穷，兼济天下则达。
个中滋味，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自有品咂。
参考书目
《中国相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西安老故事》，西安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苗语连珠 苗阜讲故事》，三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照片来源
文中照片分别由
青曲社苗阜、王长柱、大秦、木头、贺强、灰灰提供
部分照片木闻摄
部分老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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